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赴台的10名国民党特赦战犯，除张铁石自杀外，其他人什么下场

1975年的一日，在香港的富都酒店，老板徐亨拿着一份“悔过书”来到一名叫张铁石的老人面前，将其放在老人面前让他签字。

而老人在看完了这篇书信后，断然地予以了拒绝，并拿起那封“悔过书”，将它撕得稀碎。不久后，张铁石留下一封遗书，在酒店上吊自杀。这件事一下子引爆了当时的舆论，而远在台湾的国民党也因此事遭到了指责。

这位叫张铁石的老人，曾经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军政工上校处长，在解放战争的厦门战役中，他为了掩护上级撤退而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但在1975年作为战犯的他获得了特赦，还获得了去台湾的路费，然而如开头所讲，重获自由的他却最终自杀身亡。

而和他一样，获得释放并准备前往台湾的战犯还有9人，相较之下，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好到哪去。那么获取赦免前往台湾的这十人经历了什么，张铁石为何又选择自尽呢？

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国民党战犯被送进了狱中。从1959年开始，中央采取不杀方针，按批次对战犯们进行了特赦。

杜聿明、溥仪等都成为了第一批获得释放的犯人，之后陆陆续续释放了五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直到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

“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经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这是毛主席在指示中所说。

他对于这些战犯都记得很清楚，甚至还记得各战犯被俘虏的具体战役。毛主席表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对于这些老百姓都不知道的人，没必要杀他们。

毛主席

毛主席还批评了以往释放时没开欢送会，给的钱也少，并明确说到对于放出的犯人要请他们吃一顿饭并补助100元零用钱，还特别提到宴会上要加荤菜。

短短的几句批示，便展现了主席宽厚的胸怀和气魄，也让许多被释放的战犯，对于毛主席更加尊敬。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仔细核对了战犯数字后，于1975年3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了通告，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总共赦免了293名战犯，至此，中国当时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都得到了处理。

对于被放出的战犯，中央都予以他们公民权，能工作的会安排岗位，有病的可享受公共医疗，失去工作能力的则由政府赡养。

毛主席

而对于愿意去台湾的人，中央也会给予路费支持。中央政府对于这些战犯如此宽大的处理，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气魄也并非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能拥有的。

在受到党中央的优待后，很多曾经的国民党高官都愿意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做贡献。

像第一批被释放的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官的他率先被释放，而后国家又出钱引进药品帮他养好了病，这一切都让他深受感动，并将共产党视为了自己的再生父母。

可见，我国对于战犯们的待遇是很好的，不管曾经是什么官职，只要安心接受改造，都能获得特赦。

而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可以说是“顽固分子”了，毛主席考虑到他们已经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所以最终对剩下的战犯还是予以了释放。

杜聿明

在这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中，有13人在公安部的报告中被指出要继续关押，不得赦免。

他们分别是：山东战犯管理所的徐天任、李清、邱沈、张百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以及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杜超群、沈勤康。

其中，绰号“书生杀手”的周养浩最为臭名昭著，作为军统的“三剑客”之一，他曾制造了多起屠杀，还谋划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可谓劣迹斑斑，且毫无认罪之意。

在被审判时还多次用歪理进行诡辩，拒不承认和反思罪行。也正因如此，前几次特赦他都因“反动立场顽固”而未被列在名单上。随着时间推移，眼看特赦无望的他还经常想方设法逃避劳动改造。

剩下的十二个人的改造情况和周养浩一样，不配合、也不认罪。但即使是这些立场顽固、改造较差的战犯，最后还是被中共中央以宽宏的度量予以了释放。

接受改造的周养浩

中央还兑现了承诺，给愿意去台湾的人路费。最后经过统计，愿意去台湾的只有10人，其中就包括了周养浩。

除他之外，还有原国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军中将军长陈士章、蒋经国曾经的部将蔡省三、原国军少将副区长王云沛、原军统少将段克文、原国军团长张海商、原国军团长杨南村、原国军团长赵一雪以及原国军68军政工处长张铁石。

他们都有亲人在台湾，希望能赴台与家人团聚。中央接到这十人的申请后，立即予以了批准，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还亲自设宴为他们饯行。

在解放战争后期，国军即将溃败之时，蒋介石手下不少将领的家属被空运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家属得知亲人被俘，于是想方设法地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

然而这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惊恐与愤怒，于是下令，没有他的允许，大陆战俘在台家属不得离开台湾。

蒋介石

于是很多被俘的国军人员就这样与亲人隔海相望，牵挂着对方而不能相见。王秉钺等十人在多年后获释，选择了回到台湾，就是为了与分隔已久的亲人能见上一面。

当时，这十个人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后抵达香港的帝国酒店，准备从香港奔赴台湾。大批的记者赶来进行采访报道，香港媒体和外国通讯社都争相进行报道，消息传到台湾后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欢迎。

王秉钺对记者饱含深情地说道：“我到台湾之后，希望给我爱妻突如其来的惊喜。”

