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十多万明军精锐被蒙古骑兵围杀

公元1449年9月1日 ，明英宗朱祁镇独自呆坐在遍地狼藉的战场上，面如死鸡。 保卫他的亲兵早已被蒙古人彻底打散。

孤立无援的朱祁镇只能在惶恐中等待命运的安排。一个月前，他还踌躇满志的幻想用御驾亲征，来彰显天朝的威严。谁曾料，蒙古人仅用一天时间，就在土木堡击溃了他的大军。

史无前例的惨败，让朱祁镇感到懊恼又费解：我大明朝堂堂几十万精锐，为什么敌不过区区几万蒙古骑兵？究竟是蒙古太强大？还是明朝太无能！

也先太师的草原霸业

蒙古的四分五裂 成就了瓦剌人的崛起

自从公元1387年的捕鱼儿海战役以来，高原蒙古就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虽然他们依旧是明王朝重点盯防的对象，但众多一盘散沙的小部落，已经不足以威胁明朝本身。

从明成祖到明宣宗，除了边境上的小规模抢劫，蒙古人中再未出现过数万级别的军事行动。而当明成祖朱棣反过来远征漠北时，各部落只能在明军的攻势下，落荒而逃。这种一面倒的形式，维持了几十年时间。直1439年，绰罗斯.也先继承西蒙古瓦剌部的汗位，局势瞬间发生了聚变。

唯一留存下的也先画像

这位也是瓦剌首领绰罗斯·脱欢的儿子。其父在1434年曾大败东蒙古的鞑靼部，袭杀鞑靼部首领阿鲁台。明英宗继位后，脱欢又进一步吞并了鞑靼人的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实质上的霸主。

但也并未满足于父亲的成就，他在上位后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建立了更加广袤的势力范围。

公元1443年，也先带兵南下甘肃一带，降服了嘉峪关外的哈密、沙洲、赤斤等蒙古小部落。后来，他又转而东征兴安岭附近的蒙古兀良哈部，开始有了威胁北京的能力。甚至一度征讨更加偏东的海西女真部。

也让人看到了蒙古再度崛起的可能

经过数年扩张，也先的势力达到极盛，似乎就要重现成吉思汗那种统一蒙古的盛况。按理说，他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只剩下南方的明朝。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也至少在初期并没有打算入侵中原。

对于也先的扩张势头，明廷方面并非没有觉察。早在1444年，就有不少失势的蒙古人投向了明朝，并且向北京方面警告了也先正在大肆扩张。到1447年时，提督辽东军务的王翱也上书指出，瓦剌的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并周遭部落。

先由北向南，后从西向东，现在甚至杀到东海边侵略女真人。然而，得到消息的明廷，除了对边疆作出加强戒备的指示外，毫无出兵干预之意。

双方最后还是因贸易问题而开撕

1449年7月，贸易问题开始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也先太师以明廷在互市贸易中削减马价为借口，率领3万蒙古骑兵，浩浩荡荡开向大同。此举也是揭开了明蒙大战的序幕。

与平时的小规模抢劫不同，也先这次不光是为了获得财物，更像是为了震慑明朝君主。因此，除了由他本人率领的这支军队外，还有派脱脱不花领兵3万入侵辽东，阿剌知院领兵2万进犯宣府。甚至还有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在西面威胁甘州。换句话说，这时的蒙古方面总计出兵约8万余人，同时扑向明朝的四处边防重镇。一时间，告急文书犹如雪片般飞往京城，全面战争的阴云布满了明朝的北部边疆。

年轻皇帝的膨胀幻想

对于明朝君臣而言，蒙古人的骚扰原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次也先太师的入侵却着实令他们捏了一把冷。哪怕是早期的洪武朝，北方也从没遭遇过如此规模的入侵。

面对严峻的战争威胁，从未上过战场的明英宗朱祁镇，居然跃跃欲试。他很快提出了御驾亲征的决议。皇帝的热情是如此的高涨，以至于在决议的第二天，就命令全体京营官兵准备出征的行装。

王振在死后成为了土木堡之变的最大背锅侠

今人在评价明英宗的决策时，常常认为他是受太监王振所惑，行事不合常规。但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因为，明朝中前期的历任皇帝，都有亲自挂帅的经历。也先的入侵，只是恰好给了22岁的朱祁镇效仿先皇的机会。当年宋真宗亲征的故事，在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又一直被看成正面典型。所以御驾亲征算不上离经叛道的做法。

何况在也先的部队到来前，明英宗其实已经高坐京师的朝堂，指挥过规模浩大的战争。数十万人在他的命令下，前赴后继的进攻西南的麓川土司。尽管过程打的十分难看，但最终的胜利，还是让朱祁镇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有了很大信心。

明英宗曾发动数十万人进攻西南的麓川土司

不过，皇帝的决议的确遭到了一批文官的反对。因为很多文官觉得，陛下派将领出塞就能解决问题，没必要亲自前往。现在天气酷热干旱，水草不够人畜食用，会造成后勤麻烦。最后，皇帝本人的安危关系到江山社稷。万一不测可能天下大乱。

英宗对这些不痛不痒的谏言，根本听不进去。不耐烦之余，就草草回了句：你们忠君爱国，朕都知道了。但逆贼已经在边塞杀掠军民，边将屡请救兵，朕不得不御驾亲征。8月4日，朱祁镇就率领一干文武大臣，从京师起驾出征。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在是否应该亲征的问题上，明朝君臣都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朱祁镇把打仗看得过于简单，自己却根本不具备朱元璋、朱棣等先皇的指挥经验。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明廷的大臣们虽然反对皇帝亲征，却不敢点破反另一个关键理由——明军此时的战斗力也不支持他的雄心壮志。

