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真假佛祖指骨舍利案侦破始末

据佛典记载，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后从骨灰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舍利子。据史籍记载，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传播，有19份佛祖舍利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并在全国修建了19座宝塔安置供养，现今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大唐盛世，塔中佛指舍利曾被6次恭迎进皇宫供奉。公元874年，在最后一次迎请供奉后，佛祖指骨舍利被密封珍藏于法门寺地宫。在此后的不同朝代，法门寺宝塔虽然经历过损毁修复，但收藏于地宫中的佛祖指骨舍利却再也没有露面。

法门寺

千年之后，这个埋藏在地宫中的秘密终于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世上仅存的佛祖指骨舍利由此重见天日，经过研究考证后，将其移藏于法门寺地库保存。1988年11月，法门寺博物馆建成开放，佛祖指骨舍利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与世人见面。

然而，时隔不久，却发生了一起惊动国务院的佛指舍利被偷换盗卖疑案。

那是在1991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内部有人不断投书扶风县、陕西省有关部门，举报佛指舍利被法门寺博物馆领导和有关人员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称现在保存的佛指舍利是复制品，真的已经被日本人出巨资买走。后来，举报人又向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人大常委会等寄信举报。由于事关重大且言之凿凿，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决定由李铁映副总理亲自挂帅，成立由公安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查清举报信反映的问题。公安部是俞雷副部长去参加的会，他也成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虽说是由几个部门共同参加，但根据职能分工，对案件的查证工作基本上全部落到了公安部。俞雷副部长把刘文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刘文说，任务领回来了，但得有人干，还得干好，刑侦业务你最熟悉，就由你来负责吧。他指示由刑侦局立案，刘文亲自主持此案的查证，任务是查清佛指舍利是否被盗，如像举报人所说，已被卖到日本，这将成为国际上盗卖世界唯一佛祖指骨舍利的大案，一定要侦破此案。

右四位公安部副部长俞雷，这张照片摄于1987年7月，转过年来他又再次进藏解决更加棘手的难题

在接手此案时，刘文深感责任重大，难度也不小，单凭举报人的检举信所陈述的内容很难作出判断，该如何人手，心中无底，于是提出先去西安摸摸情况，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跨国犯罪，在得到俞雷副部长的批准后，刘文便带了国际刑警处的年轻同志孟林前往西安。

据陕西省公安厅的同志介绍，他们已接到过同样内容的多封检举信，并与检举人见面听取过情况反映，但最终因无法判断其提供情况的真假而搁置下来。而且，也为此找过省文物部门和法门寺博物馆领导人调查，他们均表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绝对是真的，举报信所说的纯属子虚乌有，并说如不相信可以进行调查。但究竟该怎么调查，一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听了这些情况，刘文也感到遇上了棘手的案子，关键在于如何证明现存佛指舍利的真假。

那么，真的佛指舍利是什么样的?据唐人释道宣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舍利，开头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空方正，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法门寺地宫隧道出土的石碑(即“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碑文所载，“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纹，纹并不彻”。考古工作者证实，地宫中出土的佛指舍利与这两处记载吻合，但古人记载只说了其长度和色泽形状，缺少更多的量化数据，并不足以作为对指骨舍利真假判断的依据，只具有参考价值。

刘文决定先从调查博物馆是否复制了佛指舍利人手。经了解，省文物局领导和有关人员都说，当时地宫中共发现四枚佛骨舍利，其中一枚为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称为灵骨;另三枚是玉石的复制品，称为影骨。为了有利于珍贵文物的保管，比照那枚称为灵骨的佛指舍利，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共制作了三枚复制品，在展览大厅陈列展出的就是复制品之一。于是，刘文又找到了复制舍利的人，他二十多岁，专门负责文物修复等技术工作。根据刘文的要求，他将复制佛指舍利的全过程和选用的骨料、所用工具(锯、刀、锉)等仔细地给刘文解说了一遍，并把他的复制品和剩余的骨料(来自于某医学院)、工具都拿给刘文看，还进行了演示。刘文发现，复制品表面都留有细微的锉刀纹痕和使用砂纸的磨痕，并可以清晰辨认，虽然进行了做旧处理，但还是可以看出不是年代很久的复制品。此时，刘文心里有了一些底，因为保存在地库的佛指舍利如果真是复制品，那么不管加工得如何精细，其表面也应该可以看到用锉刀和砂纸加工所留下的痕迹。刘文又向他询问是以实物还是以照片为样本复制的。他说实物只看过一次，主要是依据出土时所拍照片仿制的。

