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第十二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很倒霉：1948年10月才从整编十一师师长升任十八军军长，1948年12月15日，就跟他的兵团司令黄维一起在双堆集被俘——满打满算，只当了两个月的军长，然后就当了十年战犯。
总体来说，杨伯涛还算幸运的，他于1959年被第一批被特赦，在他走出功德林并当了政协文史专员后的十五年里，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还在功德林和秦城监狱打转转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连战连捷，差点把他气死。
当了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写了一篇《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上，在这篇文章前面，是郭汝瑰写的《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下一篇是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始末》——本期刊物成了“海海战役专辑”。
郭汝瑰是级别最高的潜伏者，杜聿明算是黄维的长官，这二位在淮海战役期间闹得很不愉快：杜聿明一直怀疑清廉自守生活简朴郭汝瑰是地下党，并几次三番向老蒋和顾祝同举报，结果在老蒋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按你的意思，只要清廉的人就有嫌疑，难道腐化堕落才是我们的特色？我不吸烟不喝酒不养女人，莫非也是间谍？（大致意思如此，有些违碍之语，不能复述）”
制定作战计划的中将厅长郭汝瑰和执行计划的“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斗智斗勇，可苦了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正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上面争吵不休，老蒋还时不时地来一把微操，弄得个兵团和军师无所适从，黄维气急败坏之下对杨伯涛发牢骚：“我们敞着走不行，就滚着走吧……对双堆集周边实行蹂躏战术，能祸害多少就祸害多少！（本文黑体字均出自《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下同）”
杨伯涛听了黄维的丧气话，也只能摇头苦笑，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对黄维的“滚着走”哭笑不得，同时也对老蒋的瞎指挥恨恨不已：“我也妄想打开一个缺口，夺口而出直奔蚌埠，但因解放军坚强阻击，滚也滚不动，于是黄又改为就地固守，其原因是老蒋不许黄维走，认为十二兵团可以顶住攻击，于是严令黄维死守待援，不得轻动，各军师奉命后莫不相顾失色，大家都意识到十二兵团免不了走黄百韬的一条死路，死守也就是守死。”
看过电视剧《大决战》和《特赦1959》的读者都知道，黄维这个人比较顽固，也比较听老蒋的话，既然老蒋不让他撤，那他就宁愿等死。
在等死的过程中，黄维还命令杨伯涛进行了一番最后的挣扎：为了破坏解放军的攻击准备，他们抽调了还有战斗力的几个团，向双堆集以西的几个村庄猛扑，所有的战车和炮兵都用上了，付出惨重代价夺取村庄之后，就开始了“蹂躏行动”。
杨伯涛回忆：“各军师的后方勤杂人员成群结队进入村庄，凡是可吃可用的东西，甚至连屋顶上的茅草也搬得精光，为寻觅村民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器物，到处乱挖，连地皮都翻转来了。”
黄维的蹂躏战术，只弄到了极少的粮食和柴草，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还是挨饿，于是在12月15日中午，吃饱喝足的黄维和胡琏终于决定“滚着走”了。
说黄维和胡琏能吃饱喝足，可能有些喜欢喝果汁添果粉的人会不满意：“都到那个地步，了，黄维和胡琏怎么能有吃有喝？”
即使士兵饿得吃稻草，高级军官们依然有红酒和水果，这可不是笔者杜撰，而是淮海战役亲历者杨伯涛可以作证的：“12月9日，胡琏从南京飞回双堆集，临行时老蒋命令侍从室送了一大批烟酒水果之类，给黄维及各军师长享用。”
胡琏带回的烟酒水果，师长以下的军官连味儿都闻不着，就更别说普通士兵了，在吃光马肉啃光骨头之后，就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上，希望老蒋的飞机能丢下点大饼和馒头，结果飞机是来了，大家也失望了：“飞机投下的粮弹微不足道，却投下一袋文件，那是老蒋给黄维和各军师长的亲笔信，另外还从飞机上撒下了一张张传单。这些东西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地激起了所有官兵对老蒋的怨愤——大家要的是粮食弹药援军，开空头支票抵什么用？这就是一道催命符，大家都意识到，催命符一到，我们就快完了。”
黄维也知道自己敞着走是走不掉了，那就只能不顾体面地滚着走了，要成功地滚掉，他还必须以瓦斯弹开路。
瓦斯弹下发到十八军，杨伯涛根本就不敢用——他怕使用的时候不能很好地控制，闹一个同归于尽。
黄维和胡琏制定的滚着走战术是这样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带着两个师向东突围，杨伯涛的十八军向正西突围，大家四散而逃，美其名曰“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
为了保证自己能成功逃掉，黄维、胡琏、吴绍周每人钻进一辆坦克，只要前锋部队打开一个缺口，他们三个就不顾一切地“滚”出去，至于没有坦克可坐的杨伯涛等人怎么办，黄维已经顾不上了。
在“滚着走”之前，黄维还下令进行了最后一次蹂躏，不过这次他蹂躏的是自己：“不能携带的重兵器如迫击炮、山炮、野炮、榴弹炮一律破坏，有的施行炸膛，有的将炮闩折毁，通讯兵的总机、分机、无线电台一律砸碎。”
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和先进的通讯工具尚且打不赢，现在销毁重武器中断通讯，那个乱劲儿当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毕竟有坦克的战斗力加持，胡琏一溜烟地跑了出去，而黄维的坦克，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跑出去，那个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虽然分配到了一辆坦克，但他根本就没想跑，就坐在兵团司令部门口，等着解放军来抓俘虏——吴绍周没跑算是对了，他在1952年就被释放回了湖南长沙，比杨伯涛早出来七年。
杨伯涛当年刚刚四十岁，他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一头扎进了一条小河：“我在水中因水浅而没有没顶，以后水寒彻骨，勉强挣扎上岸，走不到一百公尺，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扶住，疾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烧火烤衣，我不隐讳，自报姓名军职，第二天就被转送后方。”
按照杨伯涛的说法，如果解放军不及时把他抓住，他就冻死了，正是那两个战士扶着他疾走十几里，这才救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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