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医保诈骗案件，哪些涉案人员会被指控构成诈骗罪？

作者；金翰明律师，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金律师近期办理了一起涉医保诈骗案件，对于涉案医院的相关人员是否成立诈骗罪，存在几个值得思考和辩护的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区分和探讨。

涉医保诈骗案件的模式有多种，主要分为涉案医院单位性质的骗保行为，以及参保人员或是以参保人员名义虚构事实申领医保待遇的行为。此类案件中，被指控成立诈骗犯罪的相关人员主要包括三大类：参保人员、涉案医院的相关责任人员，以及利用参保人员身份骗取医保基金的其他人员。

因不同模式下的涉医保诈骗案件，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有所不同，本文仅就虚开药品、截流药品的案件类型进行讨论。

第一，截流药品、药品回流类型的案件，只有故意虚开药品的情形才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对于医院正常经营下存在的少量结余药品，即使存在药品回流的情形，也不应认定为诈骗犯罪。

我们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了解到，从涉案医院经营行为的角度，都会存在少量结余药品的情形。对于此类结余药品，医院为了节约成本也是为了避免药物浪费，对药品进行回收、重新编号、入库，该行为虽然可能在具体报销医保基金的过程中，存在少量“多报销”的情况，但是从此类行为的目的和动机的角度，不应当对此类正常经营下的少量药品回流，认定为犯罪行为。

但是特定案件中，对于部分住院患者，本应当开具QD（每天一次）医嘱，相关人员违背客观事实开具BID（每天两次）或其他医嘱，虚开用药量，同时在执行过程中，相关人员要求护士实际执行QD医嘱，人为的制造药品结余的情况，涉案人员则可能因为此类虚开行为，被认定存在虚开用药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问题。

第二，截留药品类型的涉医保诈骗案件，司法实务中存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但是随着最高院典型案例的发布，此类案件倾向于按照诈骗罪进行定罪量刑。

从涉案人员的角度，此类案件如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同等数额的情况下，其量刑一般会轻于诈骗罪。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标准高于诈骗罪。以广州地区举例，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50万以上，个人合同诈骗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标准为150万以上，因此从数额的角度来说，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量刑相对较轻；

二是合同诈骗罪有单位犯罪的规定，诈骗罪只能够成立自然人犯罪。根据《刑法》规定，成立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由此可见，参考相关法律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单位犯罪情形下，部分涉案人员可能会被排除在刑事犯罪之外的问题。

此外，合同诈骗罪单位犯罪的数额标准，一般会数倍高于自然人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比如广州地区单位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按照自然人犯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的5倍掌握），如果涉医保诈骗案件认定为单位合同诈骗罪，其量刑会低于自然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更会大幅度低于认定为诈骗罪的量刑。

司法实务中，不乏将涉医保诈骗案件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同时认定为单位犯罪的判例，例如：(2018年)赣07刑终838号刑事裁定书、(2011年)涪法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2017年川068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但是近年来，最高人员法院针对涉医保诈骗案件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均是以诈骗罪进行定罪量刑。由此可见，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将此类案件按照合同诈骗罪、单位犯罪进行辩护，确是可以争取的辩护方向，但是争取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

第三，截流药品类型的涉医保诈骗案件，如果是以诈骗罪定性，哪些涉案人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实务的判例中，此类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医院的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获利人；二是医院的经营管理人员，比如院长；三是实际参与虚开药品的开单医生、参与药品截流的执行护士等相关人员。

针对此类案件的辩护问题，首先我们认为，如果按照诈骗罪定性，对于部分以单位名义实施、体现单位集体意志、利益主要归于单位的药品截流行为，具有明显的单位犯罪性质，即使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但是在对具体涉案人员进行刑事责任的划分时，也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规则进行认定。

比如特定案件中，虽然医院绝大部分的部门主任、医生、护士都参与了部分环节的涉案行为，但是上述人员对于此类经营行为并不具有决策、决定权，其参与的涉案行为更多的体现为职务行为，药品截流的收益也归于医院，最终被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分红获取，上述参与人员并未获利。此时对于此类部门主任、医生、护士，我们认为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不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当承担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因此，对于涉医保诈骗案件的涉案医院，哪些人员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哪些涉案人员属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将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其次，不能仅凭涉案人员的职务、头衔高低区分刑事责任。

比如相关案件中，开具BID医嘱的是医生，实际执行医嘱的是护士，药品截流所获取的收益绝大部分被医院获取，小部分由护士以提成的方式获取。但是办案机关在认定刑事责任时，并没有追究医生和护士的刑事责任，反而是将不参与开单和执行，但挂“某科主任”职务的部门主任，认定为相关责任人员。

这里值得肯定的是，办案机关是以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来认定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认定所有的“参与人员”均构成犯罪，仅仅是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认定构成诈骗罪。

但是这种认定的情形下，具体案件中会存在片面根据职务身份来确定刑事责任的情况。会出现的矛盾情况是，实际开具BID医嘱单的医生、实际执行医嘱单并获取截流药品利益的护士，办案机关按照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虽挂部门主任身份，对医院的经营不具有决策权，同时不参与开单和截流药品的“部门主任”，却以诈骗罪被定罪量刑，则明显存在不当。

这是我们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刑事辩护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涉医保诈骗案件，即使以诈骗罪进行定性，同样会存在单位犯罪认定的问题，当然主要体现在单位犯罪规则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人员的认定问题。哪些涉案人员属于应当承担诈骗罪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哪些涉案人员属于“一般参与人员”，是罪与非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