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运用宗族力量治理福建械斗，对解决莆田案乡邻纠纷有借鉴意义

最近，福建莆田命案轰动了全国。有些人认为这是宗族势力引起的乡邻纠纷。被害人有家族的人多，霸占不允许犯罪嫌疑人欧某修建房子，逼得欧某铤而走险。

纵观历史，明清时候福建南部地区，就是闽南一带由于宗族势力引起的乡邻纠纷与民间械斗，乃是频繁发生。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就是乡村都靠着宗族自治。宗族就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民间群体，通常来说也就是大家族。中国农村大多数是聚族而居，就是同一个家族也就是同一个宗族都是聚集住在一体，也就形成一个村落。

尤其是福建南部，也就是闽南沿海一带地狭人稠，通常一乡聚集多个宗族，族与族之间居住地址很相近，彼此共享生存空间，必然存在田地与水源等资源的争夺。尤其可耕作土地上，地贵如黄金，村民都视为黄金对待，自然是寸土必争。至于肥沃地带的土地，更令人趋之若鹜。

土地农田耕作相关就是水利灌溉，都是村民为了生存争夺的焦点。如在乾隆五十九年，长泰薛林两姓村落各自都有公田，却是由于天旱引起水利灌溉问题，发生了械斗，可谓是轰动全国的械斗案件。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码头与港湾可是人们必争的生存资源。所以，福建乡村械斗很多也是围绕码头展开的。如在光绪年间，福建泉州洛阳港由于争招商船停泊起运、客栈临宿问题发生械斗，附近乡村与隶属双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卷入了械斗之中，混战三年都是各有伤亡没有结果。

由于闽南沿海一带械斗严重，在清朝时候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与人们生活的安定，甚至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如到清朝咸丰年间，清文宗在召见福建官员张集馨的时候，详细询问了闽南一带漳州、泉州地区的械斗情况，在另一侧面也反映当时沿海地区械斗风气的严重，让皇帝都高度重视。

为了治理福建乡村械斗，清朝上至朝廷下到福建地方官员也可谓是绞尽脑汁。清朝官员也看到，福建闽南沿海一带械斗，很多都是宗族势力渗透。因为在闽南农村里，家族血缘观念十分浓厚，村民都普遍认为，家族的荣誉受到损害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微小的事情受辱，但损害到了家族的荣誉，作为家族的每个族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如果让步就被视为软弱。

所以，在为水为土地为码头等生存利益争夺的械斗，不再是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家族荣辱与共的大事。

而且，在闽南乡村械斗中，每当冲突发生，妇女们都是回家招呼自己男人，或者直接拿锄头应战。由于有家里女人的撑腰，丈夫更加有勇往直前的胆量与勇气。所以，民风这也使闽南沿海宗族械斗规模扩大化，小的一般邻族邻村械斗，大者就是联乡甚至跨县械斗。有的同族联合争斗，有的处于劣势的族姓就与势力强大的家族联合起来械斗。

在清朝官员多次奏疏中，也提及闽南械斗家族中的领导人物，往往也是械斗的指挥者与背后参与者。而且，大规模的械斗，需要耗费财力、物力、人力。这也不是一两个普通族人能够承担的，须得有实力的人主持或者操控，才能动员家族的力量参与械斗。

所以，清朝官员也看到“解铃还须系铃人”，居然宗族中的领导人物组织了械斗，乃幕后操纵者。那么缓解乡村械斗，解决民众的矛盾，也需要这些家族（宗族）中的领导人物。在清朝，宗族中的领导人物也叫作绅耆。由于绅耆在民众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地方官就借助双方的绅耆劝说民众。

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这么说过：

“中华帝国，存在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既能够以如此小的官员编制来如此之多的人口。”

这主要原因在于清朝朝廷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对宗族组织加以引导、利用，作为治理乡村的补充。

由于许多绅耆（乡绅）往往是械斗的领导人物, 因此在调解械斗矛盾的过程中， 地方官通常会借助双方绅耆劝说民众。清朝福建地方官员一般“择其有品望者，同姓之乡，立族正一人，族副数人。”也就是在福建乡村中推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绅耆（乡绅），然后让这绅耆负责处理矛盾，进而制止械斗。

如在清朝嘉庆年间，福建龙溪乡村械斗严重，当时福建平和知县姚莹就召集乡绅劝谏本家族的村民调节矛盾，然后指导乡绅用乡规约束本村的村民，并且招募壮丁为兵，逮捕盗贼，这样不仅平息了械斗，也使盗贼不能猖獗作乱。

清朝福建地方官员也通过族长、家长劝谕本族与本村的村民。如在清朝福建晋江县衙口乡的村民大多有与官府械斗，拒绝交粮等不法行为。当时械斗发生之后，地方官员就召集当地的族长进行调节，告知利害关系，分辨是非曲直，不仅平息械斗，也让村民真心诚意缴纳粮食。

福建地方官员也积极利用乡绅倡导同一区域内的民众参加乡约。在乡约中，乡绅会向同乡人倡导孝敬父母、团结友爱、邻里和睦等，通过这些宣讲教化民众，使械斗防患于末然，这对小型械斗发生也起到一些约束作用。

所以，从清朝福建地方官员运用“乡绅”力量治理械斗，建设乡村社会的经验可以看到，可以利用宗族力量，推选德高望重的村民来管理乡村，调节村民之间矛盾，减少类似于福建莆田命案村民纠纷的产生，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