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诚：退到幕后，再向前一步

“我只是一个侥幸存活的创作者罢了。”

《误杀2》还在拍摄时，我们和作为影片监制的陈思诚聊了聊。关于电影本身，彼时的他因“不想王婆卖瓜”而没有透露太多。

在电影中，一个身处底层的父亲为了孩子铤而走险，凭一己之力对抗黑暗和不公。而现实里的陈思诚，往往需要非常谨慎，甚至如履薄冰。“我只是一个侥幸存活的创作者罢了。”他说。

但侥幸存活，与陈思诚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在对谈里，他依然畅谈他对电影行业的期待与担忧，对自己作为监制和公司老板等身份的感受，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而作品，是他最重要的表达出口。

电影首映当天，站在观众面前，陈思诚却只是说，世界在变化，生活并不容易，好像大家都很焦虑。“所以希望在后疫情时代，能有一部电影让观众感受到芸芸众生里一个普通人的力量，然后，拥抱彼此。”

加减法

《误杀2》目前票房已超10亿，是2021年贺岁档的票房冠军。在商业维度上，这样的成绩起码验证了陈思诚一直以来坚持要做IP和系列电影想法的可行性——有了前作的积累，观众在映前就有了对影片悬疑和犯罪类型的认知前提，等到上映，这种认知也就对影片的票房起到了一定的加持作用。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在《误杀1》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减法。《误杀2》在悬疑的强度上有所减弱，甚至对很多有丰富类型片阅片经验的观众来说，剧情的走向并不难猜到。但观众会意外获得的是，在影片犯罪类型的外壳下，讲了一个更靠近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故事：

一个势单力薄的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小孩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社会的不公时，也可以为了自己要守护的东西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这也是《误杀2》的加法：在犯罪片的冷峻之外，《误杀2》多了对社会现实和个体的人文关照，显得更加温情。在陈思诚看来，这个加法是必要的：“普通人就像萤火虫，在白天时看不到它发的光。而在黑暗的时候，它的光芒很耀眼。”他希望能借此带给观众一点暖意。

这一点，同样折射出，发生在那个原本不太掩饰自己想要什么的陈思诚身上的“加法”。

三年前与毒眸（ID：DomoreDumou）对话时，他提到国内电影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健全，大家不应该只盯着每年600亿的票房市场去争抢。他想要触碰产业的天花板，决心今后只拍可IP化的电影、打造有强娱乐性和正向价值的IP；

三年后，他围绕电影所做的一切，也没有背离当初的目标：“唐探”系列三部票房近90亿，IP衍生出来的剧集、游戏等多元商业模式稳步推进；作为监制与新导演合作继续挖掘商业类型片的市场潜能……

只不过，比起三年前，他显得更加温和。在毒眸问及中国的商业片市场能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陈思诚说这不是他该想的事。

可在所有创作的过程里，他都会考虑这些问题：第一，如何让这个电影更好看；第二，如何让电影观众更喜欢；第三，如何让电影更具备社会话题性和热议度；第四，如何能为观众留有余韵、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表达？

这些考量，并不意味着作为创作者的陈思诚是焦虑与畏缩不前的：“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会扬长避短。”人是变化的产物，陈思诚的聪明，让他不会暴虎冯河。

新的烦恼

“别的产业已经在激进地增长了，电影行业呢？”陈思诚的焦虑不在个人，在于整个产业。

在他看来，市场就像《三体》中的黑暗丛林法则：很多的东西的总量是不会变的，人类的关注度、时间、消费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里多了那里就少了。“大家去玩游戏、剧本杀和密室逃脱多了，进影院看电影的时间就少了。”

过去几年陈思诚就提出，商业类型电影对产业更有价值，产业需要类型片、商业片、大片来加持，这样才有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这一点在今天的语境下仍然重要。“我们创作者更应该知耻而后勇，多拍一些好的电影，商业类型电影。”

IP依然是陈思诚最看重的，只不过在“唐探”的经验积累之后，他想得更靠前了。

“比如说我看好了一个玩具的东西，我就为它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把玩具做成电影，反向推动创作、从产业端倒推创作。”陈思诚说。

