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媒介技术与时间危机：基于罗萨与韩炳哲的不同视角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连水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陆正蛟，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邓丹，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理论新发展研究》（FJ2020MJDZ026）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1965年出生的德国人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师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社会研究所所长）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对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社会学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甚至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的韩炳哲（Byung-Chul Han），20世纪80年代到德国留学，凭借研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在德国的大学任教。这位韩裔德籍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凭借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被赞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但是，这两位学者大概不会意料到，在21世纪的某一天，他们会因为各自的作品在短时间内大量译入中国，几乎同时在中国学术界变得炙手可热，进而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某种影响。在此，我们试图通过解读和比较他们关于时间问题的几部作品——主要包括罗萨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和韩炳哲的《时间的味道》《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等，阐述这两个学者关于“媒介技术与时间危机”这一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传播批判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二

时间危机作为现代性问题：

从韩炳哲对罗萨的“回应”谈起

罗萨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于2003年写就，2005年正式出版。这本书被誉为“社会学界第一本对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进行完整的理论分析的著作”（罗萨，2013/2018：2）。罗萨也凭借着这部著作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2013年，罗萨出版了另一部作品《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进一步完善了“时间加速”理论。在这些著作里，罗萨将时间危机作为一种现代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和《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两部著作中，罗萨认为关于现代性有四类不同的研究，分别是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分化理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性化理论、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个体化理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驯化理论（罗萨，013/2018：8）。但是，罗萨认为上述对现代性的讨论一直都忽视了“时间”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加速就是现代性，而加速的背后本质上指向的是时间问题，因此，罗萨认为在分析“现代性”时应更进一步加入时间的维度。罗萨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剖析当今的时间结构，并对社会加速进行系统性的探讨（郑作彧，2018：165）。他宣称加速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病症，这一病症表现出了新的异化形式，并引发了现代人的时间危机。

罗萨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出版四年后，韩炳哲的《时间的味道》德文版于2009年正式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部著作的先后出版构成了一种关于“时间危机”问题的对话。在《时间的味道》一书中，韩炳哲开篇第一句话就耐人寻味地指出：“当今的时间危机并不是加速，加速的时代业已过去”（韩炳哲，2009/2017：1）。尽管他并没有在此指名道姓，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是针对罗萨的某种“回应”。事实上，纵观《时间的味道》全书，我们也可以看到，韩炳哲较多引用了罗萨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的论点，并围绕着“时间”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辩论。显而易见，韩炳哲并不认同罗萨关于时间加速的命题，他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视角出发，展开了对“时间”观念的反思。在《时间的味道》这部著作中，韩炳哲深入探讨了后现代状况下的时间观念问题，认为时间正处于一种“失调的”状态，并将此归咎于时间的原子化和随之而来的叙事整合的瓦解。如果说罗萨对于“加速”的定义是“单位时间当中，事件数量的增加”（罗萨，2005/2015：256），那么，韩炳哲对于“加速”的概念则是具有指向性的理解，亦即朝向一种目标定向行进的一个流动轨迹。因此，“在后现代中，时间上的消散是一种范式变换后的后果，后者不可单单地归结为生活进程和生产进程之加速的强化”（韩炳哲，2009/2017：70）。也就是说，后现代的加速是一种虚假的加速，这其实是由于时间的去叙事化而导致人们感觉生活步调在加速，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是从一种事件过渡到另一种事件、从一个信息辗转于另一个信息的无意义的行动。韩炳哲认为，像罗萨那样继续运用加速的逻辑理解后现代社会是错误的，造成现如今加速的原因是“存在于那种普遍的对不能结束和不能了结的无能。时间向前冲撞，因为它不在任何地方去结束和了结，因为它不被任何时间上的重力所持拿”（韩炳哲，2009/2017：8）。

如果说，罗萨关于现代社会“时间加速”的研究，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并逐步被扩展到传播批判理论体系中（连水兴，邓丹，2020）；那么，韩炳哲通过对罗萨“时间加速”理论的回应，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某种层面建立了关联。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和可能性。

三

罗萨与韩炳哲的时间观念：

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影响

尽管罗萨与韩炳哲都是在当代德国的学术氛围中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罗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嫡传弟子，几乎天然就被打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印记。而韩炳哲作为一个来自韩国的“异乡人”在德国以研究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洗礼。这使得韩炳哲对当代社会洞察深刻，剖判犀利，但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因此，深入探究罗萨和韩炳哲关于“时间观念”的不同呈现方式及其思想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罗萨所建构的“时间加速”理论及其生成语境，我们从《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们观点的大量引用，可见一斑。比如在该书的第十三章《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中，罗萨自己坦言：“在我的这项对现代性的独立的加速动力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中，大量的地方都表现出对这种不加批判地对超级加速的肯定的反对”（罗萨，2005/2015：348-349）。而他这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它将已有的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见”（罗萨，2005/2015：364）。

