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失衡推动美国贸易逆差叠创新高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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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从有了贸易逆差的记录后，美国贸易赤字的脚步似乎就没有停止过。按照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8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733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的结构性失衡无疑是美国贸易逆差放大的直接牵引力。由于对疫情快速而严密的防控，一度掉档失速的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得以提前复位并基本切换至常态。与此同时，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依然遭到疫情的持续侵扰，自身与外部产品供给口径被挤压与切断，需求难抑之下，中国产品线上线下及时出海补量，对美出口飙涨，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是，美国8月份贸易逆差创出历史新高，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出两年来的最大值，而在因本身供应能力不济致使出口量整体萎缩的映衬下，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显得更为扎眼。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出口在撑起被疫情压扁的全球生活资料供给口径并带动美国贸易逆差回升的同时，国际范围内企业上游生产资料，尤其是核心生产资料供给能力的结构性短缺也形成了对美国贸易逆差新的承压。拿汽车行业来说，因芯片短缺导致全球汽车生产商的减产以及所有国家汽车进出口的下滑，只是相对于进口而言，美国汽车出口减速更为剧烈，对贸易赤字的贡献就更加显著。当然，随着疫情压力的逐渐缓解以及自身产品供给弹性的增大，外加外围市场需求复苏的策应，由阶段性失衡因素造成的美国贸易逆差压力多少会得到缓释，但只要一些常规失衡因子存在并发酵，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不会轻易消解。

主要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爆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不仅带来了产业资源在空间地域上的位移，如大量制造业从最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而且引起了产品之间的深度裂变与重新嫁接，比如诸多产品的生产链构成了发达国家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制造的基本矩阵。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产业结构同样接受这场国际分工的洗礼，其中，不仅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等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钢铁业、汽车业以及电子产品等也逐步向国外转移，由此带来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断层。这种产业构成被外界解读为“工业空洞化”现象，由此造就了美国货物进口的路径依赖模式，进出口结构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

不错，美国借助国际分工尽情分享到了进口商品的便利化红利，但与此同时，其国内本已存在的消费与储蓄失衡则直接将贸易逆差推向上升的快车道。作为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美国税法一直鼓励低储蓄和借钱消费，不仅抵押贷款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而且没有任何增值税或国家销售税。此外，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加强了民众远离储蓄和敢于消费的行为。虽然新冠疫情让不少美国百姓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并开始注重存钱，但美国目前只有13%左右的储蓄率依然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同时，超过80%的美国消费率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家庭或个人的财务资源分配惯性也很难得到扭转，而只要消费超过储蓄的力量存在，在自身供给式微的情况下，就必然形成对进口的持续强力拉动，由储蓄赤字而产生的贸易赤字也得以显化与固化。

从经济学上讲，储蓄可以转化为消费(S-C)，也可转化为投资(S-I)，而且在储蓄转化结果上，消费与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且现实结果是，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国民投资率，因此，在由消费占有更多储蓄资源所导致的储蓄—投资失衡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前行重要马车的投资源力就严肃地摆在了美国政府面前，也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逻辑话题——举债融资。但是，国内借款所能满足投资需求必定十分有限，美国政府便走上向其他国家筹款的不归之路，财政赤字也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X-M)=(S-I) (T-G)(X为出口，M为进口，S为私人储蓄，I为私人投资，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将等式变形即可得到：财政赤字 储蓄赤字=贸易赤字。看得出，如同储蓄赤字催生了贸易赤字那样，财政赤字也可为贸易赤字保驾护航，甚至可以说巨额贸易赤字必然伴随着的是巨量财政赤字，以此出发，我们便能对美国贸易逆差背后的更多不平衡画像展开清晰地勾勒。

的确，几乎很少有国家不对外举债，但同时又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离开美元债，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发行国债是轻松自如和占有零成本的特权，因此，贸易逆差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元与非美货币以及美国与非美国家金融地位绝对不平衡的事实。扫描全球，美元不仅是国际贸易结算与汇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资与融资的最核心货币，同时还是各国重要的储备性资产，并且美元能够全球自由流动，比较而言，任何一只非美货币无论是普及认可程度还是作为媒介交易支付的可及性以及作为储备资产的公信力都要逊色很多，并且不少还需要美元进行背书，也正是仰仗着本币的不可一世，美国才可以对外任性发债。虽然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了不少，形式上代表着美国财富面值的损失，但同时让产品出口国持有更多美元就等于增大其采购美债的能力，进而支持美国顺畅发行国债并令美元回流至国内，期间美国付出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美元印刷费，而收获的是更多的出口国廉价的商品，并由此换来了国内较低通胀率以及民众优越的福利，同时美元回流也让美国贸易逆差具有可持续性与非风险性。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的联袂双演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与金融资源的竞逐中成为了最大赢家。

其实，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元霸权史的映射，或者说，美元霸权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制度性基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分界线，之前长达百年中美国一直以贸易顺差示人，但自1971年美国出现了1.52亿美元的首次贸易逆差后便至今持续只增不减。其中，1980年美国贸易逆差793亿美元，1990年增至1236亿美元，2000年扩身到4782亿美元，2020年上升至6787亿美元。作为一段金融历史的留存，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发行美元的行为受到不小约束，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脱离黄金进入自由状态，代表美国可以根据自己所需随意发行美元和创造信用，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削弱，还与石油捆绑，形成“石油美元”，并开始影响着大宗商品价格，最终，美元“一币独大”的霸主地位不仅让美国对外举债变得肆无忌惮，也持续而有效支持了美国成功挽回因贸易逆差而产生的“损失”，由此也出现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与美元霸权伸展在时间上同步的现象。

最后值得明确的是，一国对外贸易由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构成，前者又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我们所说的美国贸易逆差是指货物贸易逆差，而在资本项目与服务贸易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顺差格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目标并不是要谋求所有项目的顺差，而是追求贸易的平衡，尤其就美国而言，服务贸易与资本项目的顺差在驱动本国国际贸易平衡目标实现的同时，更充分体现出美国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以及站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竞争力，因此，即便是贸易逆差还会继续放大，只要站稳了资本项目与服务贸易的优势位置，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赢胜角色就不会改写与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