庞大的明军京营 走上了自己的不归路

表面上看，明英宗治下的大明正值盛年。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赫赫军威余音犹存。1444年，朱祁镇还派4万京营军主动出塞，攻打蒙古的兀良哈部。但实际上，最迟不晚于宣德时期，明朝的军政系统就已经颓废不堪。

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年仅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称帝。由于朱祁镇年龄尚小，天下正处于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主持兵务的五军都督府担心京城生变，遂提出了补充京营的要求。这本是寻常政务，但需要补充的兵额却一点都不寻常。

据五军都督府所报，当时京师的77个卫所，理应有253800人。但除了屯田和守城的部队外，竟然有116400人被工部当劳动力使唤。只有56000人还作为常备军在大营里训练。原本应该有18万人编制的京营，缺额达到三分之二。

表面华丽的明军京营

1437年10月，好不容易补足的京营兵额，又出现亏空。据管理京营的成国公朱勇上奏，京营中的五军营因调遣及逃亡，缺额达25000多人。可见，京营虽然名义上是直属天子的禁卫军，但在明朝士兵眼中却并不是什么好去处。

京营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卫所兵就更加凄惨了。根据当时明朝人自己做的初步统计，各地卫所的逃兵多达120多万。而且补充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逃亡的速度。这样的情况发展到1449年，逃兵数量已经升至160多万，占全国兵额的一半左右。

相比京营 明朝的大部分地方军更加不堪

数字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明朝官兵如此热衷于逃亡，必然是不满于军队糟糕的待遇。

工部喜欢对士兵的过度役使，户部和军官又要克扣粮饷，都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指望这时的军队去跟蒙古人死磕，显然是痴人说梦。

可惜不食人间烟火的朱祁镇，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不称职的大臣，也不敢让他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朱祁镇看来，空缺的兵额不过是账面上的数字，凭借自己手上的资源存量，局势依旧尽在掌握。

过往的小规模冲突 让明朝对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高看

如梦初醒

也先的蒙古势力已经具备了攻克明朝边境城镇的能力

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等人，在阳和口与也先的3万骑兵爆发了大规模野战。

当时的大同镇，平时就保有数万兵力，6月还有京营增援的3万人。所以宋瑛等人要集结一支与也先规模相仿的部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结果却是明军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双双战死。监军太监郭敬，趴在草丛里躲过一劫。

宋瑛和朱冕都出身于武将世家，成年后一直担任军职，绝非不通军务的纨绔子弟。他们的败北，说明无论是指挥官智略还是军队素质，明军都已经不如也先势力。大臣们得知战败的消息，心里愈发恐慌。

前朝留下的武人集团是明军最后的战斗力保障

8月11日，明英宗的京营抵达宣府，再次接到大同的告急文书。随军的大臣们便纷纷上书，请求停止前进。英宗却照样在次日下达了行军命令。

8月16日，京营抵达阳和口附近的阳和城。但却发现城南遍地都是阵亡明军的腐尸，吓得众人魂不附体。三天后，明英宗一行人总算抵达了大同。监军太监郭敬赶紧向明英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汇报战况。

他提醒后者，也先善于用兵，目前正潜伏在塞外准备埋伏明英宗的京营。直到这时，明英宗才感到害怕，开始和大臣们商议撤退。

也先时代的蒙古骑兵 依然在伏击战等方面具有优势

最后的希望

今日的土木堡遗址

但在选择撤退的路线时，朱祁镇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初，为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君臣商定从紫荆关借道还京。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大军走到半路又改道从宣府返回。这一来一回耽误的时间非常致命，直接导致尾随在后的也先，咬住了京营军的后卫。

1449年8月30日，京营刚从宣府出发，朱祁镇就得到也先军尾随在明军后方的报告。此时，皇帝本人还抱有一丝战胜也先的幻想，命恭顺侯吴克忠率军迎战。吴克忠自己原是蒙古人，早年归降明朝。

他曾多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但面对出生西蒙古的也先，这位东蒙古将领仍是招架不住，很快便战没于阵。

也先的核心军力来自西蒙古 战斗力在东蒙古之上

傍晚时，吴克忠战败的消息传回营中。朱祁镇又派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领兵4万迎战。朱勇当时是京营中最受倚重的将领，不但参与过明成祖的北伐，还长期负责京营的日常事务。

此时的京营人数，在9-12万人之间。朱祁镇交给朱勇4万部队，说明对他寄予厚望。不过，就是这点最后的信心，也很快被也先捣成了碎片。

在受命迎战后，朱勇率军返回鸡鸣山的鹞儿岭附近。明军还没来得及列阵，监军刘僧就不顾地形情况，率部属突入隘口。朱勇担心刘僧有失，赶忙催兵追赶。结果全军中了也先的埋伏，一起战死在了鹞儿岭。

至此，也先单凭自己的3万骑兵，就消灭了明朝的三支大规模部队。蒙古人在战斗中还击毙一名公爵、两名侯爵和两名伯爵。

大量的武将与生力军在土木堡战役的前期就被消耗完了

孰之过

土木堡之后 文官集团彻底把持了明朝朝廷

后世文人在谈及土木之变时，不论是官史还是私史，都习惯把责任推给明英宗的宠臣王振。但土木之变发生时，明英宗早已过了受人摆布的年纪。而且在王振死后，英宗还靠夺门之变，又做了7年的皇帝，全然不像是任人摆布的傻瓜。

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土木之变的责任本来就出在皇帝自己身上。王振不过是给领导背了黑锅而已。真正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从来都只有那些能力不济或德不配位的独夫，而不是那些靠阿谀奉承来谋发展的小人。

编辑说明

文字/荷鲁斯之眼

封面 / 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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