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运简史，从“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到就地过年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各地的人口流动相对小一点，城市和农村的工厂和合作社等等把人们从生老病死都安排得明明白白，除了去旅行，大家终其一生都无需离开自己的土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北上广展开了强大的吸引力，全国无数的农民工都纷纷涌入大城市。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忙碌了一年的工人们，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能否赚到第一桶金，远方的故乡，总是不断召唤着。因为时间相对比较集中，都是年三十的前两周左右的时间，所以春节运输客流猛增。当时的春运主力无非都是以火车为主力，短途客车为辅助。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发《人民铁道》报道：“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临时短途客车228对，共252对，比去年春运期间增加30对。”这是现在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80年12月18日，新华社电讯稿第一次用了“春运”的字样。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 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春运”两字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

面对年年增长的春运人潮，这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甚至是铁路交通的事情。1983年，春运工作领导权从铁道部上升至国务院及各部委，成为国家层面上的大事。

春运潮人每年递增，但是运输的交通工具就那么多，所以每逢春运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黄牛也越来越活跃起来。1986年春运，铁路开始打击票贩子和黄牛党。但是奈何当时实名制和技术手段还没足够先进，成效不高。如果时间充足，不少民间人还想到了曲线回家的办法。

北京—昆明，火车票售空的情况下，飞机票2000多元，并且无票，一位白领借道曼谷回家，并顺利地买到两段的飞机票，总价格也就2000元。

上海—广州，先飞香港，后坐火车或汽车回广州。

北京—长沙，直达火车票售空，先坐D133至郑州，再坐K973卧铺到武昌，再坐高铁到长沙。

深圳—长春，飞机只有头等舱4000多元的机票，深圳坐船到香港机场，香港飞上海，上海飞长春，共花费约2000元，中途可在香港小逛一会。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春运时间为1月18日至3月20日，共63天，成为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年。

1993年，为调节民工潮，铁路部门尝试在春运期间对乘火车进出外来务工者集中的广东省的乘客实行浮动加价，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跨地区流动规模不断扩大，1995年春运浮动票价的实施范围扩大至上海、北京、成都、郑州、济南、柳州、广州7个铁路局，后于1996年暂停。1999年，春运火车票价格恢复上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客流“削峰平谷”的作用，但是社会公众对此项政策的争议也一直不断。2007年，铁道部宣布铁路春运火车票价格不再实行上浮制度，历经十余年的春运火车票浮动票价制度在2007年结束。

春运，一般按部就班操作，每年其实都问题不大，但是遇上天灾，那才是真正考验国家和政府的能力了。200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当时铁路大动脉的京广线列车全部瘫痪，而且航班停飞，高速封路。导致了差不多40万人困在了广州火车站这个弹丸之地达11天之久。除了需要解决吃喝拉撒，还要解决严寒的天气，08年的春运，注定要载入史册。

2010年春运期间，中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实施火车票实名制。黄牛也只能纷纷转行。

2012年春运期间，中国铁道部开通专用网站12306让旅客在线订票，由于瞬间访问量过大，网站服务器几度瘫痪，大家都抢了个寂寞。但这也改变了多年以来需要提前排队买票的局面。

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为了防止空难，民航局是禁止春运期间执行红眼航班（凌晨还在飞的航班）。2019年春运，中国民航局在春运期间允许国内十个大型机场通宵运行，运营国内航线红眼航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旅客出行高峰。

2020年春运期间爆发冠状病毒病疫情，由于全国大规模实行隔离、停工停学及交通管制，节后未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为春运40年来首次，出行人数与2019年春运相比亦大幅度下降。在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尚未解除，各地提倡“就地过年”，春运旅客总量创下近三十年来的新低。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你们春运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