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行为支持：为ASD个体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积极行为支持：为ASD个体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Edward Carr, Ph.D., and Cathy Pratt, Ph.D.

当个体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后，相信所有的家长第一反应都是为孩子寻找“治愈”或者“康复”的方法。多方了解知道自闭症并无“治愈”方法之后，很多干预项目就把核心放在了“康复”之上。

而实际上，还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是帮助孩子更好地与ASD这样一种障碍生活，并且我们现在也已经确认了，通过悉心设计的积极和建构性的行为支持（积极行为支持），修复和改善自闭症群体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是可能的(Carr et al., 2002)。

对于ASD，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

在恰当的支持下，ASD个体可以和其他一般发展的个体一样参与多种多样的活动，比如看电影、去餐馆、运动、度假等等。他们可以参加学校和社区中的很多社交活动。可以自行解决大部分的日常常规，是独立的个体，并且这种独立也可以让家庭成员或者照顾者不用那么事事操劳，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父母和老师可以学习如何用恰当的社交行为替代ASD个体那些严重的问题行为，医疗人员可以学会将一些必须的身体检查和诊断流程分级，让ASD个体可以不那么抗拒接受医疗支持。这些努力加起来就可以让个体有更好的健康和安全的生活。当ASD个体成人之后，通过支持，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住的房子，自己决定装修和家具风格。可以得到一份与自己兴趣相关的，有意义的工作。

虽然上述列出的这些结果不是每个ASD个体都能实现的，但是通过有效的干预和支持，大部分的个体是可以实现的。这里想要给大家重申的一点是，虽然自闭症没有治愈之法，但这并不代表ASD个体就不能过上有意义的人生了，因此，不要过多纠结于不可能实现之事，而放弃可以实现的有意义人生。

我们可以如何实现呢？

1、干预和支持的方法必须是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改善生活质量要求一种能够针对在自然情境（家中、学校中、社区、工作场合等等）中出现的问题行为以及技能缺陷的方法。

我们举个例子，教孩子命名颜色，一种方法是用不同颜色的卡片配合强化物进行教学，最终孩子是可以学会命名颜色的，但是这种学习到的内容却没有很好地影响到ASD个体或者其家庭的生活。

还有一种方法是，带着孩子去红绿灯附近，教孩子绿色意味着“看一下两边，是否有车辆，如果没有，仔细查看周边然后过马路”。红色意味着“站着别动”。这种颜色的教学是结合实际情境的，可以帮助ASD个体得以独立，有安全意识。像这个例子一样，教学各种自然和功能性的技能可以让ASD个体走上独立和社区融入的道路。

同样的，处理ASD个体的问题行为也有各种方法，社交、活动/常规、生理因素，但是我们所有的应对方法都应该强调降低个体挫折感的程度，减少问题行为出现的必要性。我们应该教ASD个体如何沟通自己的所需以及挫折的情绪。

学业任何也应该配合ASD个体的长处进行调整，提供选择，降低其抗拒的程度。每日的视觉时间表可以帮助ASD个体了解一天的安排，降低不可预测性（这通常是焦虑和挫折情绪的源头）。与他人的社交关系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技能训练，以及同伴培训得以进行，促进积极的互动。

当这些过程可以被仔细和系统执行时，不止问题行为会降低，个体的功能也会在各种重要情境中得以有效体现。换句话来说，个体的生活质量会得以提升。

2、干预和支持的方法必须是基于整个家庭的，不仅仅是ASD个体。

不管针对ASD个体的干预项目设计得有多好，一旦家庭成员的需求被忽略了，整个项目的效果就不会很好。也就是说，干预项目必须是很容易被家庭所采纳和融入的、与家庭的价值观相符的、与时俱进的(Lucyshyn, Dunlap, & Albin, 2002)。以一概之的方法显然是狭隘的。

除此之外，积极行为支持项目还需要涉及到对ASD个体所能接触到的社区成员进行科普，提高他们的认知。另外，ASD个体的家庭成员经常会感受到很多的焦虑、沮丧、抑郁情绪。对此，一些父母团体组织进行相互的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学校中的心理咨询师应该最好能够提供家庭咨询，以促进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3、干预和支持的方法必须集中在修复或者替代那些阻止高质量生活的功能失调系统之上。