经向参与开挖塔下地宫文物的人员调查，他们说从地宫取出的每件文物都按照原始面貌拍了照片，清洗整理后又拍过照片，这些照片都已作为第一手档案保存。刘文就请博物馆将从塔下地宫文物出土时拍的有关原始照片调来。这些照片从各个角度拍下了佛指舍利，看上去很清晰。由于早年研习过痕迹检验学的理论和技术，这些档案照片让刘文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感到很快查清此案有希望了。

虽然现代科技昌明，以至于造假的技术层出不穷，虽然瓷器，青铜器等等的造假技术，让人真假难辨，但骨器造假，却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门槛，那就是骨器是自然长成的，想要造假，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同材质的骨骼才成，即使找到了相同的骨骼，也无法在假骨骼上，制造出与真的指骨舍利相同的骨裂。

为何骨裂无法仿照，就以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为例，一开始杭州博物馆方，为了保护这只杯子，也想制作一只假杯子放在展厅里，可是到国内的水晶制品厂才知道，想找到和这只杯子同样材质的水晶，根本就不可能，故此，仿照战国水晶杯的计划只有放弃。

基于以上原因，刘文认为想要复制指骨舍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刘文发现，照片上出土的指骨舍利表面很光滑，看不到锉磨痕迹，倒是有明显的三条长短不一的骨裂线，古人虽未明确记载佛指舍利上有几条裂纹，但有“中有隐迹”、“二角有纹，纹并不彻”之说。同时，依刘文观察，这种骨裂痕迹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即使有办法复制也不可能做得一模一样，可以将其看作真佛指舍利的“DNA”，作为同一认定的样本特征。如果将博物馆地库中保存的佛指舍利拿来与照片进行痕迹比对，据此得出真佛指舍利是否被盗的结论，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刘文把这个想法和省厅和博物馆的同志说了，他们都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按说，这时候只需把佛指舍利和照片比照一下，答案就有了。实际上，经法门寺博物馆的同意，刘文也进行了大致的比对，三条痕迹都能对上，认为可以得出结论。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一是地库中的佛指舍利保存在保险柜中，库外有保安守卫，要从库内取出进行正式鉴定，须办理手续经省级文物部门批准;二是刘文的身份是行政领导，不是在岗专业人员，没有物证鉴定权，不能出鉴定书。所以，刘文必须先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小组，申请批准从地宫中取出佛指舍利进行痕迹检验，还要请几位痕迹专家一同去鉴定。回京后，刘文向俞雷副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他在向领导小组汇报后，指示刘文组织专家小组尽快进行鉴定。

1991年7月8日，专家小组获得批准，从地库中取出佛指舍利进行检验，刘文便带领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痕迹室解云、班茂森，北京市公安局刑科所陈健华，辽宁省公安厅技术科赵新民等痕迹检验专家一同前往陕西，到达西安后，与陕西省公安厅和刑侦处领导一同直奔扶风县法门寺。

佛指舍利是佛家信仰的圣物，将其恭敬地请出地库，必须按照佛门规矩举行仪式。为了保证鉴定工作顺利进行，经过研究，最后根据博物馆领导建议，做了这样的安排:法门寺腾出一个大殿作为鉴定场所，周围用幔帐挡起来，中间摆一张桌子，从地库通往大殿的路上铺红地毯，以表示敬重。

