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酒具

大同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酒具

《文物世界》 2010年02期 李晔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的酒器产生于六七千年前，最初不过是一些陶器，与生活中的食器、水器不易分开。一套完整的酒具有贮酒器、温酒器、盛酒器、取酒器、饮器等，在汉代时基本定型，沿传至后代。汉代酒器以铜器和漆器为主，铜器有壶、尊、钫、钟、筒形器、杯等；漆器主要有耳杯、杯、樽、卮、扁壶等，此时陶质酒器已较少见。此外，在一些诸侯王墓中也出土金银器、玉器、瓷器、象牙器及玻璃器等酒器，多为饮器。在汉代北方长城地带（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宁夏、陕西、山西及河北的北部地区）发现了大批两汉时期的中小型墓葬[1]，这些墓葬的随葬器物中不乏酒器。

大同地区及附近地区的汉墓也出土有漆质酒器，可辨器型有樽、耳杯、杯、盘、盒、案等，数量相对较少，多朽损。本文仅就大同地区及其附近汉墓出土的铜质酒器作一介绍，其时代多为西汉时期。

汉代酿酒技术发达，大量的酒浆要先酿造贮藏于大体型的瓮、缸中，瓮缸多为陶质。饮宴时从酒窖或瓮缸中取的酒注入壶、钟、钫中，然后要先将壶中或钟中的酒倒在樽里，然后再用勺酌入饮杯，奉于主人和客人。

钟、壶器型相似，多刻铭为"钟"，有的则刻铭为"壶"。酒壶有金银、漆、陶质的。铜壶，小口微侈，长颈，圆鼓腹，圈足。腹部附对称的铺首衔环。西安枣园大型西汉墓发现于汉长安城遗址东南角，随葬器物中有婆金朱雀钮铜钟2件，其中1件形体高大，高达 18厘米，侈口，束颈，鼓腹，腹部对称贴2个铺首衔环，圈足。光素无纹，通体婆金，盖顶立一朱雀，口里含珠，长尾上扬，线条流畅，制作精致。钟内盛酒26公斤，酒呈翠绿色，清亮透明，芳香宜人明。

平朔西汉墓出土的大铜壶高达 43.6厘米，口微侈，长颈，圆鼓腹，圈足。腹部饰三道凸弦纹带，腹部附对称铺首衔环（图一）。器型相同的小铜壶通高 19 厘米。

《说文》云∶"纺，方钟也。"铜钥器身方形，小方口外侈，短颈，腹外鼓，高圈足，上腹两侧有铺首衔环一对，颈部刻铭（图二）。有的带盖，顶置一环钮。

汉之茧形壶、蒜头壶、横角形壶、扁壶等盛酒器统称榼，出土物中的铜扁壶自名为榼。《说文·金部》∶"榼，酒器也"，榼无盖，用草塞堵0。这其中大同地区出土器物中常见的仅是扁壶;而扁壶的专用名为樱。《广雅·释器》∶"扁榼谓之梅。"裨，椭圆形器皿。徐州铜山白集汉画像石上的宴饮图中，侍者手提一椑。扁壶有陶、漆、铜和瓷制，有的铜扁壶器口上还留有木塞。山西平朔西汉墓出土的铜扁壶小口长颈，沿下一侧饰一道波折纹。器身一面通体平直如壁，似将圆壶割去一半，另一侧壶形鼓腹圈足，应为骑马出行时携带的酒器，通高33.5厘米（图三）。

平朔汉墓中还出土一种三足提梁筒形器，器身作圆筒形，上有盖，下有三矮足，器身上部两侧有一对不对称的衔环耳或铺首，提梁的两端用链条与耳或铺首环相连，还与盖顶中央的环相连在一起，通高33厘米（图四）。多年来考古发掘者对其器形有多种叫法，如提梁卣、提梁樽、提梁奁等，据专家研究，此器实际上名为“铜鋞”。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教授主编的《汉代的文物》，发表了日本宁乐美术馆所藏的一件丢失提梁的三足提梁筒形器，器身所刻铭文自称为铜鋞：“河平元年供工昌造铜鋞，容二斗，重十四斤四两，护武、啬夫昌主，右丞谭、令谭省。”《说文·金部》曰：“鋞，温器也，圜直上。”即器体呈圆形直上直下，主要用来温酒、盛酒的[4]。铜鋞器身往往饰宽带纹，应该是模仿竹筒上的缠绳的，所以鋞是由竹提筒演化出来的一种酒器。秦汉时期使用竹筒作为饮食用器曾经很普遍[5]，名“桱桯”，又名“荡”。1983年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铜筒形器叫铜酒筩，同时出土的陶提筩上有墨书“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万岁"等字，由此证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笛亦为盛酒之器。还有广州龙生冈东汉墓所出的陶提筒，盖内墨书"臧（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文字即，可知为酒器。辽宁抚顺刘尔屯西汉墓所出的一件修长的铜解，内盛有禽骨等物0，可见也可盛其他东西。汉代陶器、铜器、漆器都出现了仿竹筒和筒形器。有的外部饰有仿竹节的宽带弦纹，有的腹部圆径微收，刻意表现出模仿竹筒的特征。毕村汉墓出土的三足提梁筒形器，腹中部、筒底饰的宽带弦纹与盖口形成三道弦纹。通高19.2厘米，口径12.2厘米，壁厚0.2 厘米（图五）。