然而，让王秉钺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与家人重逢的快乐，而是一场噩梦。

虽然中央对于这些战犯采取了宽大处理，但台湾方面对于想要回台的这批人却并没有同样的胸襟去接受他们。

正如毛主席所说，“台湾方面怕得很”。

王秉钺

台湾方面将这批人认定为间谍，认为他们是在为中共进行统战工作，因而拒绝了他们归台。

原本满怀期待的十人被泼了一盆冷水，在香港待了几天后，事情依然没有进展。当时在台湾刚好遇上蒋介石去世，整个地区一片哀鸣。

刚掌权的蒋经国虽然表面上迎合主流对想回台的这十人进行欢迎，但内心却害怕他们回台，害怕这些曾在国民政府任过高官的人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少谎言，同时又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存在着畏惧。

于是，在最初拒绝了这十人回台后，台湾当局又派人来到香港对他们进行劝降，表示只要他们发表反对共产党的声明，就可以让他们回台湾与亲人重逢。

但王秉钺等人并不愿意说这种违心的话，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曾受到过共产党的优待，现在能有机会赴台也多亏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因此众人都对台湾方面的这一条件予以了拒绝。

在这十人当中，张铁石的儿子张润佩在台湾国泰民航公司担任要职，得知父亲获释的消息后很激动，因此瞒着上司到了香港。

父子二人在香港成功相见，在时隔多年重逢后抱头痛哭。张润佩告诉张铁石，现在台湾方面的态度模棱两可，让父亲先冷静等待。

而实际上张润佩在香港已经与一名叫凯军的国民党驻港人员取得联系，经过商议后认定张铁石目前要么偷渡到台湾，要么走正当程序回台。

前者的风险较大，一旦被台湾当局发现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因此凯军提出可让张铁石先离开酒店，他设法疏通关系为张铁石办理正规的签证再前往台湾。

张润佩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张铁石非常高兴，原本前路迷茫的他又看到了希望，于是在送别了儿子后借口买洗漱用品离开了酒店。

张铁石

然而，在张润佩回台后，凯军并没有靠关系为张铁石办正规签证，而是准备了船只让他偷渡回台。在偷渡船开船时，张铁石却因为记混了日期而错失了偷渡之机。

张铁石不由得心浮气躁，甚至产生了寻死的念头。好在台湾的儿子给我发来劝慰，表示一定想方设法接他回台，他的心情才勉强平复。

心情郁闷的张铁石又被诱骗到了富都酒店，而酒店主人徐亨竟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徐亨利用美色对张铁石多次进行诱惑，让他发表“反共”声明，但都遭到了张铁石的拒绝。

徐亨又设法骗走了张铁石的路费，让本就回台无望的他雪上加霜。留港延期的张铁石被迫去移民局办理相关手续，却又被扣留了证件，为此还与办理人员起了争执。

在怀着郁闷的心情回到酒店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徐亨拿着一张“悔过书”来让他签字，表示只要签字他就能回到台湾。

张铁石

张铁石看完“悔过书”，上面通篇写满了诋毁共产党的话语。于是，张铁石将这份所谓的“悔过书”撕得稀碎。

拒绝了国民党要求的张铁石也彻底失去了回台的希望，在台湾的家人也无法为他担保。深感绝望的张铁石在含泪留下一封遗书后，于6月4日在酒店水管上自缢身亡。

消息一出，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台湾当局被指责是“脓包”。但即便如此，台湾方面依然不允许张润佩去香港为父亲办后事。

无奈之下，张润佩只能偷偷地来到香港，这一路上他几经挫折一直提心吊胆，幸好在社会友好人士的帮助下，他才总算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台湾。

张铁石的自杀也让另外九个特赦人员对台湾方面感到彻底失望。作为前国军将领的王秉钺和陈士章为战争结束多年，还不能与家人团聚的现实所困扰，不由得也和已经自尽的张铁石一样感到绝望。

好在他们在之后获得了好消息：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他们的女儿已于美国定居。在大陆工作人员的帮助，二人最终得以启程前往美国，与女儿相聚。

二人来到美国后不久，陈士章的夫人也从台湾飞到了美国，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陈士章终于如愿安度晚年，于1992年在美国病逝。

而王秉钺在回到美国后，又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夫人的多方周转下回到了台湾，与夫人得以见面。

他除了要办理各种繁琐手续外还要受台湾当局的监视，且不得长期居留，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与亲人团聚。

同样选择去美国的还有曾为军统工作过的段克文以及周养浩。段克文在眼看赴台无望的情况下也选择了奔赴美国。

但与王秉钺、陈士章不同的是，他在美国并没有亲人。所以他向 “国际救济总会”申请，成功去到美国。

在美国，段克文依靠给一家立场亲近台湾的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维持生活，在该书中他对中共的战犯政策进行了污蔑，扭曲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

