文化局副局长2年盗博物馆文物88件，东窗事发将38件字画烧成灰烬

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陈维成匆匆赶回福建。

他在厦门市博物馆召开会议，详细传达了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会议的精神，并且一再强调一定要重视文物的安全工作。

末了，他还提出要成立市文物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由自己担任组长。

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维成，分管博物馆、图书馆，人人都以为他是一位“鉴定行家”、“文物专家”，他还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在公开场合慷慨陈词，但无人知晓他虚伪面目之下的另一面。

他是一名文物大盗，自以为做得滴水不漏，却不知他此时已经一脚踩进了牢房里。

一、痴迷集邮的副局长

陈维成出生于1953年，当过兵。1977年恢复高考之时，他很幸运地考上厦门大学哲学系大专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厦门市文联，参加《厦门文学》的编辑工作。

那时候的陈维成年轻、有干劲、有文凭，是不可多得的青年人才，随即就被组织任命为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

刚刚上任的几年，他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的确做过不少实际工作。然而掌声和称赞并没有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他将党组织和人民的信任当成了满足自己私欲的权力。

他对于本职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好几次全市副局长以上干部的会议，给了他票他都不去。

他开始花心思搜集邮票还有名人字画，挟着皮包去集邮市场上转悠着，花大量时间去搜集邮品，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就不见他的人影，上班上到中途就莫名消失。

即便是在庄重、紧要的会议之上，都能看到他手捧着“邮票价格目录”一门心思地钻研。

盗取文物字画的根源，并非是因为他痴迷字画，想要据为己有。陈维成收集邮票时间一久，就渴望着能够搞到一些早期的珍品，他的岳父正好送给他一批字画，有朋友向他提出，可以用字画来交换邮品。

这一次成功的交易让他动了歪心思，邮票可以升值，名人字画不仅可以收藏升值，还可以拿来换邮票。

而且，以他现在的职位，盗取几幅字画，原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廉洁从政”的思想一旦开始松懈，歪门邪气就会乘虚而入。有了窃取珍贵字画的想法，陈维成就难以自拔，计划着怎么“触红线”、“走雷区”，开始找寻时机下手。

二、“鉴赏行家”竟是无耻大盗

这年夏天，陈维成来到了市图书馆视察。

图书馆的领导来向陈维成汇报工作，陈维成听得漫不经心，直到听到对方说：“新馆落成之后，我们已经把旧馆里面的线装书和一批古字画全部搬到新馆去了。”

“字画”两个字让陈维成精神一振，他笑着回答：“对对，就应该这样。这些古字画被虫蛀或者雨淋，就是一大损失，新馆当然是安全的。”

厦门夏天的天气潮湿闷热，纸质文物保存困难，馆领导将这项重要的工作汇报上来，见陈维成如此肯定工作，大受鼓舞。陈维成马上提出，想要去看一看库房，馆领导也未作他想，直接带着陈维成去见了几间书库，最后就来到了306室善本库房。

库房之中的字画珍品，馆领导还详细向陈维成介绍了一遍。

陈维成心情大好，还没等馆领导和管理员说完，就开始侃侃而谈。

他向来以“鉴赏行家”自居，现在忍不住卖弄起肚子里的存货，对运笔、用色、构图、用纸等等都说出了自己的见解，馆领导自然在一旁附和着，连连称赞陈维成眼光独到、涉猎甚广。

接连看了好几幅字画，陈维成显得有些疲劳了，他对馆领导说：“今天不早了，以后我有空了再来。”

本以为陈维成只是说一句客气话，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带着黑色的公文包来到了善本房。

管理人员看到副局长来了，自然是热情招待。

陈维成从公文包里面拿出了一本《中国美术人名大辞典》，和管理人员套近乎，说是今天有空，想要对照这本厚厚的辞书研究研究图书馆里的字画。

管理人员把所有的橱柜都打开了，将扇面、对联和条幅全都铺陈在桌面上，方便陈维成阅览。

这些年代久远的字画作品，有不少已经蒙上了薄薄的灰尘，有的还留下了水渍。陈维成看似专业地一一“品鉴”，管理员见他入了神，不好意思打扰，就跑出去给陈维成倒茶喝。

陈维成看人一走，马上就将相中的几幅画撕了下来，迅速装进了公文包里面。

第一次作案，陈维成还显得有点慌张，得了便宜后，见没人怀疑到他头上来，胆子就大了起来。

从1989年7月底开始到9月初，陈维成来了图书馆5次，每次都到善本库房“品鉴”字画。先后偷窃了26件扇面字画，8件条幅，3副对联，其中还有一副明代李辰的作品《枯木集禽扇面》，是国家二级文物，在当时价值6000元。