温酒器有鐎、鐎斗，二名一器，还有鐎壶。考古所见之鐎器外底部多有烟贫痕，是以三足置炭火之上加温。鐎斗文献记载始于汉即。史游《急就篇》曰∶"锻铸铅锡镫锭壶。"颜师古注∶"鐎，鐎斗，温器也。"温器壶于战国时期就流行，西汉早期还有出现，山西平朔西汉墓出土的铜雏壶，器形呈壶状，带盖，盖顶中央有山形穿纽，座周饰蟠螭纹。壶圆口，扁圆腹，腹部有凸棱一周，一侧有銮曲柄，可安插木柄。一侧有流，流口带盖，倾注时可自动开启。柄与流成直角，下有三熊足。口径7.2厘米，高 12厘米（图六）。其后壶形少见，多演变为折沿小盆形，平底或圜底的。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大同及其附近地区还不见铜鐎斗。

汉代摆于案上的盛酒器是尊，尊也作樽，有陶质、铜铸、漆制，陶质的常于器内涂朱，是模仿丹漆的。汉时的酒尊分盆形与筒形两种，前者有三足与圈足两种，以三足为多;后者圆筒形器身，直腹平底，多有三兽足，器身两侧多贴有铺首衔环，并饰凸起的神兽等纹饰。浑源毕村汉墓出土的铜筒形樽带有盖，圆口平底，盖置三钮，腹部有对称纽环，底附三蹄足，内置铜耳杯10件，樽与耳杯相配套使用。樽通高65厘米，口径6.5厘米，耳杯仅长35厘米、宽32 厘米（图七），有可能是祭祀用器。

1962年山西右玉县曾出土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 26年）所造的 2件铜温酒樽，筒形;1件铜酒樽，盆形。前者筒形温酒樽通高25 厘米，口径23厘米，壁厚0.4厘米。上有提环的盖，下附三熊足，腹部两侧有铺首衔环，通体铸造花纹。除在铺首的上下空隙刻龙凤之外，上层右旋有∶猿猴、骆驼、牛、兔、羊、鹿、虎、立兽、乌鸦、鸿雁等;下层右旋有∶虎、狐狸、鹿、羊、熊、猿猴、鹅、鸭和背生羽翼的异兽等。樽盖的正中有提环，外雕三个凤钮，内外有两周花纹∶内周围绕中间的提环，对称刻有虎、羊各二;外周和凤钮平行，在钮的中间各有一龙纹。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盖内还残存有彩绘鸟兽纹，上面有一层朱漆（图八）。其纹饰以减地较深、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铸成。

盆形铜酒樽高34.5厘米、口径 64.5厘米，平唇，鼓腹，圆底，下有三虎形足。腹有素宽带，中加弦纹一道作饰。与带纹平行，分列三个铺首衔环通体婆金，并加彩绘群兽，有虎、象、鹿、马、兔、羊、骆驼等。平唇上刻铭文"勒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花纹以墨线双勾，然后装填色彩（图九）。

据孙机先生考证，温酒樽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是温酒器，其实不然，酒樽虽有三蹄足，但很矮，其下难以燃火，而且西汉出土的同类器物有漆器和无足的。汉代温与醒通用，醒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故酒液清淳，酒味酬测，酒度也高，为了防止酒力发挥过猛，古人或作冷饮。从而推测筒形樽盛的是冷的醒酒，与加热并无关系。

筒形樽往往配有圆形器座，名"承旋"，故宫所藏銮金筒形尊，其承旋上有铭文∶"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即在足部雕蹲熊并且镶嵌绿松石和衬以朱色的水晶石，华丽富贵。《说文》曰∶"镟，圆炉也。"既然是炉，是否也有可能是用热水来保持樽内酒的温度。

