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西南联大与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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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出版社/创造文化价值

非常粗略地清点了一下《汪曾祺全集》，提到“西南联大”有140余处，提到“昆明”有700余处。在一位作家250多万字的生平文字中，有这样的出现频率，其重要性绝非等闲。

云南作家彭鸽子是汪曾祺生前好友彭荆风的女儿。她曾经回忆1985年首次在沈从文家遇到汪曾祺时的场景：

他用昆明话问我到了北京“给刻那叠那（去过哪里）？”看他喜欢说昆明话，我便直接用昆明话和他对话，他在昆明生活多年，虽然听得懂昆明话，想说好方言就不大容易，语音也很难说准，说得怪里怪气的，逗得我哈哈笑。

见到我这个来自昆明的人，似乎勾起了他对那久远的美好记忆，津津有味地和我谈昆明的小吃，炒饵块、小锅米线、汽锅鸡……（《幸运的邂逅》）

汪曾祺的西南联大

汪曾祺对西南联大乃至昆明的情感，非他处可比。 他在《七载云烟》里对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的赞美，也是无以复加的：

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联大渐渐成为一个教育史上的神话。有意思的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对西南联大的印象，倒有至少一半是来自汪曾祺的散文。在这些回顾西南联大的散文中，汪曾祺并没有讨论西南联大的教学体制、思想学术、社团活动、学生运动，他在这些篇什里，继续实践他嚷嚷了一辈子的“氛围即人物”，用生活场景与细节的娓娓动人，书写他心目中的西南联大。

看过这些散文的人，谁不记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从容与“皮实”？不记得联大学生泡茶馆的悠闲与随性？不记得翠湖边图书馆管理员的怪僻与自在？这些文章，单看一篇，可能就是好玩，有意思。但是将《跑警报》《泡茶馆》《翠湖心影》这些氛围化的描写，与比较正面描写人物的《七载云烟》《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上课》《晚翠园曲会》，还有那些描写昆明街市、饮食、草木的闲散文字，合而观之，才能真正进入“汪曾祺的西南联大”。

在这个时刻提防着日机轰炸，骤然增加了许多外来人口的亚热带西南城市，那些全国“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涌来昆明的大学生，与民风淳厚土地丰美的当地社会氛围，碰撞、融入、交会的各种让人会心一笑的温暖，还有汪曾祺说自己来寻找的“潇洒”，让西南联大八年培养人才超过三校战前三十年的“自由”，这样一种浩荡又密实的氛围，只有在汪曾祺笔下，才展现得如此有趣、生动，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汪曾祺的西南联大”。

其实，抗战时期大学的西迁，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大关目，文化的散播，学术中心的迁移，战争中研究的推进，学者学生与本地文化的互动，对整个中国战后的社会潮流、地域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这股潮流之中，不只有西南联大，像文化机构云集的重庆沙坪坝，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成都华西坝五大学、中研院史语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所在的宜宾李庄，都是抗战时代的文化中心。甚至存在时间不长的西北联合大学、在遵义发展壮大的浙江大学，在这段教育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然而，其他那些了不起的文化场域，缺少了一个汪曾祺，就少了一个对母校充满爱与感激的“书记官”。虽然汪曾祺甚至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但依赖他的生花妙笔，西南联大不是以一个抽象的教育文化符号，而是以一个饱满生动、充塞天地的历史形象存在于半个世纪之后的读者心目中。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西南联大”是独一无二的。

西南联大的汪曾祺

反过来说，当十九岁的汪曾祺离开了故乡高邮，经上海、香港、河内，到达昆明，考上了他心仪的西南联大，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高邮地处南北之中，汪家份属绅商之间，汪曾祺生长的1920—1930年代，正在现代转型期的新旧之际。可以想象，如果汪曾祺没有走出高邮，没有考上西南联大，他的一生，或许会像高北溟、汪厚基、杨渔隐那样，成为一个小城的绅士，读过屠格涅夫的医生，懂新文艺的旧文人，参加文会，有诗集传世，声名闻于里巷而不见称于外。他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归有光？

然而他在西南联大呆了五年，在云南一共呆了七年。74岁时，汪曾祺写道：“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西南联大对汪曾祺成长的影响，是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