对技术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矢志不渝的宗旨，就像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们那本著名的《启蒙辩证法》中对科技进步所控诉的：“神话过程的独特性就在于将事实合法化，这是一种欺骗！”（霍克海默，阿多诺，1944/2006：21）这种观点几乎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近百年来批判理论研究的基调，自然也对罗萨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理性启蒙所带来的技术发展，无疑是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加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这本身又构成一种新的“神话”，使人类深陷其中难于自拔。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发现：技术的发展早已将人置于政治系统强大的控制下，机器在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马尔库塞，1984/2008：5）。罗萨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史的考察发现，由霍克海默、阿多诺所引领的第一代批判理论着眼于生产情境；第二代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注重的是相互理解情境；第三代的霍耐特则强调承认情境。在此基础上，罗萨的社会批判理论加入了时间的维度，认为今天社会加速变迁源于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郑作彧，2018：170）。但是，罗萨认为自己的理论，“并不是对以生产关系（这是更老一些的批判理论的着眼点）、变化关系（哈贝马斯）或承认关系（霍耐特）的批判为目标，它们的规范性标准和实证的定位点看上去都越来越成问题，而是开始对时间结构或时间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诊断”（罗萨，2005/2015：364）。由此，郑作彧认为，这表现出罗萨试图将批判理论转向第四代典范的野心。在这个意义上，罗萨把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时间危机”，呈现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维度。

相比之下，韩炳哲显然没有罗萨那种“名门正派”的强大学术背景，似乎也没有建构庞大理论体系的“野心”。处于东西方文化融汇背景下的韩炳哲，其学术思想根源显得更为复杂，但影响最直接的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抛弃了传统对时间本质的界定，他主张要回到时间之本源。循此，海德格尔区别了本真的时间和非本真的时间，认为前者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时间，而后者则是人们在被遮蔽状态下形成的时间概念（张磊，2020）。海德格尔将本真的时间称为“始源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着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海德格尔，2001/2014：346-347）。而通常理解的时间，比如自然时间或物理学上的时间，只能有效解决各种物理现象，但不能解释时间的本质。此外，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涉及“时间性”问题。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现代性正是“流俗时间”产物。根据“流俗时间”的观念，时间的划分先于我们之前就存在了，比如说现代及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等划分，而我们只需要将它们当成客体进行研究而已（张弘，2009）。当然，在对时间问题进行考察时，不同理论家的回答总是关涉到其不同的时代背景。韩炳哲在《时间的味道》中如此评论：“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是与他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些比如针对持续的时间困境、针对他的时代的时间批判性言论都是如此。”（韩炳哲，2009/2017：133）在韩炳哲看来，海德格尔的时间方略和自身认同方略是“对他那时代叙事性危机的一个回应”（韩炳哲，2009/2017：133）。同样，我们可以说，韩炳哲的时间哲学同样是对当今数字化时代“时间危机”的一种回应。

作为研究海德格尔的专家，韩炳哲在对时间本质的哲学阐释方面，无疑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韩炳哲延续了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时间的哲学思考，他在《时间的味道》中梳理了三种时间：即神学时间、历史时间和现代时间。首先是神学时间，也叫做循环时间，这种无限循环的时间观念起源于古希腊。韩炳哲认为在这个永恒轮回的世界中，加速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自身的永恒反复。其次是历史时间，也就是所谓的线性时间，这是与循环时间相对立的、由基督教所定义的时间观念，时间是连续、线性的而非循环的。第三是现代时间，是现代社会由传播媒介全面介入的时间观念，现代时间是碎片化的、无序的、原子化的时间，即一种点状时间现象。由于叙事性张力的消失，时间就“崩塌成诸多无方向的忙乱飞奔的点”（韩炳哲，2009/2017：29-38）。

与罗萨相比，韩炳哲关于时间观念的思考，更偏向于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维度，其核心观点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加速使得生命忙乱无序，因而时间也失去了原本意义上的叙事功能。如果说罗萨对“时间危机”问题的呈现，是完全基于现代性的视角，那么，韩炳哲的呈现则带有一种浓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四

