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公元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宁二年，宋徽宗对苏轼发出的“清剿”号令。
这一年，是苏轼去世后的第二年，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三年。
在蔡京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在这年四月发出诏令，“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
在毁碑的同时，皇帝还在全国各地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所谓元祐党人，就是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几十年新旧党争，新党如今主政了，就想为旧党立块遗臭万年的碑，其中包含司马光、苏轼等人，一律名曰“奸党”。此碑的撰稿人，就是蔡京。
为什么要立碑呢，因为碑就是北宋时期的传统媒体，当时尽管早已发明活字印刷术，但这项新媒体技术未被重视和推广，所以大家觉得印书还不如刻碑。
“元祐党人”中，苏轼是最冤的，因为他不光反对新党，也反对旧党；他也是最惨的，因为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在这次毁碑行动中，他的损失最大，不仅他书写的碑统统被毁，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无一幸免。
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当年被毁，后世根据拓片重刻的。
苏轼《表忠观碑》
流传至今的苏轼书法还不少，但与当时毁掉的相比，可谓九牛一毛了。
不仅苏轼的书法碑刻要毁，他的学生黄庭坚的也要毁。结果黄庭坚比苏轼还惨，毕竟老师当时已死，学生可是眼睁睁看着这帮破坏分子动手的。
苏轼《丰乐亭记》
当时的朝廷毁苏轼的碑，重点不在书法，而在摧毁“苏学”。因为苏轼影响太大，如果仅将其定性为奸党，民间还广泛传诵其诗文的话，那等于白费功夫。
所以，碑砸了，文集诗集也要毁。首次发出诏令后，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朝廷又两度下诏，苏轼等人文集一律除毁，谁敢抄写就抓起来蹲监狱。
不过，当时的文人是很有风骨的。宋徽宗喜欢黄庭坚书法，找人跟他说，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就官复原职，重享荣华。黄庭坚淡淡一笑说，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因为拥护老师，罢官、下狱，始终初心不改。后人称赞他，说始终不负苏公者，不过三数人，李之仪就在其中。
到了北宋末年，苏轼的碑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的文章和诗词却在民间广泛存在着。试想，中秋仰望夜空，不念一句“明月几时有”，对得起天上的月亮吗？站在长江边上，不吟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对得起东流的大江吗？
就连那些当权的新党，包括徽宗本人，大概内心对苏轼也是崇拜的，只不过政治需要，不得已而批判罢了。
搞笑的是，在批判苏轼的时候，他们还用着苏轼的文风。
苏轼《醉翁亭记》
提到宋代，就无法绕开宋词。但如果没有苏轼，也许就没有宋词后来的地位。因为在苏轼以前，词是用来唱的，柳永再厉害，也只是个奉旨填词的玩主。直到苏轼跻身词坛，将词加以诗化，使其不仅可以唱，还可以吟诵，这才有了后来的宋词。
我们常说苏轼伟大，伟大不是随便一说的，将词诗化，将书意化，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改变了文学史和书法史。
宋徽宗当年的决策，对苏学的打击绝对称得上毁灭性。可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徒劳，无论权力多大，气势多凶，都只能逞强一时，蔡京当年扣给别人的“奸党”帽子，最终戴到了自己头上，一戴就是千年。
真正的美好，其实是无法删除的。
有点可惜的是，它让我们少看了许多精彩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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