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履行合同就是“钓鱼式”合同诈骗吗？

肖文彬：诈骗犯罪、经济犯罪大要案律师、广强所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承办过不少中央电视台报道、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督办或指定管辖的案件）

陈婵娟：广强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力求在诈骗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在第三项中规定了行为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这样一种“钓鱼式”合同诈骗。那么是否行为人只部分履行合同就构成“钓鱼式”合同诈骗呢？读者们根据心中朴素的正义观可以推断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引入本文的一个重要问题，客观上行为人都只部分履行合同，为什么有些行为人仅构成民事违约或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即可，而有些行为人则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将分析部分履行合同的三种情形，论证部分履行合同为什么不一定构成“钓鱼式”合同诈骗。

正文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行为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要结合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具体表现为：客观构成要件为欺骗行为，主观构成要件为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犯罪客体为市场秩序与公民财产，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或单位）。而“钓鱼式”合同诈骗作为合同诈骗的一种类型，构成“钓鱼式”合同诈骗一定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因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所以我们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钓鱼式”合同诈骗，需要重点分析行为人是否符合本罪客观构成和主观构成要件，即从欺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去分析。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行为人是否具有欺骗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部分履行合同分成三类情况进行讨论。

一、部分履行合同构成民事违约的情形

部分履行合同的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合同签订、履行的过程中，客观上未使用欺骗方法，这里的未使用欺骗方法并不要求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的过程中保持绝对诚实的状态，行为人为了签订合同隐瞒部分履约能力，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履约能力并积极履约的，不认为是刑法意义上的使用欺骗方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达到民事活动中的营利目的，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不履行合同的意图，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但并不逃避承担合同责任的，不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民事违约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过错，因客观不能或主观原因导致违约，仅构成民事违约，应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民事违约是当事人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签订、履行合同，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了违约纠纷，最终仅部分履行合同，但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都是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签订的合同自然是合法有效的。不同于民事违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签订、履行合同是其为了实现其不支付对价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一目的的一种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不具有有效的合同关系。

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主要通过审查涉案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予以判断，从合同项目真实性、标的物用途、有无实际履约行为、是否有逃匿和转移资产的行为、资金去向、违约原因等方面综合分析该行为是否具有欺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构成民事违约，因行为人无冒用他人身份、虚假担保等即无欺骗行为，而是以真实的身份签订合同，同时行为人将合同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无携款逃匿、转移、隐匿赃款以逃避返还资金等行为，合同的相对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获得救济。民事违约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虽然行为人仅部分履行合同，但仍属于民事途径可调节的正常市场行为，并未造成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未侵害合同诈骗罪的保护的法益，自然不会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最高检指导案例：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案号：检例第91号】中，温某某以甲公司QZ市QB区引水供水工程项目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合同，并收取履约保证金，公安机关以该项目的建设环评及规划许可均未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不具备实际履行建设工程能力，其行为涉嫌合同诈骗予以立案。LQ区检察院指出，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引水供水工程项目已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定向政府职能部门提交该项目报建手续，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答复，在项目工程未能如期开工后，甲公司又采取签订补充协议、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等补救措施，并且甲公司在该项目工程中投入大量资金，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也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因此，不足以认定温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具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和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予以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甲公司不退还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的行为，乙公司、丙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二、部分履行合同构成民事欺诈的情形

部分履行合同的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合同签订、履行的过程中，客观上使用了欺骗方法，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与他人签订、履行合同，但在合同签订、履行的过程中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达到民事活动中的营利目的，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的当事人具有过错，并最终因客观不能或主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仅构成民事欺诈，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合同相对方因民事欺诈签订合同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为意思表示，诱使他人作出错误的表示，而与他人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可能有些读者会不解，民事欺诈使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什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虽然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都客观上都存在欺骗行为，但前者的欺骗行为并不是影响合同相对方签订履行合同并交付财产的决定性因素，如虚假宣传、冒用他人名义等欺骗行为，这类欺骗行为仅具有辅助合同签订、履行的作用，这种欺骗行为在合同诈骗中也仅作为辅助欺骗行为，不能作为定罪依据。而合同诈骗罪中用于定罪量刑的一般是核心欺骗行为，即该欺骗行为具有影响合同相对方签订履行合同并交付财产这一决定性作用。

