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料中有一个记载，挺有意思，是北宋时期的书画家米芾的说法：
因为王献之书法曾一度超过了他父亲王羲之的书法，很多人都学习王献之，对于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但由于李世民怎么也把王献之书法学不到位，就干脆利用自己的权位来提升自己的学习水平吧，怎么做呢？人家毕竟是皇帝，还是很有办法的，你们大家都学王献之书法，我让你们学不成，干脆我把王羲之书法提拔出来，大家一起学，在同一个水平上看谁能学好，为了让王羲之书法“重出江湖”，他还专门为王羲之书法写了一个《晋书王羲之传论》，认为王羲之书法是“尽善尽美”的。
对于米芾的这个说法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王献之书法曾一度超过了王羲之书法，这是事实。而历史上还有一个位皇上因为对王羲之书法持不同看法而进行打压，但因当时东晋以后，谢王二个家族势力过于庞大，而未实现，这个人就是梁武帝萧衍。
这两们帝王为什么要贬低王献之书法？这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王献之自幼跟着父亲学习书法，但他的书法成就却是非常突出的。记得也有史料记载，王献之在学习父亲的书法后，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过于死板，缺乏书法的意味和创新之处，于是就大胆求变，成为“一笔书”大草的初创者。
历史上，王献之的确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书家，他的争议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水准问题，而是他在书法创新的求变方面，大多数人并不接受和认可。尤其是一些帝王位对此颇有看法。
在南朝初期，王献之书法的影响力超过了王羲之，而梁武帝登台后，他重新对王献之等人的书法进行了评价后，他的书法地位也就随之下降，其实原因就是王献之在书法上并没有坚守传统。但这样的评价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王家的势力依然存在。直到唐朝李世民时期的评价，才让王献之书法下降到了低谷。
当然，李世民的用词也颇为严厉，他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一方面推举王羲之书法，另一方面打压、贬低王献之书法，他这样说到王献之书法：“隆冬之枯树，严家之饿隶”。这是多么严厉的批评，认为王献之书法简直是一文不值，像是冬天的枯树连片树叶也没有，像一个饿着肚子的奴隶一样，还让主人严加看管，这是何等的凄惨啊。
但是，历史总是漫长的，检验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成就并不是在于一朝一代。就王献之的书法成就而言，并不是哪个帝王或哪个人的评价就能确定的。恰恰相反，王献之的书法贡献却在于，他打破了汉、魏、晋以来书法只注重某个点画、或象、势、法等方面的约束，而王献之则建立了书法意蕴的书写规则或是标新立意的关键式人物。
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哪得知。’”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王献之非常坚信他的创新意识，而且认为，父辈们所恪守的“工巧、精熟”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现在看来，王献之的“自信”是没有错的。
想到当代书法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创新，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表达着自己对书法的理解，这是应当提倡的，如果联系王献之当年的求变思想，也不能说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当年的王献之在求变时，并没有过分地传递出他的求变思想，而是在继承关人书法以后，提出了书法上需要有意蕴的观点，并且为后来的大草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而如今的一些乱书、吼书、脏书等，不知所传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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