陈维成将这些字画拿到市场上，通过某书画社的字画贩子卖给了台湾的商人，得款2万多元。

陈维成刚刚开始盗窃的时候，尚且还有一些后怕，他精心计算着犯罪的成本和风险，最终认为如今他的官职是最佳的伪装道具，就算图书馆发现字画丢失，也不敢怀疑到自己的身上

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图书馆善本库之中的字画，而是寻找更多的机会，对更多的文物下手。

三、偷出经验贼瘾难戒

1990年5月30日上午，厦门市在市博物馆举行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座谈会。

10点多钟，纪念活动还在进行，陈维成就提前离开了会场，来到了博物馆的办公室。

刚刚调到厦门的博物馆副馆长正在准备向陈维成做工作报告，陈维成只说想要看一看这八卦楼。

图｜厦门鼓浪屿八卦楼

厦门博物馆在1983年3月成立，始建于1907年的鼓浪屿八卦楼为厦门市博物馆馆址，八卦楼的原主人是台湾富商林鹤寿，由美籍荷兰人郁约翰设计。

他和副馆长闲聊起来，从八卦楼的历史到设计，滔滔不绝地说着。此外，他还在话里话外还暗示副局长：文化局老局长快要离休了。副局长不知他卖的什么关子，隐约有种异样的感觉。

陈维成天南地北扯了半天，最后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想要去库房看看字画。副馆长说要陪同陈维成一起去，陈维成笑呵呵婉拒了，让他自己忙着工作。

副馆长见上级领导不领情，也不好在后面跟着。

陈维成一边在博物馆库房里面自言自语地品鉴字画，一边瞟着正在一旁工作的保管人员。

他看到了一段画家介绍：

王建章，字仲初，号砚墨居士。明代泉州人，笔力雄健，神韵悠然。

陈维成马上对王建章的字画提起了兴趣，叫来了保管员，拿出王建章的册页来看。他这次丝毫没有手软，在保管人员走开的瞬间迅速将相中的画从册页上撕下来，盗走了16页明代画家王建章的字画。

随即，他又看上了清代军机大臣左宗棠的一幅楷书楹联和清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一副尚未装裱的行书联。

他将这些统统塞进了公文包之中，身旁的保管人员丝毫不曾发现。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一直倡导“保护文物”的正面形象，麻痹了这些对他根本不熟悉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会对他有防心。

1990年12月，他刚刚提出要组建厦门市文物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就听说有一批书画无人认领，就放在郑成功纪念馆之中。

向他提到此事的人，本是想要陈维成能带头做好这批文物字画的修缮和保护工作，却不知自己又勾起了陈维成的贼瘾。

果然，隔天陈维成就赶到了郑成功纪念馆，说是要找这批还未整理的字画。

管理人员将陈维成带到了纪念馆4楼的杂物间之中，这里非常杂乱，有电线、废旧的展板、模型等。

陈维成倒是非常满意这种现状，越是混乱，他越是容易得手。

管理杂物间的管理员马上向陈维成介绍起这里的字画，陈维成一边看着，一边和管理人员闲谈，了解他的个人情况，还说要帮助他调换一个工作，改善改善生活。

副局长亲自来这杂物间查看字画已经是稀罕事了，没想到还关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管理人员对他的关怀很是感动，不仅给陈维成看了那批无人认领的字画，还将馆中整理的一个专门放字画的油纸箱拿出来，给陈维成欣赏。

这是陈维成在盗窃之前惯用的套路：取得保管人员的信任。保管人员特别容易被他的外在表现而欺骗，又慑于他的官职地位，自然对他毕恭毕敬，在他说自己想要一个人安静“研究”字画之时，尽量不做打扰。

图｜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陈维成一幅幅不厌其烦地看着，趁管理人员转过身忙碌的时候，赶紧抓起几件看上眼的字画，塞进了自己身边的旅行袋里面。

做完这些，陈维成又淡定地看了一圈，说了一声：“我想起来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拿水仙花，明天再来看。”说完，拎着旅行袋就走。

