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肝炎在医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丙肝研究获得 2020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三位学者｜图片来源：诺奖委员会
医学界最著名的诺贝尔医学奖，分别在 1976 年与 2020 年颁给对乙肝与丙肝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
而另一个医学界的著名奖项-拉斯克奖，则是先后四次颁给了病毒性肝炎的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在一名澳大利亚土著体内发现一种抗原，并逐步揭示了这种抗原与病毒性肝炎之间的联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医学界发现了乙肝病毒，也开发出了乙肝疫苗。布隆伯格也因此获得了 1976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但肝炎的病毒传播学说，并不是布隆伯格的原创。这套理论的建立，与二战期间最严重的一次疫苗事故息息相关。
「疫苗」or「毒药」？
1941 年，美国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可大军刚开拔不久，美军军队内就爆发了严重的黄疸疫情。据统计，在 1942 到 1945 年之间，至少有 18 万军人因肝炎住院。
通过调查，美军将目光锁定在给盟军士兵注射的一千一百万支黄热病疫苗上面。军队高层发现，患上黄疸的，都是在参战前接种过黄热病疫苗的士兵。
患上黄疸的人｜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通过对疫苗批次的进一步排查，调查人员发现只有特定疫苗批次的接种者才会患上肝炎。加之当时的黄热病疫苗需要使用人类血清来制备，不难发现有问题的疫苗都来源于同一组献血者；当美军使用无血清的工艺制备疫苗后，盟军中的肝炎发病率也直线下降。
美军科学家很快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献血者的血液中包含一种传播肝炎的物质。
他们当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一个发现，可动物很难感染肝炎。摆在美军学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到能够帮助确认肝炎病毒说的试验对象。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美军太久，他们很快找到了最佳的试验对象——「人类」。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外科医生约翰·奥利芬特，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传染病部，开始使用人体进行肝炎相关的实验。
不知情的「志愿者」
1942 年，奥利芬特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定居点启动试验。
他们首先向 55 名「志愿者」体内注射了有问题的疫苗，并对他们的肝功能进行监测。接种者出现黄疸等肝炎症状后，他们的血清会被注射给另外一批健康的受试者，以检验肝炎能否通过血清传播。
奥利芬特发表的首篇论文｜图片来源:Public Health Reports
奥利芬特在 1943 发表了林奇堡的研究结果，190 名「志愿者」中，有 30 人「成功」患上了肝炎。
奥利芬特将受试者称为「志愿者」。但根据亲历人的回忆，他们并没有被告知参加试验会有何种风险。作为一种致命的疾病，奥利芬特也没给受试者提供任何的退出机制。
万幸的是，30 名患上肝炎的受试者的症状并不明显，但这也让奥利芬特变本加厉。他再次回到林奇堡，重复了之前的试验，并最终确认，由黄热疫苗传播的肝炎，与自然感染的肝炎是同一种疾病，证明了肝炎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林奇堡的试验数据被堂而皇之的刊登在学术期刊上，奥利芬特也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重大发现」。
因为这项发现，奥利芬特获得了特殊晋升；他的领导称奥利芬特的研究为「该领域最伟大的工作」。
1945 年针对拒服兵役者关于黄疸的宣传｜图片来源：Nature
在奥利芬特发现疫苗的问题后，美国军方试图通过用紫外照射血液来解决血清带来的肝炎传播的问题，结果收效甚微。军方急需更多人「志愿者」来进行人体试验。
通过隐瞒试验的副作用与将参加试验作为免服兵役的条款，NIH 再次募集到了 550 人，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儿童与残疾人。
纽约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的一个病房，那里的一些孩子患有肝炎｜图片来源：Nature
感染肝炎病毒后，起初症状并不致命，但现代医学已证明，感染肝炎病毒数年后会导致慢性肝病和肝癌。而那些受试的孩子成为肝炎病毒的终身携带者，远比成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最爱国的囚犯
1951 年，军方的研究团队试图使用不同的方法灭活疫苗中肝炎传染源，并将灭活过的疫苗注射到所谓的「志愿者」体内，可试验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无论如何使用紫外照射，血清中的致病原依旧无法被清除。
随着试验规模的扩大，受试者群体中出现的不良反应越来越严重。军方迫于压力不得不的寻找其他的「志愿者」。
渴望「戴罪立功」的囚犯，成为了美军的下一个目标。
在数个监狱中，军方研究人员对数百名囚徒进行了接种，同时告诉「志愿者」这个试验没有什么风险，受试者可以在几个月后恢复如初。
可这次试验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1952 年 5 月，麦克尼尔岛监狱中的一名 33 岁的受试者死亡，死亡时离他的出狱日期只有六个月；5 个月后，另一名 39 岁的囚犯因肝炎去世；随后就是第三名受试者在经历全身性器官衰竭后离开人世。
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监狱的负责人在公开场合称赞「囚犯是美国最爱国的一个群体」，那些因为试验而死的囚犯，同战死沙场的军人一样伟大。但如果美军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人体试验的危险性，并充分告知参与者的话，这三名囚徒或许根本不会为了减刑参加这项试验。
通过美化无知的受试者，美国军方将这些不人道的临床试验，包装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爱国行为，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相关的试验，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据统计，先后有上千名儿童、妇女、残疾人、拒服兵役者、囚犯被各种手段骗到试验中，饱受肝炎的折磨。
不道德人体试验惯犯
无独有偶，林奇堡试验的始作俑者-美国公共卫生局，1932 年曾在梅肯县县治塔斯基吉开始了医学史上另一起臭名昭著的梅毒活体实验，导致上百人死于梅毒或梅毒并发症：
美国军方后来为了检验青霉素对梅毒的治疗效果，在二战后蓄意让数百名囚犯、军人、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再研究青霉素的治疗效果。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危地马拉梅毒试验」。
除此之外，美军还曾在美国境内释放传播登革热、黄热病的蚊子；粘质沙雷氏菌；向健康人注射活癌细胞…
著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拉斯克奖得主-乔纳斯·索尔克，也通过向精神病患者鼻道喷洒流行性感冒病毒，获得了大量关于流感的医学数据。
正是因为这些「前车之鉴」，医学界现在对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批更加严格。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当科技进步与道德伦理之间出现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取舍。
参考来源：
1,Of Utmost National Urgency": The Lynchburg Colony Hepatitis Study, 1942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571-7
3, Dangerous Medicine: The Story Behind Human Experiments with Hepatitis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ethical_human_experimentation_in_the_United_States
题图来源：站酷海洛
投稿：zhanglanxin@dx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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