同时，在主观方面，民事欺诈的行为人旨在使合同相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与其签订合同，行为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原意承担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民事义务，旨在通过双方履行合同谋取一定的利益，实质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其主观上并不以通过履行合同进行牟利为目的，其主观上不愿承担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民事义务，行为人虽然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但这只是行为人为了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产的欺骗方法，这就是这类合同诈骗被称为“钓鱼式”合同诈骗的理由，等“鱼儿”上钩后，行为人就会通过携款逃匿、转移、隐匿赃款以逃避返还资金等行为非法占有被害人事先交付的财产（含财产性权利，下同），就算受害人最终识破骗局，也难以通过民事途径挽回损失，最终追悔莫及。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单从行为人是否履行合同的结果来看，而需结合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合同时的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客观结合综合认定。在民事诈骗中，行为人在履行合同中取得对方财产后，产生非法占有故意而恶意违约的，行为人非法占有故意产生于取得财产之后而不是行为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在孔某犯诈骗罪案【案号：(2016)鄂2802刑初29号】中，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孔某主观上以赚钱为目的，客观上采用部分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方法，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通过履行约定的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的利益，其行为属民事欺诈。被告人孔某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法律特征，不构成诈骗罪。

三、部分履行合同构成合同诈骗的情形

部分履行合同的第三种情况，是行为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作为欺骗方法，使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交付财产，以达到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这种诈骗模式被称为“钓鱼式”合同诈骗。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行为人诈骗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关于如何认定“钓鱼式”诈骗，我们在前文中通过将民事违约、民事欺诈与“钓鱼式”诈骗这一类合同诈骗进行比较，已经能够窥见一二，笔者将在这里进行总结。从客观上来说行为人实施了核心欺骗行为，这里的核心欺骗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但是其通过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这一欺骗方法，使被害人产生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这一错误认识，基于这个错误认识被害人与行为人签订了合同，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交付了财产，最终造成了经济损失。如前文所述，行为人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存在冒用了他人身份、虚构了自己的资信情况等行为，不能简单认定行为人不具有实际履约能力，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核心欺骗行为，其部分履行行为是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交付财产的欺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得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积极履行合同，合同仅部分履行的原因是否为为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如政府管制）导致合同不能全部履行，综合分析判断。

从主观上来说，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里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时的主观心理，行为人占有合同相对方财产之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行为人是否有完全支付“对价”的目的，即行为人是否想要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合同义务以保障合同的履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支付对价不等于等价支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合同双方都是以通过履行合同达到营利的目的，作为民事主体只要二者对合同内容达成合意即可。所以，这里的对价指的是合同双方约定的需要由行为人履行的民事义务；其次，行为人是否将合同相对方交付的财产用于能使财产返还的生产经营活动，若行为人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则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需要说明，行为人若将合同相对方交付的财产用于合同约定之外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就算最终因客观原因导致合同相对方财产损失，也不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后，行为人是否存在挥霍、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以逃避返还财产，有无积极与合同相对方进行协商，行为人具有逃避返回财产的行为导致合同相对方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追回损失，则可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行为人若是因为害怕债主追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伤害，暂时进行躲藏逃避，不能因此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李某秀合同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案号：(2019)粤03刑终2889号】中，审理此案的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认为，上诉人李某秀系WJ公司的股东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其明知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实际从未使用，公司未对采购的半成品进行加工，也未到其他地方李某2，而是将供应商提供的配件及半成品直接进行更换包装出售，其也从未见过报关单，可见其主观上明知WJ公司没有对采购的配件进行任何加工，其在公司经营期间向供应商及公司员工均做了虚假描述。多名证人证实，上诉人李某秀在明知公司卖出货物后无法回款的情况下，仍在短时间向供货商大幅增加订货量，之后拒不支付货款并关闭公司逃离。上诉人李某秀在关闭WJ公司后完全具有偿还被害人货款的能力，但其并未联系任何供应商主动还款，而是以虚假身份藏匿于外地，并斥巨资购置房产、开办新公司等，上诉人李某秀违反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其成立的公司与多家供货商进行业务往来，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多家供货商继续签订并履行合同，向其公司供货，骗取多家供货商大量货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结语

民事违约行为和民事欺诈中的欺骗行为并未对民事法律关系造成根本性的破坏，未达到合同诈骗罪规定的破坏市场秩序的程度，合同相对方交付的财产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调整，根据刑法的谦抑性，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调整的纠纷，则不需由刑法加以规范，同时也未达到侵害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法益严重程度。而合同诈骗对民事法律关系造成了根本性破坏，行为人往往会挥霍、转移、隐匿赃款、赃物，使得被害人损失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救济无门），则由刑法来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