如果ASD个体已经陷入了某种功能失调的系统中，那么再有效的方法都是无效。因此，我们需要从四个角度来分析能够促进个体进步的系统所必需的五个核心元素：视野、技能、激励机制、资源和行动计划(Knoster, Villa, & Thousand, 2000)。

视 野

指的是是否所有相关人员（例如，ASD个体、老师、家庭成员、各项干预提供者）都分享相同的目标以促进ASD个体及其家庭的有意义人生。每一方人士都必须是同意整个干预方向，并且相互配合的。

技 能

指的是系统中每位参与者提供相关支持的能力。我们举个学校的例子，如果一些老师之前从未和ASD个体接触过，那么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不可缺少的。而有一些可能自认为已经知道如何做了，但实际上并不知道。在干预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评估和监督每位执行人员的技能是必要的，而不是等到三个月后发现干预没什么效果，才了解到某个环节的执行人员没有必要的技能，或者不愿意配合进行干预。

激 励 机 制

指的是系统中每位人士做得好时可以得到的奖励。这种激励机制对于每位人士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延用学校的例子，老师的激励可能是发现对于ASD个体的支持方法其实也可以扩展到其他一般发展的学生上，使得整个教学更为简单更有效。对于管理层来说，激励机制可能是大多数的严重问题行为得到控制。对于校车司机，激励可能是在驾驶过程中乘客保持安静和安全。这些激励机制的确定和融入可以提高每个人的参与积极性。

资 源

指的是执行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资金、交通、材料、时间限制等等。虽然资金一直都是关键影响因素，但是有时候时间限制也是重中之重，因为一些干预需要紧急执行，这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各方执行人员是否可以做到了。

行 动 计 划

指的是对每位干预人士的角色和责任进行仔细规划，并且为干预计划一旦失败的情境也设计了修复策略。此外，干预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对精确性和一致性进行监督，发现缺陷后立刻进行改正的步骤。

总 结

对于干预系统进行以上五个核心元素的检查和监督可以确保计划与情境的有效集合，并且能够支持和强化干预的有效性。

4、干预和支持的方法必须结合多方的知识。

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全面提高个体生活质量的。ASD个体及其家庭需要基于应用行为分析ABA、组织管理、社区/生态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生物化学科学以及积极心理学进行所有可行性方法的结合。

参考文献

Carr, E.G. (2007a, July). “While we wait for a cur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tism Society of America, Scottsdale, Ariz.

Carr, E.G. (2007b). The expanding vision of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happiness, helpfulness, hopefulness.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9, 3-14.

Carr, E.G., & Blakeley-Smith, A. (2006). Classroom intervention for illness-relate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Behavior Modification, 30, 901-924.

Carr, E.G., Dunlap, G., Horner, R.H., Koegel, R.L., Turnbull, A.P., Sailor, W., Anderson, J., Albin, R.W., Koegel, L.K., & Fox, L. (2002).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Evolution of an applied science.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4(20), 4-16.

Carr, E.G., Levin, L., McConnachie, G., Carlson, J.I., Kemp, D.C., Smith, C.E., & Magito-McLaughlin, D. (1999a). Comprehensive multisituational intervention for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community: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social validation.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1, 5-25.

Carr, E.G., Horner, R.H., Turnbull, A.P., Marquis, J.G., Magito McLaughlin, D., McAtee, M.L., Smith, C.E., Anderson Ryan, K., Ruef, M.B., & Doolabh, A. (1999b).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 research synthesi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Carr, E.G., & Owen-DeSchryver, J.S. (2007). Physical illness, pain,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minimally verbal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7, 413-424.

Carr, E.G., Smith, C.E., Giacin, T.A., Whelan, B.M., & Pancari, J. (2003). Menstrual discomfort as a biological setting event for severe problem behavior: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American Journal on Mental Retardation, 108, 117-133.

Knoster, T.P., Villa, R.A., & Thousand, J. S. (2000).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systems change. In R.A. Villa & J. S. Thousand (Eds.), Restructuring for caring and effective education (pp. 93-128). Baltimore: Paul H. Brookes.

Lucyshyn, J.M., Dunlap, G., & Albin, R.W. (Eds.). (2002). Families and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Baltimore: Paul H. Brookes.

McAtee, M., Carr, E.G., & Schulte, C. (2004). A Contextual Assessment Inventory for problem behavior: Init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6, 14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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