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大明王朝的“梁山好汉”

在明代京畿地区对平民而言并不是什么乐土，由于帝国的都城在此，所以京畿汇集了大量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这些帝国高层及其附属人员必然会挤压平民的生存空间。

古代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加之明朝北方地区的商业经济也远没有南方发达，所以北方显贵们的财富主要体现为土地。土地的总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权贵们必然就会用各种手段从平民手中夺取。

权贵的欺压和时时出现的自然灾害，让明朝北方大批拥有土地的农民破产，京畿地区也不例外。这些破产农民就成了明朝的毒瘤 – 流民。

流民四处流荡，为了生存他们或成为苦力、或为奴仆、或乞讨、或坑蒙拐骗、或盗取。但是单个人的力量毕竟微薄，有时候不足以自保，慢慢的很多流民就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盗匪团伙，抱团取暖。

正德年间，京畿最大的盗匪头目是一个叫张茂的人，此人帮众众多，黑白两道通吃，连宫廷宦官也有结交（有传说他被宦官带到豹房和正德皇帝朱厚照踢过球）。所以张茂和他手下的一班头目们，日子过得悠哉快活，似乎和造反很遥远。

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德四年，朝廷派遣巡查御史宁杲清理京畿地区的盗匪。上任后的宁杲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简单说就是抓住盗匪后，胁迫其家人从属去捉拿一定数量的盗匪来交换。

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办法抓无名小卒是没什么效果的，所以很快张茂就落网了。张茂作为带头大哥，江湖道义不能忘，也不好意思要求属下们“有难同当”，就安排他的家人找宫廷宦官去疏通。

具体这个宦官找了谁（有个说法是找了朱厚照），现在已经无法查证了。这个宦官是拍着胸脯说能搞定此事，但是他的要价 -- 一万两白银，张茂的家人和下属们却拿不出来。

为了救出张茂，张茂的部下刘六、刘七、张虎打算去附近州县干票大买卖（就是去打劫大户），由于没有约束好下属，连县衙都给烧了。

说明：形容地痞流氓的成语“流里流气”正是源于刘六、刘七的名字。他俩本质上就是地痞流氓头目。

事后刘六、刘七觉得事闹大了，随即逃离躲藏起来。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很快官府就以他们的家人为要挟，传话给他们，要求他们“捕他盗以自救”。别无他法的刘六、刘七就只能去县衙做起了捕快，专司捉拿盗匪。干了一段时间刘六、刘七的业绩不错，眼看着就要自救上岸了。

但是宁杲为了快速提升政绩，除了“以毒攻毒”，还主动出击。为了加大打击和震慑力度，他拿出了连坐法：“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盗贼入真定，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日不绝”。

说明：什伍连坐法是按照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之中，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均应告发，否则将连同惩罚。

连坐制度在古代并不稀奇，明朝剿匪的时候也常用。但是宁杲把连坐用的太残酷。一个地方抓获了盗匪他就把住在附近的流民、平民全部连坐捉拿。一下就搞得京畿地区人心惶惶。

刘六、刘七意识到捕盗也不见得能赎罪，迟早还是要被翻旧账，所以他们就又跑掉躲藏起来。这就更加地激怒了官府，这次直接抄家并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就在刘六、刘七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另一个矛盾的爆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对军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马镫技术成熟后，战马数量实际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明朝为了抵御北方的蒙古，对战马的需求也非常庞大。

养马就成了明朝的一项重要国政。养马的难度远高于种粮食，无论是管理还是具体饲养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对于帝国时代的官僚来说麻烦是能推就推，所以到了正德年间明朝的马政这个本该由朝廷牵头的事儿，早就被官员们简化摊派给平民，朝廷定期向平民收钱、收马（交不出马可以用一定的白银来抵）。

说明：明朝马政的荒废和盐政荒废一样是个大命题，此处只能这么简单说下，以后有机会再出文详谈。

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域中适合养马的地域本来就不多，其中还有不少地方处在与蒙古的交战区（比方说河套地区）。所以相对适合养马的河北地区平民负担就更重了。当时一户饲养一匹母马，需要每年向官府上交一匹小马驹。