管理人员对副局长没有一丝戒心，更不会想到会有字画在他的随身旅行袋之中，还热情地和他道别。

陈维成带着一个黄色的旅行袋再次来看字画，这次他带走的字画更多。管理人员关上门送走陈维成之时，无意之中瞄了眼这黄色的旅行袋，他也看出那个袋子比陈维成来的时候稍微鼓了一些，但陈维成的演技太好了，他没有产生一丝警觉。

四、东窗事发烧毁字画

1991年1月3日，厦门博物馆考古管理部主任因为工作调动，对博物馆的文物进行了移交清点，没想到这一清点牵扯出了大案。

博物馆的38件馆藏书画竟然不翼而飞，博物馆工作人员都非常惊讶。因为博物馆从开馆以后，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只要是进库房参观，就必须经过馆长的同意，且不允许仅仅一个人进入，需要有人陪同。

从大门到库房，要经过9道门，尤其是库房铁门，有两把大锁，钥匙是由两个人分开保管的。“鼓浪屿好八连”一直在八卦楼附近巡查，从未懈怠。在如此严格的保护措施之下，盗贼毫无声息地盗取出这么多字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让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怎么都想不通的事情。

更离奇的是，几天后，同在鼓浪屿的郑成功纪念馆也发现了一批字画文物丢失。警方来到现场勘查后，发现纪念馆的门、窗、橱、柜都没有被撬锁的痕迹。

这显然都不是外贼所为，警方初步判定是内部职工的监守自盗。但这个窃贼是如何做到两个藏馆都窃取到？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作案？亦或者是内部职工与外贼勾结？

正在警方紧锣密鼓查访之时，陈维成也得到了消息，他坐立不安，开始慌张起来，情急之下竟然做出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带着市文馆办主任等人一起前往郑成功纪念馆4楼，看起来不慌不忙地对副馆长说：“我前几天看过你们的字画，有些还没有放回原来的箱子里面去。现在找一找看看。”

说完，就在沾满灰尘的字画里面翻找起来，还真拿出了4幅放进了油纸箱之中。

陈维成当时的神情和语气非常自然，副馆长虽然有些疑虑，但也没有过多猜想。

陈维成回去后，觉得自己已经将郑成功纪念馆糊弄过去了，现在最怕的就是博物馆。

毕竟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都是有档可查的，早晚会查到他的头上。

陈维成为了能够脱罪，竟然将自己从市博物馆分8次偷出来的38件字画，全部都烧成灰烬。

因为陈维成的种种阻挠，竭力脱罪，警方耗时3个月才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陈维成千算万算，没有想到警方是通过他的邮友找到了突破口，1991年4月20日，陈维成被监视居住，5月25日被正式逮捕。

案件真相被公布之后，所有人都很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窃取文物的大盗，就是管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副局长。

关于对陈维成的量刑，还有一段比较曲折的过程。

案发后，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要求文物部门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公正起见，当时负责鉴定的除了一个福建本地的文物鉴定组织之外，还有另一城市的鉴定机构。两个城市机构鉴定出来的结果差距很大。

福建文物鉴定组织认为这批文物的价值为一万元人民币，而另一个组织认为价格是15万元。

于是，厦门有关司法部门专程派人带着涉案的文物前往国家文物局，请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

1991年9月，以启功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北京对陈维成文物盗窃案的部分涉案文物进行了鉴定。

陈维成盗窃的88件文物之中，有国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36件，一般文物16件，总价值为79760元。

至于被陈维成烧毁和卖掉无法追回的字画，无法鉴定其估价。

图｜启功先生

这次估价，主要参考的是文物的市场价格。文物鉴定专家启功先生，看到这些被盗的字画和鉴定结果报告之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太劣，值高，抬举了他。”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刘东瑞先生向记者介绍这起案件时，专门解释了启功先生的这句话：“启先生的意思是说，这批文物太差，估价高了，这等于抬举了陈维成，他对文物的认识水平没这么高。”

启功先生这是对陈维成鉴赏水准和人品的双重鄙视。

刘东瑞先生将鉴定结果和启功先生的意见交给了厦门司法部门，陈维成案的具体量刑，也有了关键性的事实依据。

1992年9月2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维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表面上看，陈维成是在盗窃文物，其实他有着非常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觉得身在其位，就应该捞取一点好处，这一点比盗窃本身更加可怕。法院亦是考虑到这一点，对他判处了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