媒介技术与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变化：

两种批判研究的路径

毫无疑问，时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范畴之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有关时间的考察就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命题。近代以来，随着钟表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计时工具，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由此被塑造了。尤其是在高度媒介化的今天，塑造时间观念的任务进一步落到传播媒介身上，形成了所谓的“媒介时间”（卞冬磊，张稀颖，2006）。因此，媒介和时间共同构成了理解现代性的两大重要方面（王润，2015）。在罗萨和韩炳哲关于“时间危机”的理论世界里，媒介技术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罗萨以一种宏观的理论架构，试图阐述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是如何被改变的，这种学术“野心”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宏大叙事颇为相似。他将社会加速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其中，“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罗萨，2005/2015：86）在描述社会时间结构改变的过程中，罗萨引述了大量的材料，试图从历史层面描述媒介技术发展与时间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跑马拉松的人”经过骑马的信使、烟雾信号和信鸽到电报及电话，最后再到简直是完全实现了乌托邦式的不存在空间的因特网——在那里数据失去了它的地点，并且能够以光速传送。与此同时，不仅是传送信息的速度加快了，包括每个时间单位（在某个特定的媒介中）所传送的信息的数量也增加了（罗萨，2005/2015：87）。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的第七章里，罗萨认为这三种加速“展现出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而且矛盾的结果，它导致了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变成了西西弗式的苦役，并且使得加速所暗含的‘幸福的承诺’必然破产”（罗萨，2005/2015：218）。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罗萨的这种论述，无论是学术旨趣还是研究视角，都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传播批判研究一脉相传。

如果说，罗萨试图通过在社会建构理论中系统地讨论媒介技术与时间结构变化的历史演变，那么，韩炳哲显然没有这么宏大的叙事目标，他关于媒介技术的批判带有更多感性的直觉。虽然韩炳哲认为当代的时间危机并不是罗萨所说的“加速”，而是时间的“消散”，但是，韩炳哲并没系统地追溯和建构关于时间“消散”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对罗萨的理论进行系统地反驳。韩炳哲所谓的时间“消散”，更多是数字化时代时间形态的一种描述，而且这种描述方法与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种“空灵”的笔调有很大的相似性。韩炳哲曾引用麦克卢汉的论断：“电子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在其与古腾堡技术的碰撞中，我们变得麻木，又聋又瞎又哑。”（韩炳哲，2013/2019b：1）在麦克卢汉的启发下，韩炳哲做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极其相似的论断：

如今数字媒体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我们被这种新媒体重新编程，却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激进的范式转换。我们对数字媒体趋之若鹜；它却在我们的主观判断之外，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共同生活。如今，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却不能对痴迷的结果做出全面的判断。这种盲目，以及与之相伴的麻木即构成了当下的危机。

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时代的媒介技术进一步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使得人们对当下的关注变本加厉。如今，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介技术“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将时间碎片化，并打破时间上稳定的结构”（韩炳哲，2018/2019a：5）。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当我们能够瞬间实现时空和场景的转换，增加的可能只是对事物的体验，并不能形成持续性的经验。对于主体来说，过去的时间往往只是被简单地消磨掉了。因此，韩炳哲认为，“网络时间是一种不连续的、点状的此刻时间。人们从一个链接转向另一个，从一个此刻转向另一个。此刻并不具有什么持续性”（韩炳哲，2009/2017：85）。数字化时代的这种时间形态，被韩炳哲界定为“不良时间”。在《时间的味道》一书里，韩炳哲反复强调，数字化时代的“点状时间”缺乏一种叙事性张力和深层张力，点与点之间再也产生不了意义的重量，也不允许有什么凝思性的逗留（韩炳哲，2009/2017：40-41）。显然，数字化技术破坏并取代了时钟时间，过去的线性时间转变为如今数字化时代的点状时间。在韩炳哲看来，这种转变其实是叙事性的一种终结，叙事的终结使得时间的聚合能力丧失，从而使得“事件不再被连结成一个历史”，它摧毁了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时间引力，时间自身崩塌成单纯的点状现时顺次更替（韩炳哲，2009/2017：109）。韩炳哲这种对传统理论视角下“时间结构”的反思和否定，将媒介技术与时间危机的探讨引向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域，这与罗萨关于媒介技术与现代社会时间结构变化的研究，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或者说，这是一种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炳哲这些明显带有散文随笔色彩的作品涉及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但国内的传播学者们还是敏锐地发现，其中饱含着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与批判，并将其与德国传统的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以及新近的“媒介化”“物质化”研究建立了理论勾联。比如刘海龙等人在评述“2019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时就提及韩炳哲，认为韩炳哲的《透明社会》《精神政治学》等作品，都涉及近年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于瀛，秦艺丹，方惠，刘海龙，2020）。而章戈浩和张磊更是直接将韩炳哲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维兰·傅拉瑟（Vilém Flusser）、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洛维（Donna J. Haraway）等人相提并论，作为当前媒介研究“物质性转向”的代表性学者（章戈浩，张磊，2019）。这都说明韩炳哲的理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五