《战犯自述》

该书一出立刻引发了许多曾经受过中共优待的战俘们的愤慨与批判，其中包括同样是最后一批释放的前国军高级将领黄维，他还亲自写下《黄维自述》与其针锋相对，驳斥了段克文关于改造期间的不实问题。

而除了黄维外，还有一个人也站出来反驳，那就是曾经罪行累累、拒不认罪的前军统特工周养浩。

他和段克文一样也去了美国，周养浩除了美国的小女儿外，其他六个子女都在台湾，本应是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的，却不想遇到了百般阻挠，无奈之下，他最终选择了投奔在美国的小女儿。

早在香港停留的时候，周养浩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了中共在大陆的工业建设，并表示若不被为难他会待在台湾，否则就会返回大陆。

黄维

由此可见，经过多年的改造，当初的“顽固分子”周养浩的认知已经大有改观。

所以在段克文出书对中共进行污蔑时，在美国一直低调行事、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周养浩主动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对其予以反击。

“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周养浩在媒体的镜头如是说道。他还说段克文此人立场一贯反动，不可相信他的话。

通过二人的鲜明对比，以及众多获释战犯的声明，可看出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对战犯的悉心改造和宽大处理是有成效的。

尽管像段克文这样的反动人士依然冥顽不化，但其他人很多都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新中国予以他们的恩情，即便是周养浩这样曾经顽固的反动分子，也能在后面有所改观。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病逝时，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还给他送了花圈。

周养浩

除了以上四人先后去了美国外，还有两位选择留在了香港。其中一位是十人中唯一至今还在世的，那就是蒋经国曾经的爱将蔡省三。

蔡省三被称为“蒋经国谋士”，他的名字源自于“吾日三省吾身”，而他也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这一点。

和其他人不同，蔡省三在台湾并没有亲戚，之所以去台湾，为的就是亲自与曾经的上司蒋经国和谈，希望能劝他不要在孤岛上继续顽抗，以争取和平统一，由此可见蔡省三的觉悟之高。

在蔡省三刚到香港时，就写了不少时政评论，在接受香港《七十年代》主编采访时，他曾刊发了名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特稿，被大陆《参考消息》连续四天进行全文转载。

蔡省三

文中肯定了蒋经国不向外国出卖台湾的主张，并希望蒋经国从民族大义出发，早日促成两岸统一。当时病重在床的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该文章后还亲自为其批示。

一心想为祖国统一作贡献的蔡省三，却与其他九人一样受到了台湾当局的阻挠，并被认为是“共谍”，这让曾经追随蒋经国、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他感到愤慨。

而之后，台湾方面又提出了条件，除了让他们说明入台动机、表明愿遵守当局法律并有人担保之外，还要求他们以“难民”的身份回台。

回台心切的其余九人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唯独蔡省三不同意。作为曾为国民党出生入死的将领，他不接受“难民”的身份，他要“光明正大而来，光明正大而去”。

当然，事实上另外九人在接受了这些条件后最终也还是没能回台。

眼看赴台无望、张铁石又自杀后，蔡省三选择了留在香港，为媒体撰稿，继续为祖国统一出一份力。

当时国际上有组织联系他，和台湾当局一样让他发表“反共”声明，即可让他生活到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

但蔡省三同之前一样回绝了，并表示：“身为中国人，活要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去不成台湾，那就留在香港“。

蔡省三之后在香港《新报》上开辟了自己的专栏，十几年的时间里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在文章中不偏不倚，平心而论，尽量客观公正地去描写国共两党的纷争，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对促进两岸关系的有益建议。

同样选择留在香港的是曾经的国军少将王云沛，相比之下他的晚年就过得并不如意。

王云沛原本也是想前往美国，因为他的妻儿也从台湾移居到了美国，但他去美国的签证被拒，便只好滞留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里他过着贫穷的生活，仅仅四年后的1979年，他便因病去世。

好在他去世前，经过大陆统战部门的努力，成功与赶到香港的家人们团聚，在阔别了三十年后得以相见。

在王云沛去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带回到了浙江的家乡进行埋葬，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剩下的三人赵一雪、张海商以及杨南村，则回到了大陆。

三人都受到了国家的照顾，并被安排了相应的职位。赵一雪的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因此在上海安家落户，并担任了上海政协委员。

张海商和杨南村则分别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在征求二人意愿后，国家将二人分别安排去当了湖北和四川的政协委员。

十人中如今还在世的蔡省三，在90年代被台湾作家联谊会邀请以“自由作家”身份赴台，之后又多次去台湾参观与访友。

年逾九旬的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问题，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中国共产党中央不计前嫌释放全部战犯的行为，无不让人感到震惊。

而给被释放的战犯给予补贴，尊重他们意愿并且还资助他们回台，更是体现了党中央的气魄。

这样的气量让许多出狱的战犯也自发为共产党说话，即便是那些曾经的顽固分子，在面对利诱时也不由得拒绝了发表污蔑党的违心之言。

所以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魅力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