而盆形樽则直接置于案上或地上，规格相对要低些。汉时乐府歌辞《陇西行》描写能干的主妇，"请客北堂上，坐客蚝概能。清白各异樽，酒上下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清白各异樽"，即清酒与白（浊）酒各盛于不同的樽里，前者放于筒形樽，后者放于盆形樽内。平朔西汉墓还出土有铜瞧尊，敛口长颈，圆鼓深腹，圆底下置三熊足。肩部有桥形双系联接提梁，桥形系下的铺首往往倒置，提梁两端雕成龙头状。盖体较高，呈圆形，上小下大，下端外撇与尊口相合，盖顶平上有三个兽形钮，中心饰蟠龙纹，通高19厘米（图一O）。

尊内有勺，用来挹注酒浆于酒杯，此动作即是人们常说的"斟酌"，也称"斟酒"。勺用作酒器称勺，用作水器叫斗。汉代勺有短柄和长柄二种，浑源毕村西汉墓出土的铜勺呈凹槽长柄状，其中一件长达 33 厘米，另一件勺柄端贴焊铺首衔环（图一一）。除勺外还有瓢，即葫芦一剖为二所成，与现代无异。

饮器有耳杯、卮杯、筒形杯等。

汉代的耳杯，既是酒器也是食器，墓葬出土的耳杯内有的还盛有鱼骨或鸡骨。杯字又作棓、桮、盃等形。此字源于手掬之抔。后来以杯代抔，且古之礼仪，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所以杯的平面接近双手合掬所形成的椭圆形。左右拇指则相当于杯耳。耳杯也因得名。西汉时杯耳常微微上翘，东汉时杯耳则多与杯口取平，东汉后期杯耳虽平，但杯口两端上翘。耳杯有陶质、铜质、玉质、漆制的，有的漆耳杯的杯口镶一圈银，并与错金的银杯耳铸成一体，古名为“银口黄耳”，也称釦器。朱红色的漆杯，配有黄色金耳、白银口沿，富丽堂皇，华贵无比，是当时高级酒具。存放耳杯的叫具杯盒，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具杯盒呈椭圆形，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具杯盒内套装耳杯七件，设计奇特，制作精巧。大同地区附近的汉墓出土有漆耳杯、铜耳杯，毕村西汉墓铜樽内出土的铜耳杯，圆耳，平底，长3.5厘米，宽3.2厘米，高1.2厘米。

卮是圆筒形杯，直口，平底，单环形耳，多带盖，无盖者少，足多为三足，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圆筒形漆器自名为“卮”。卮的质料多种多样，有银、铜、漆、玉、石、陶等，是汉皇室贵族喜欢的酒器，一直流行到宋朝，其中以玉卮最为高贵。山西平朔西汉墓出土的漆卮夹贮胎，圆口平盖，直壁，平底。腹部镶铜箍三道，盖面镶铜箍二周，顶部置环钮，卮身一侧有双环耳。通体髹赭色漆，铜箍相间的漆面用红漆勾绘云雷纹。高11.4厘米（图一二）。

盛放酒器的有漆案，平朔汉墓出土多件漆案的漆器残片、铜质铺首和器足等。据复原，漆案呈长方形，案长99厘米，宽35厘米。案面四角各有一个曲尺形的护角，案面四周可能有高起的挡板，以防案上所置器物滑落。案足铜鎏金，呈蹄形。

汉代北方长城地带（包括今内蒙古中南部、宁夏、陕西、山西及河北的北部地区）是汉王朝北部边防重地，也是汉民族与匈奴族的接壤地带。著名的“白登之战”和“马邑之伏”就发生于此地。为了军事和生产的需要，汉王朝在此地带屯驻了大量的人口和军队。纵观大同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两汉墓葬，多为中小型墓葬，大多数墓葬仅随葬陶器，仅有个别西汉时期的墓葬随葬铜器。出土铜器的墓葬多为木椁墓，墓主人属显宦大族或身份为秩俸二千石或稍低的官吏，在本地区为有一定身份之人。基本器物以铜鼎、壶、钫组合为主，有的还有樽、鐎尊、耳杯、甗、盘、匜、简形器铜解等饮食器。汉代各地出现的铜酒器的器类均已齐备。盛酒的壶、钟、纺等器型仍沿袭战国晚期的器型，造型稳重。相对于战国时期及西汉时期王侯权贵们的铜酒器器表的华美装饰，大同地区及附近汉墓出土的铜酒器外轮廓简洁大方，器表平素，装饰简洁而适于实用，有一定的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