用影视内容的方式去赋予一个玩具“灵魂”“情感”，让它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既卖玩具又卖电影——这种模式一旦可以运转起来，能延展出更多的关于游戏、乐园开发的想象——一个新的大IP可能就会由此诞生。

设想固然美好，但陈思诚也知道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更不是一个人、一家公司就能完成的。就像几年前拍“唐探”，他就提出，按照工业化标准做电影的同时，用要中国自己的团队。“如果所有的东西的生产链条如果全部依靠于外部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早晚有一天别人卡住你的脖子，生产力就会断掉。”陈思诚说。

这样的认知，也直接体现在他自己的公司内部规划里：覆盖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宣发等全产业的流程，形成一条全产业链条的生态闭环。“产业护城河挖得越深，未来越能抵御外敌和变数。”于是，他的公司有了三条清晰的生产线。

第一条是做可系列化、能跟其它产业发生共振的大IP电影。比如“唐探”、《外太空的莫扎特》以及后续新的系列电影，这些IP要具备很强的，给游戏、衍生品和乐园等产业赋能的可能性——不能只卖电影票，要脱离传统而陈旧的单一的盈利模式，要把IP的价值无限扩大，把观众的吸引力转移到其他的产业上去。

第二条是青年导演的培养计划。“在保留作者性的同时，具备强烈的商业性和社会一体性，满足观众的社交、探索需求，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又有一些作者的态度在里面。”在陈思诚看来，这类影片是制作成本1亿左右的规整的商业类型片，并且有明显的作者性，“纯爆米花的东西我们也不做。”

第三条线是做一些更纯粹的作者表达的作品。如果年轻创作者的故事打动到陈思诚，他也愿意站在支持提携新人的立场上去做，只不过比重会明显低于商业类型片。

三条业务线被拎出来之后，陈思诚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新的故事可以讲了。

再走一步

《误杀2》上映后，作为监制的陈思诚说，参与新人导演创作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创作去了解他们，然后未来能在一起创作更多的可能。”

监制陈思诚认为自己的角色更像一个大制片人。他想尽量减少青年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自身的短板，为他们提供一些弥补办法。而《误杀1》导演柯汶利曾对毒眸表示，陈思诚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人，“他做的工作都比较全面。作为监制他会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放手导演去自由创作。”

但这一切前提是，合作的青年导演要符合陈思诚的选择标准。“我会先问他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如果他的名单跳出来的都是像阿彼察邦这样的艺术家，那就算了；如果他想拍商业片，喜欢导演是斯皮尔伯格、诺兰、朴赞郁，这些都可以。”

有了这个明确的标准，陈思诚想与青年导演们一起做“具备作者性的商业类型电影”——把个性跟工业化做整合。在他看来，个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注重流程，尊重大的商业电影的基本规则。

电影是具备商品属性的，观众靠脚投票，在当下，能在娱乐他们的同时带来一些对社会和人的思考，才是电影能够活下去、被观众买单的理由，这一点，陈思诚从他作为导演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时就已经想明白了。

而眼下这些看似“陈思诚退到幕后了”的动作，实际上是为了能更好地向前走。

身份越来越多之后，陈思诚想做的、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有的进展快一些，也有的很缓慢，这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人生困局，我也面临我的困局，也有自己急需解决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拍电影、做监制、带新人，这些是他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他只能交给时间。比如，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他想找到好的“左右手”来帮助自己。虽然找到这样的人并不容易，需要慢慢等待，但即使是在等待的过程中，陈思诚也不会停下做事的脚步：

三年前的对话里，他说自己要成为具有产业思维的艺术家，更多的是思考“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而如今，他学会了联合更多年轻的创作力量一起，去尝试做大电影产业、让电影生意有更大的想象空间——相比以往，陈思诚更像一个产业人和商人了。

在这场对谈的尾声，毒眸提了那个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签一批新导演，做一些1亿左右体量的商业片，在行业整体都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去哪里找投资？

陈思诚用一种既不过分坚定，也不失底气的语调回答：靠我自己背书。

文 | 张颖

编辑 | 赵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