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让艺人“持证上岗”，这专家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腓特烈】

在这个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四只眼睛的老牛更是难见，可一张嘴就可以把“经”念歪了的“和尚”却一点也不稀奇。

整治“饭圈”的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后，违法失德艺人得到了应有的惩治，网络空间得到了“清洁”和净化，甚至引起了某些在违法失德的边缘游走者赶快“注销工作室”并“跑路了之”，而人民群众自然是纷纷拍手称快，为党中央、国务院整治“饭圈”的工作拍手叫好。

在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里，每当主线剧情的发展顺利进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幺蛾子”或“转折”就要出现了。果不其然，最近几天，某些媒体上莫名其妙地开始刮起了一股“妖风”，一些所谓的“专家”，竟然开始建议，“对演艺人员也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专家”们要求，演艺人员应做到持证上岗，并有效考核其“思想、政治、理论、专业、道德修养”等水平，“凡是没有注册登记的，规定各类平台均不予录用”。“专家”们还声称，“通过资格认证制度来实现行业准入是常见的管理手段。”

实在难以想象，2021年的今天，竟然还有“歪嘴的和尚”，可以把好好的、清晰明了的“经”念歪到这个程度。更可怕的是，有些从未学过任何经济学的“热心网友”，竟然还会为该等“歪嘴念经”叫好。

正因为如此，笔者不得不在本文一开篇，就鲜明地亮出个人观点——鼓吹艺人“持证上岗”，乃是再经典不过的“扛着红旗反红旗”，提出该观点者，无论在口头上如何声称自己多么反感所谓的“饭圈”，其所作所为导致最终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只会让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完全变成“垄断巨头”、“流量明星”们的天下而已。

“整治‘饭圈’”——文艺产业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此次“‘饭圈’整治”专项行动，并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或法治事业建设过程中的孤立事件，相反，其乃是党中央、国务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大政方针，在文化艺术产业中发展过程中的集中体现。

若仔细研究与此次“‘饭圈’整治”相关的法律文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与其称之为“‘饭圈’整治”，还不如称之为“文艺产业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集中治理”更为直观：

1、“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规范粉丝群体账号”、“坚决反对唯流量论”……——这是在剪除垄断寡头们刻意制造的“信息差”，避免消费者们被垄断寡头单方炮制的信息误导，并推动多元信息在文艺产业的广泛流通，使得消费者可以“兼听兼明”； 2、“不得诱导粉丝消费”、“规范应援集资行为”、“坚决抵制高价片酬”——这是在规避垄断寡头们利用其特殊的市场（“粉丝市场”）支配地位，对消费者搞恶意的“剪刀差”； 3、“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严格执行主持人持证上岗，规范主持人参加社会活动和网络信息发布”——这是在避免某些主持人“吃了公家吃私家”，滥用其特殊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及“背书”等。

为何单单是“主持人”？因为不同于其他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广播电视机构的主持人属于代表国家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范畴，他们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于作品，而是来自于人民对目前绝大多数还属于国营的广播电视机构等的信任。因此，自然不能放任主持人通过国家的名义先积攒名声，再通过消费这名声赚私钱。

在中央已经如此清晰明确地表达，要打击存在于文艺产业中、以“饭圈”为代表的垄断、不正当竞争的态度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些“专家”，想要以“持证上岗”这样明显有利于垄断形成的手段，来“迎合”中央坚决反垄断的追求。真不知道这所谓的“专家”，究竟是傻呢，还是彻彻底底的坏呢？

要“纯洁心灵”不要“战狼”“地球”——艺人“持证上岗”对垄断的裨益

垄断的手段多种多样，但建立一种新的“身份制”的市场体系，是最容易形成垄断、戕害自由竞争的手段。而所谓的“艺人持证上岗”，正是典型的“身份制”。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如果某一产业，要首先获得复杂的“证照”才能进入该市场进行经营，那么显然，只有那些有足够“资源”的企业和人，才有“实力”进入该行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承担得起获得复杂“证照”的成本。而在这种“天然”让业内的资源和消费都被迫流向那些有“实力”者的机制下，此类产业的竞争自由，恐怕将是远不如其他产业的。

正因为绝大多数莫名其妙的“证照”对市场竞争毫无裨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才在想方设法地取消不同市场中的各种证照——行政许可、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证明事项等等，原因正在于，这些证照对行业的发展并无裨益，反而会对活跃市场、增加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产生消极的影响。

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近年来取消一系列行政许可、职业资格认定、证明事项等的法规规章

有些“证照”对于行业的长久有序发展是有利的（至少目前没有明确的有佐证的反例），如从事食品相关行业者应保证个人健康，从事法律、会计、安监、消防等行业的从业者应通过专业考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等。

但这些证照均有共同的特点，要么是“人人可办，几无门槛”（如食品相关行业需要办理健康证），要么获得这些证照需要通过以客观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考试，且这些考试的内容对日后的从业至关重要。

但显然，要求艺人“持证上岗”，和以上两种证照没有一项有关系——“专家”们认为，艺人“持证上岗”，应有效考核其“思想、政治、理论、专业、道德修养”等水平。如果我们将这五项“要求”拆开看，便可以发现，若将其落实到现实中，会产生一项比一项更加啼笑皆非的结果。

首先，对艺人考察所谓“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已经是相当可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并不是只对于艺人这一特殊职业的要求，而是对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要求。

显然，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是不需要自证“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合格的，因为这几样合格与否，并不是通过喊几句口号、做几道选择题就可以证明的，而在于其到底做了什么，毕竟，“出事之前哪个不是良民”——某位知名强奸犯罪嫌疑人没犯事之前还是“正能量代表”，这妨碍他最终因为涉嫌强奸“进去”吗？

