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应该如何提升短视频版权保护水平，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近日，中国版权协会举办的“短视频版权保护与发展的痛点难点探讨论坛”上，多位司法、学界和产业界代表就此展开了讨论，认为视频平台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服务，应该坚持将其作为内容中间商来看待，不能视为内容直接提供者，并应在保护版权的同时，推动创造、传播与市场拓展。
国家版权局发布的《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20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8.73亿，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为1506亿元。在短视频产业发展的同时，用户上传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2021年，三大长视频平台已对主要短视频平台发起了数百起版权诉讼，其中不少案件还向法院申请了禁令。禁令除要求短视频平台除删除侵权视频外，还要做到事先“过滤”和“拦截”，限制用户发布可能侵权的视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文杰在论坛上表示，堵不如疏，对于版权方来说，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并不是全面删除，而是许可使用和分享利益。
他援引美国版权局的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视频网站YouTube上，版权方发现视频涉嫌侵权后，可以选择屏蔽视频，也可以选择保留视频，并就广告投放获利。过去5年，版权方因为选择保留视频而获得的收益达到了20亿美元，不少版权方（尤其是音乐版权方）对该制度表示赞誉，称许可视频保留为音乐产业开辟了新的收入。
另一家美国互联网巨头Facebook的系统与之类似，允许版权方对用户上传的相关视频进行管理；在读者可以明确知道原创者身份的情况下，有些版权方甚至愿意用户免费上传。
刘文杰认为，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与其要求全面删除，不如为版权方提供丰富的选择，在保护权利的同时，推动创造、传播和市场的拓展。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认为，短视频平台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服务，应该坚持将其作为内容中间商来看待，不能视为内容直接提供者。如果服务商过度担心自己的侵权责任，就有可能采取过度审查，这会妨碍用户的选择和自由。
崔国斌强调，现行法律并没要求平台承担过滤义务，法院未经实质审理，就以禁令的方式要求平台承担过滤义务并不合适。特别是，内容过滤需要明确的标准，只能把特别明显的侵权视频删掉。有些视频处在合理使用和侵权之间，或者虽然侵权、但识别后可能误伤其他合理使用的视频，对于这类视频，不应指望平台过滤或者删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也表示，“避风港”原则的“通知-删除”机制不止是一个维权机制，也是一个侵权风险防范的成本和义务平衡机制。版权方首先要主动承担一部分成本，发出一个明确的通知，然后平台就有了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不能把所有的成本都附加到短视频平台身上，特别是因过滤而导致的误伤，否则就会导致用户利益受损，以及商业利益失衡。（文/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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