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骂”与“帮忙”
文|陈鲁民
17世纪初，荷兰《新闻报》诞生，带动了英、法、德、意各国报纸纷纷问世，一片兴旺，十分热闹。西方各国虽国情不同，体制有别，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却相差无几，大同小异，表面上看花样百出，各有千秋，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说到底就是骂与帮忙的关系。
骂，可视为批评，监督，挑刺。帮忙，则可理解为赞美，肯定，支持。骂与帮忙之间关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模式：小骂小帮忙，小骂大帮忙，大骂大帮忙，大骂小帮忙，只骂不帮忙，不骂只帮忙。
小骂小帮忙。小骂，即骂小官吏，挑小毛病，找小破绽，不伤筋动骨，无碍大局，不动摇根本。主要是那些没多大影响与发行量的地方小报，它们资金有限，视野有限，胆量有限，魄力有限。因而，骂是小声嘀咕，不痛不痒，没人当回事；帮忙也是小来小去，也帮不到点子上，聊胜于无，有时可以忽略不计。
小骂大帮忙。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法国的《世界报》，德国的《图片报》，意大利的《晚邮报》，大体都是走的这个路子。他们一方面也批评政府，也抨击时弊，但都是小打小闹，挠痒痒，远离要害；另一方面极力维护政府大政方针和国家根本利益，当然是比较巧妙地宣传报道，而不会赤裸裸地歌功颂德。这样的报纸容易两头讨喜，民众看到他们敢批评的一面，给予肯定；政府看到他们真心帮忙的一面，也很欣赏。
只骂不帮忙。这种报纸是专走市场路线的，用骂来吸引读者。因为报纸从头到尾都是批评政府，指责官员，暴露黑暗面，时不时会爆一些猛料，很受基层民众欢迎，市场发行量很可观，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肯定却会受到政府打压，刁难，日子也不好过。旧时有些独裁而专制的政府，干脆就取缔报纸，封报馆，或干掉社长总编辑。民国时著名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京报》创办者邵飘萍就是这样死于非命的，一个被特务暗杀，一个被军阀处死。
不骂只帮忙。那都是政府的御用报纸，或政府出资控股的报纸。版面都用于记录政府要员的行动和讲话，为政府涂脂抹粉，称赞政府的举措正确，报道官员的政绩和亲民之举。这样的报纸肯定没有市場，不会有多少人买，但却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发行给各级政府部门，仍然能做到旱涝保收，久盛不衰。如前苏联的政府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就被讽刺为《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但照样一办就是几十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纸的骂也是帮忙。批评可以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和过失；监督可以使官员尽职尽责，廉政勤政；揭露问题可以使政府及时发现不足，让政策法令更加圆满；挑毛病有助于政府始终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行态势。
但是，这些批评毕竟都是黑着脸说的话，都是一针见血地揭露，都是令人难堪的语言，很少有人能宠辱不惊地欣然接受。当然也有例外。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不断遭到报纸的批评乃至人身攻击,甚至被指责为“无耻妓女”,“胆小懦夫”,“最无能总统”等等,杰斐逊都一一容忍了。有人曾劝他关闭骂他最凶的几家报纸，他便回答了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
后来，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舆论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有这样的胸怀与度量，杰斐逊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总统，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并立总统山，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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