考试前，汪曾祺“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这也不算错，但他当时一定没搞清楚，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教育部对北大、南开的拨款已经停发，三校的运转，主要靠经费不受战争影响的清华提供，在昆明主事的，也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汪曾祺进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会迅速发现，西南联大虽然确实在极力抗拒重庆教育部的训令与规范，但清华与北大的校风，仍然不完全一样，即使北大教授内部，对于文学新旧、教育宽严，也有不同的主张。汪曾祺最热爱的老师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其实也是相对边缘的教师。

这种情形下，十九廿岁的青年汪曾祺，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倔强的坚持。他在昆明七年，饿过肚子，失过恋，没有被子睡在一张破桌上（感谢亚热带气候），演过话剧，当过中学教师。从物质条件来说，昆明时代可能是汪曾祺一生中的最低谷之一。但是汪曾祺几乎没有背离自己的初心，他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也没有为了好一点的未来放弃理想。在战争的阴影下，在艰苦的环境中，他颓废，他彷徨，他虚无……他经历了一个战争中的青年可能经历的一切灰暗情绪。但是，他挺了过来。不仅如此，汪曾祺还将曾经的苦难，化为写作的无尽资源。

当然，这种升华并非唾手可得。这本集子里，汪曾祺最早的作品应当是发表于1947年的《蔡德惠》，这篇小文没有采取后来小说《日规》那样的全知视角，只是淡淡地回忆了作者与蔡德惠不同的几次交往，结尾道：

我离开昆明较晚，走之前曾到联大看过几次。那间研究室锁着锁，外面藤萝密密缠满木窗，小花圃已经零落，犹有几枝残花在寂静中开放，草长得非常非常高。那个日规还好好的在，雪白，竹丁影子斜斜的落在右边。

哀而不伤，是带着儒家味道的感慨。这样的句子，在汪曾祺昆明的作品里，尤其是联大时期，几乎是见不到的，这种淡淡的文字况味，这种对“残花零落”的惋惜，还有日规作为隐喻一代人共同运命的象征，共同构成了青年汪曾祺初臻成熟的文学风格。从此时起，汪曾祺走出了“谁也看不懂”的模仿现代派时期，开始经营汪氏独有的叙事融合古今中外、思想“实近儒家”悲天悯人的笔调。

1980年代开始的追忆文字，连《蔡德惠》末尾那样成段的抒情文字，也很少了，但正如他喜欢的一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这种哀而不伤的气息一直回响在汪曾祺的文字里。

老友巫宁坤要汪曾祺画一幅“有昆明的特点的画”，于是汪曾祺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又在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汪曾祺自己说是“写实”，巫宁坤却觉得这也是“为久经倒悬之苦而犹能存活开花的一代人的写照”（《往事回思如细雨》）。汪曾祺的昆明，汪曾祺的西南联大，就像这样的一片开着金黄花的仙人掌，“味道最为隽永深长”的青头菌，“味极鲜腴”但吃多了人会昏倒的牛肝菌。这几样东西，汪曾祺给联大校友如李政道、王浩，都画过。

可以说，西南联大成就了汪曾祺，而反过来说，汪曾祺为这个只短暂存在了八年的母校，奉献了他的记忆，他的文字，他作为一位“幸存者”能够说出的一切。一所大学和一位作家，看上去不能相提并论，但它和他共同构成的那种氛围与影响，缺少了谁都不行。

中

秋

佳

节

内容介绍：

《在西南联大》记录了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以及与同学、师长之间的故事。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也在昆明教过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得长的地方。这七年，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在此后的人生中，他时常深情回望在西南联大的时光——翠湖、晚翠园、凤翥街、观音寺、白马庙，泡茶馆、跑警报、逛书摊，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吴雨僧、唐立厂，种种人事，在他笔下娓娓道来，饱含深情，蕴藉弥远，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师从于沈从文先生。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创作有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并都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其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说《受戒》《大淖纪事》《故里三陈》《鸡鸭名家》《羊舍一夕》《异秉》，散文《蒲桥集》《矮纸集》，京剧剧本《沙家浜》（主创）、《大劈棺》等。出版有中文版小说散文集《汪曾祺自选集》（六卷）、《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英文版、法文版、中英对照版《汪曾祺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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