当天下午，大殿内十分肃静，一名身穿袈裟的僧人托举着装有佛指舍利的宝函，从地库一路双膝跪地缓缓行进，直到大殿方桌前，将宝函恭敬地轻放桌上。仪式过程虽然简单，但十分恭诚神圣，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佛家圣物的至高尊崇。由于在检验中刘文们需要直接触摸佛指舍利，为尊重佛教人员的感受，在鉴定开始前要求其他人员都离场回避。殿内只有省厅和调查组的人在场，并安排了录像、照相，记录整个过程。

按照事先确定的鉴定方案，只可比对确证，不能取样化验。刘文们专家组的同志都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宝函取出舍利查验。鉴定中，大家都尽量减少对舍利的触摸。刘文手持放大镜，以照片为样本进行查看比对，三条明显的骨裂线都在，整体表面光滑，无锉磨痕迹。刘文又仔细观察佛指舍利上每一条骨裂痕迹的位置、长度、色泽以及其他微小特征，都与照片上的特征相符合，而且刘文还观察到有若干条照片上无法显现的细微骨裂痕。在场的每一位专家，都以其专业的精准水平对佛指舍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比对检验。

在进行实物检验完毕后，开始依据档案照片拍照的角度、距离等进行拍照。专家们拿出事先选好的拍照设备，确定舍利摆放的位置，并找好同一角度和距离进行拍照。这样做，一是为了减少对实物的鉴定时间，二是便于重复检验和存档。

专家们回到北京后，集中在一起，用这两套照片再次进行细致比对，每个痕迹都逐一确信同一后，一致认为，痕迹比对吻合，原佛指舍利尚在，不存在被盗换的问题。最后，由四位痕迹专家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结论是:法门寺地库内保存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痕迹与1988 年 11 月出土时拍照的佛指舍利上的骨裂纹完全一致，现有的佛指舍利就是出土时的佛指舍利。

按照这个鉴定结论，可以确认佛指舍利不存在被盗和出卖到日本的问题。国务院有关此案的领导小组在听了公安部的调查汇报后，认为调查结果根据充分，批准了这个结论，指示可以向当地宣布调查结果，并责成省公安厅与举报人说清楚。

当时，领导小组还考虑到，为保证佛指舍利的绝对安全，决定由公安部派一名局级干部带武装警察将佛指舍利秘密运到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地库，严密保管。俞雷副部长还要刘文去办此事，刘文认为调查任务已圆满完成，下一步应是经文保部门的事了，刘文建议由负责经文保工作的顾道先局长来负责此事。最后决定由顾局长带武装警察包了一节列车车厢运回。佛指舍利在北京保管一段时间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将佛指舍利运回陕西省博物馆保存，国务院批准后，由陕西省公安厅派人带武装警察将佛指舍利运回西安，将其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另外，在此案调查结束后，那位举报人并不认可这一结论，继续写举报信。为此，刘文又去了陕西省公安厅，在宾馆专门包了房间，把举报人找来，和省厅的同志一道做他的工作。他很固执，说这事儿日本的报纸都登了，应继续查。刘文们给他讲了鉴定过程，劝他应该相信事实、相信科学。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他同意不再写举报信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写举报信。没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做他的工作。

过了一年的时间，刘文才知道，被人窃取的并不是什么宝贝，而是那位复制舍利的工匠练手时，随手丢弃的半成品指骨舍利，对于这样不值钱的西贝货，估计就没有人关心丢没丢失了。

2009年5月9日。陕西省扶风县降重举行了“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海内外两万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通过恭迎、供养、颂唱等活动，世界唯一的佛指舍利被安放在高148 米的合十舍利塔中，供世人瞻礼。就在大典举行之前的4月间，刘文和袁永源同志应邀去陕西参观，有幸在陕西省博物馆专门陈列室再次瞻仰佛指舍利。刘文贴近展柜玻璃仔细观察，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枚珍贵的佛指舍利。隔着玻璃，那三条长短不一的骨裂痕迹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