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奇云:媒介即存有》
作者: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译者:邓建国
何谓云之奇?似有似无,亦真亦幻,难以名状。
何以知云之奇?可以用眼看(身体),可以用笔画(技艺),可以用望远镜观测(技术)。若无眼睛、画笔、望远镜,便不知云之奇。有了它们,关于奇云的描述与记录,汇聚成文化之河,流经时空。
彼得斯问道:若无船舶,海洋是否已经神秘?若无火种,自然是否依然狂暴?若无时钟和历法,时间该如何感知?若无书写,人类是否依然蒙昧?……他往来于古今中外,穿梭于学科之林,用现代科学解答古老谜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为何?
浮游于多舟之上
我在本书中要维护的一个立场是,在那些使我们“人之为人”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中,技术(technics)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本书并不对人类的数字化—技术化未来持一个特别乌托邦式的立场。无疑,计算机及其衍生物已经重塑了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娱乐和学习。现在各种计算机设备就像澳大利亚的兔子一样四处繁衍。众所周知,任何生物一旦被移植到缺少天敌的栖居环境中都会繁荣昌盛。现在,计算机已经如动物一样繁衍扩散到了我们的汽车、微波炉、烤箱、抹布和垃圾、音乐和心灵、衣物和身体。也许,正如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曾大胆指出的那样,在由硅做成的光纤电缆中生存着新的物种且正在演化。或者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说的,计算机已经成为生存在“自然—人工环境”中的新型陪伴性物种,它们像狗、猫和马一样伴随着人类。我们已经和动物一起生活了数千年,但我们和各种居家数字设备共处的时间还不到30年。诸多造梦者、设计师和风险投资者将众多芯片嵌入各种平台和软件中,这些芯片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环境。罗伯特・卡森(Robert Carlson)曾非常夸张地指出:生物已经变成了技术(biology has become technology)。
但是,在这些技术冲击中,所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世界仍然充满疯狂,聪明人仍然在做出各种愚蠢的决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周三下午仍然是周三下午;对困扰人类的大部分疾病,医生仍然无能为力;数字媒介并不能给我们买单、消除我们的背痛或让天气变得更好,更别说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强奸、贫穷和愤世嫉俗。无论各种新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新可能人类社会中关键的伦理和政治问题都会一直存在。新发明并没有使我们能免受旧问题的困扰。孟加拉政府曾试图通过一场宣传运动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同时改善全国的信息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但相关的新闻报道证明了我的观点:由于孟加拉政府过度宣传“数字的”(digital),以至于在孟加拉俚语中,任何“数字的”东西都被国民等同于现代的东西,包括政府向民众免费分发的一次性大便袋(Peepoo)都被称为“数字”大便袋(当地政府想通过免费发放它来减少市民乱扔垃圾和随处大小便的行为,以减少水资源污染)。孟加拉语中的这一巧合实际上向我们阐明了一个关键的真理:有时候所谓数字化的新东西内装的不过是旧粪便。
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脊柱和内脏,通常都会被人贬低,但是我认为它们也值得被给予合理的位置。小的依凭(means)能产生大的效应。只要我们无法摆脱“人类物质上的存有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消亡”这一令人忧伤的事实,媒介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我们的记忆无法持久,身体无法存续,时间既不仁又慷慨,只有它是人类和万物的栖居所在。媒介能将我们从时间的流逝中抽拔出来,为我们提供一个符号的世界,在其中我们能够储存和加工数据(最广义的“数据”)。和亚里士多德或阿伦特一样,我确实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的东西,包括土地、世界、其他人、劳动、工作、时间、言语、行动、生与死、承诺和谅解等。但是这一“人类境况”是递归循环的(recursive),它是一个关于境况的境况,或者说关于条件的条件。我们的行动改变了这些行动所存在于其间的条件,而且(也尤其是)这些条件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自己;我们说话和行动,而这些说话和行动又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条件。正像沃尔特・翁(WalterOng)妙语所指:对人类而言,“人造者即自然者也”。人与物相遇于十字路口从而定义了媒介研究这一领域。我们对条件作出限定,而这种被限定的条件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定我们。我们是被创造的创造者,我们塑造了工具,工具也塑造了我们。我们居住在我们自己制作的舟楫上和自己限定的境况中,然而我们却难以直视这些舟楫和境况。从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媒介研究的任务就是对我们的境况进行总体上的沉思。我在本书中的任务是努力冒险去考察这些思想。可以这么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去描绘出海德格尔的设想——“从其所具有的极端可能性和极端局限性中给我们的存有描绘出一个诗意的轮廓”。
如何定义自然、人类和媒介?我认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同个问题。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造物(artifact)我们才能知晓和操纵自然。这些人造物同时源于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身体,它们反过来又能进入自然的历史中。古尔汉说,四轮马车、犁、风车和帆船等的发明也应该被视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发明。音乐和书写就像体温维持和双脚直立行走一样,都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我们的技术性知识和我们的身体形状一起演化。人类头骨的气球形状和爱荷华州的玉米穗一样都是技术上的成就。与人类对野生禽兽的家庭养殖以及各种植物和动物的灭绝一样,人类几千年来的用火史已经成为自然史上的绚烂篇章。作为后勤型技艺,媒介能帮助人类去管理自然和其他人类,从而将人类世界和生物世界联系起来一两者的命运现在已经变得唇齿相依。人类掌握着地球这艘大船的方向舵。船若触礁,它并不会毁灭地球,因为地球已经熬过了比这大得多的灾难,却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触礁毁灭的是船只而不是海洋。从前这种情况仅适用于人类本性(human nature)至少从人类获得了语言能力,也许从更早学会了用火和直立行走(这可以说是从头到脚的人工化过程)之后,就是如此现在已经适用于所有自然(all nature)了。
正如我将在下章述的,我在本书中强调人类的技术属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也支持技术人员支持的那种工程师文化。相反,我是要通过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海洋、天空和地球之间的联系来更好地把握人的境况。我们的家园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以及已经离世的各色人等中。媒介不仅仅是管道或渠道;媒介理论既涉及有关生态的内容,也涉及有关人类存有状态的内容。媒介也不仅仅是那些总是忙着要去用各种节目和广告去填满时间和版面的各种音视频平台或文字印刷机构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没有依凭(means)就没有生命。我们都已经被中介化,中介物包括我的身体、我们对氧气的依赖、被写人到我们身体细胞中的远古生命史、我们的直立行走、单一性伴侣制度、对火和动植物的驯化,以及拥有语言、书写、金属炼技术、农业、历法、天文学、印刷术、绿色革命和互联网等事实。历史上各种具有实用精神的聪明人创造了众多人造物,它们历史悠久,遍在于我们周围,同时我们自己也是人造物。文化已成为我们自然史的一部分。用诗人高尔威・金内尔(Galway Kinnell)的双关语说就是:“我们是一种被预先决定了的生物。”微生物和比特都是与生存攸关的媒介。媒介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哲学人类学,或者成为一种提问方式,它提出的问题与苏格拉底向阿西比亚(Alcibiades)提出的问题一样:“什么是人”(What' s human being)?这个问题难倒了阿西比亚德,也难倒了我。但是我试图在下一章里对之作出一个回答:人是浮游于多舟之上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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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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