媒体报道截图

相对于艺人，“专家”们经常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建议意见，有些建议意见甚至可能变为方针政策乃至法律法规，影响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笔者想问问，在影响力远高于艺人们的情况下，“专家”们自证清白了吗？“专家”们又是如何自证自己“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合格的呢？

浪费大量资源要求艺人“自证清白”可谓毫无意义，而“专家”提出的另一个“观点”——要求艺人在“理论”“专业”上自证，这一建议就更是滑稽。

众所周知，文艺行业的生命在于创意，这导致了这一行业与其他诸多行业的截然不同——在文艺行业中，几乎无法设置所谓“客观”的“好”与“不好”的评价机制，唯一的“客观”就是“主观”。

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定的所谓的“好”的作品，也只能被归结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即上文所述的“得到了消费者的奖赏”。即使是各种普遍被叫“好”的作品、艺人之间，不同消费者的“好恶”仍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喜爱《战争与和平》《解放》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大场面暴力美学”的影迷，可能会认为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的《伟大的转折》《雁南飞》等同样以战争作为题材的苏联电影“小家子气”、“没排面”，而喜爱《办公室的故事》《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的喜剧片影迷，恐怕也会认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实在不够“搞笑”，作为喜剧片“不合格”。

在这两个例子中，无论在中国、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喜欢前者的影迷（消费者）显然要多于后者。然而，即使如此，苏联、美国、欧洲、我国，谁都不敢制定一个所谓的“标准”，来告诉公众，战争片就应该像邦达尔丘克、奥泽洛夫那样拍，像埃姆列尔、卡拉托佐夫那样拍就是“理论知识不足”；或者说喜剧片就该像梁赞诺夫那样拍，像缅绍夫那样拍就是“专业水平不够”。

艺人也是类似。

以我国文艺界为例，唐国强老师和王劲松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优秀演员，他们各自都有《三国演义》或者《大明王朝1566》这样不朽的代表作。但这妨碍这两位优秀演员及他们最近共同出演的《大决战》电视剧被观众们各种“暴打”了吗？他们被和电影版《大决战》饰演相同角色的古月老师和赵恒多老师进行对比，被批评称“把毛主席演成了雍正帝”、“把蒋介石演成了受气包”……

这些批评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观点，也对电视剧版《大决战》的评价造成了直接影响——本片目前豆瓣评分为7.8，比电影版《大决战》和前不久放映的《跨过鸭绿江》低了足足1分。

电视剧《大决战》剧照（图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问题是，是否因为这样的批评存在，我们就要认为，唐国强老师和王劲松老师“理论知识不足”、“专业水平不够”，下次再拍主旋律电视剧这二位就没“资格”演了？当然不是，因为无论多优秀的演员，决定其表演是否能得到观众认可，除了本人的“演技”以外，还取决于诸多因素，镜头、编剧、剪辑、灯光甚至播放媒介，都可能影响表演对观众的最终展现。

以上论述只是为了说明，演艺事业，是一项非常“主观”、复杂且随时充满变化的事业，这项事业中可以存在“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但绝不可存在所谓“专业”与“不专业”的标准。任何人妄图在这个行业里制定所谓“专业”与“不专业”、“充足”与“不充足”的“标准”，只会导致闭门造车、作茧自缚，甚至导致文艺行业的毁灭。

更重要的是，“专家”们口头虽然个个“义愤填膺”批判“流量明星”，但他们提出来的政策，却可谓处处为了“流量明星”服务。

既然“专家”们如此看重艺人的“专业性”和“思想素质”，那笔者不妨顺着“专家”们的话说下去，现在有两位艺人甲和乙，他们各自在所谓“专业性”和“思想素质”上的表现如下：

1.艺人甲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硕士、北京大学影视学博士，其导演水平曾得到包括多位北大教授在内的120位业内知名人士的好评； 艺人乙毕业于体育学校，练武术出身，没有公开资料表明他在学校接受过专业的编导演训练； 2.艺人甲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和“违法失德艺人”合作的记录； 艺人乙被实锤，曾经和因为容留他人吸毒被判入狱的典型“违法失德艺人”合作过； 3.艺人甲热衷于表现爱国，今年8月15日，他不但转发了央视新闻有关日本投降日的微博，还告诉他的粉丝：“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体现了充足的爱国之心； 艺人乙似乎对爱国这样重要的一件事不甚热心，今年8月15日都没有转发央视新闻有关日本投降日的微博； ……

显然，若按“专家”们的意见来看，艺人甲无论是“专业性”还是“思想素质”，恐怕都远胜于艺人乙，如果让“专家”们来制定规矩，那我国的文艺事业，必然是需要以艺人甲为标杆，至于艺人乙？不给他“发证”都有可能。

然而，那位“专业性”和“思想素质”都“远远落后”的艺人乙，是“中国电影票房冠军”、以一人之力对中国电影产业打败“好莱虎”贡献良多的吴京；而那位令“专家”十足满意，“专业性”和“思想素质”各个“出色”的艺人甲，名气也不小，他就是拍出了《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毕志飞毕导。

根据“专家”的说法，我国文艺界应当欢迎《逐梦演艺圈》和毕导，而将《战狼》、《流浪地球》和吴京拒之门外——你吴京一个“练家子”，和房祖名一起拍过戏，爱国微博都懒得转发下，怎么能和北大博士毕导相提并论呢？

即使我们不讨论如吴京和毕导这样的极端例子，如果真的任由“专家”设置了这样一项“专业性”考核标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专业性”考核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文艺产业资源流向文艺界的卡特尔以及他们包装出的流量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