别说在养殖技术落后的明朝，就是现在这也是种马繁殖的极限（马的繁殖能力与我们常见的猪、狗等家畜相比不知道差哪里去了）。交不出马，就得交钱。在古代一匹马的价值不弱于现在一辆普通轿车，虽然朝廷不要求赔一匹马的钱，但是抵扣的白银也不是少数。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事情，今年赔钱了结了，明年、后年还是交不出咋办（生不出或者夭折）？所以久而久之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

加之一些官府和官员，以养马需要牧场为借口大肆圈地占田，搞的北方平民苦不堪言“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无以为生之下，就只能造反求生。

一些州县的暴动鼓舞了刘六、刘七，两个好汉一咬牙便聚集旧部人马竖起反旗，跟官府、朝廷对抗起来。因为刘六、刘七是带着组织的（不要笑，盗匪团伙也是组织），所以很快他们就成了这场流民起义的主力，进而成为首领。

这就是明朝前中期最大的农民起义 -- 刘六刘七起义又称刘六刘七民变。这场起义和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没什么区别，本质上都是底层平民（主要为破产农民）被朝廷逼得没活路之后造反求生。

但是这场起义也是两千年来硬件条件最好的一次起义（只比较起义初期，不考虑后续的经营和发展）。因为这次起义军大量拥有一种战略性资源 – 马！因为很多参与起义的人都是被马政逼得没活路的人，既然造反为啥不把马带着一起造反？

这支起义军的核心虽然人数不怎么多（最多时大概二到三万人）但是人人都有马（很多马还是战马），所以他们的机动性很高，自然战斗力远高于内地已经荒废的军卫士兵。

起义军依靠马匹带来的高机动性，横亘于北方数省，如入无人之境。后起义军为扩大声势，分成了两路（刘六刘七一路，杨虎一路），流动作战。每到一处就烧官衙、开粮仓、劫富济贫。给朝廷沉重打击的同时，也裹挟了更多的平民入伙。

眼见内地军队（主力是京军）根本打不赢起义军，明朝被迫暂时放弃部分边防，调边军入京勤王。面对战斗力更高的边军，起义军的隐患就暴露了出来。

因为起义军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组织，所以他们无法有效地组织和经营地方长期获取资源。也就是说地盘对起义军没啥大意义，他们只能像蝗虫一样流窜于各地去掠夺资源。

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客观上起到了战术穿插的效果，让官军疲于奔命，从而让起义军获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另一个好处是每掠抢一地，由于资源全部被抢劫，平民们为了生存只能投靠起义军，这是起义军扩大人数的重要方法。（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都用这种方法壮大队伍的）

但是这种方式战略上也非常容易克制，只要守住要害险要之地，把起义军困在一个地域，要不了多久起义军资源（主要是粮食）耗尽，就会自行崩溃。因为朝廷拥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这是起义军无法比拟的。

最后这两支起义军分别在河南嵩山地区（杨虎部）和江苏狼山地区（刘六刘七部）被官军围困消灭。历时三年的刘六刘七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

这场起义有没有让明王朝意识到问题，我想帝国上层的那些精英们不可能看不出问题。只不过他们没有心思或者能力去解决问题罢了。起义唯一的好处是，战争消灭了北方的大量人口，在客观上缓解了北方的土地矛盾。

说明：虽然很残酷，但对于一个大的王朝来说，农民起义在客观上可以起到缓解王朝危机的作用。过去两千多年里，各王朝的主要矛盾实际还是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而战争恰恰可以大幅度削减参与分配的人数。这也是很多时候，朝廷主剿派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

也有一种小众的观点，如果不是成化年间荆襄之地的反复叛乱剿杀，消耗了北方和中原的大量人口，刘六刘七的大起义在弘治年间就会爆发。刘六刘七起义这个锅不应该扣在正德皇帝头上，这是他爹弘治的问题。

然而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平民依然还是被无情剥削，然后破产、丢失土地，要么成为流民，要么卖身入富家为奴。积蓄到一定程度，落草为寇的自然会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揭竿而起。

这里说点题外话，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实际也是对付起义军的标准方法（围困于一地，饿死），而且明末的张献忠、李自成们并不见得比刘六刘七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我个人觉得他们还不如刘六刘七）。

只是明朝这个时候军队已经彻底丧失了组织效率，自身后勤比起义军强不到哪去不说（很多官军在剿匪过程中不劫掠平民自己都会饿死），军队的将领们也开始不听指挥了。这才是张献忠、李自成未能像刘六刘七那样被剿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