媒介、感官与“时间危机”的化解：

“共鸣”抑或“凝思”？

罗萨和韩炳哲不仅分别呈现了现代性视角下“时间危机”的不同“面孔”，而且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罗萨的方案是“共鸣”，韩炳哲则是“凝思”。这两种走出“时间危机”的不同路径，隐含着罗萨与韩炳哲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不同的回应。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解决对策，却又隐含着某种互补性的逻辑关系。

2016年，罗萨在出版的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里提出了完整的“共鸣理论”，并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媒介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建构共鸣关系的功能。在他看来，我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通常不是通过与世界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而是通过媒体发生的。罗萨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世界产生联系的主要媒介是“软的、灵活的、芳香的、可工作的”印刷书籍，但如今却逐渐过渡为“坚硬的、刚性的、寒冷的和冷漠的”闪烁屏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主体与世界的共鸣模式。更重要的是，屏幕已经成为一种统一的媒介形式，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必须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屏幕进行信息传递，从而与世界建构联系。由此，罗萨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由屏幕主导的社会，但这必然导致两个后果：首先，屏幕已经成为一种瓶颈，我们只能通过它体验世界，这导致我们与世界的潜在关系变得单一化；第二，我们对世界的物理体验已经大大减少了，我们只在屏幕中工作和玩耍，没有气味，没有味道，没有重力作用，也不产生触觉（Rosa，2019：97-98）。这描述了一种数字媒介技术与“人的异化”的场景及其后果。

在罗萨看来，现代性本身就是一部共鸣的灾难史。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类通过技术控制世界和身体越来越成为可能。而数字化与媒介化则无限度地扩大了人的交流范围，以至于“让世界触手可及成为整体现代性的驱动力”。但罗萨发现，正是在这个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却有一种反复出现的、持续的、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某种恐惧，即在一个沉默或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主体对成为彼此没有关系的“原子”的恐惧（Rosa，2019：320）。郑作彧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的“译者前言”里也指出：在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加速社会的弊端就在于它导致了新异化形式的出现，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也许就是去追求充满共鸣的社会关系”（罗萨，2013/2018：12）。这实际上揭示了“社会加速理论”与“共鸣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一书中，罗萨提出了化解加速社会中焦虑和恐惧的方法，那就是所谓的共鸣。他将“共鸣”定义为一种主体与世界相互联系的特殊方式。他所说的“世界”包括其他人、人工制品和自然物体，以及感知到的整体，如自然、宇宙、历史、上帝、生命，甚至包括自己的身体和情感（Rosa，2019：203-204）。罗萨试图在主体与世界之间建构起一种和谐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因此，罗萨认为“现代性不是简单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物化或异化；它对共鸣也是前所未有的敏感”（Rosa，2019：370-371）。总之，罗萨试图在日益加速的社会里建构一种贯穿始终的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身体和精神、精神和自然、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能够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彼此作为对方而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回应关系。

在建构主体与世界共鸣关系时，罗萨尤其重视“听觉”的感官功能。他认为我们通过屏幕媒介与世界建构的共鸣关系缺乏质量，而音乐作为一种媒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类似于音乐在电影中扮演的功能，比如可以让人感受到孤独、忧郁、焦虑，或者放松、满足、宁静等情绪。在罗萨看来，音乐可以成为电影（或电影院）产生共鸣效果和“接触”观众的媒介。因此，罗萨认为，声音的世界在于它有能力表达或产生各种不同的、细微差别的关系：冲突、孤独、荒凉、怨恨、疏远和紧张，以及向往、庇护、安全、爱、责任。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在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协调一致（Rosa，2019：99-100）。应该说，这对于解决加速社会时间危机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与罗萨一样，韩炳哲也试图通过感官层面解决“时间危机”问题，如果说罗萨选择的是听觉，那么韩炳哲选择的则是嗅觉。在《时间的味道》中，韩炳哲认为时间是有味道的。为了更好地阐述这种“时间的味道”，韩炳哲试图以古人利用熏香测量时间的例子，唤起人们对时间理解方式的改变和与空间的互动。这种“创意”应该是来自麦克卢汉的启发，按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描述：在17世纪传教士东渐和钟表输入之前，中国人用香火的刻度来计量时间已实行了数千年。“不光是时辰和日子，而且连季节和黄道十二宫都同时用仔细排列的气味来表示，嗅觉长期被认为是记忆的根基和个性统一的基础。”麦克卢汉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想象的最具整合性的、卷入程度最高的时间感觉”（麦克卢汉，1995/2005：188）。韩炳哲援引了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古老中国的熏香在空间中记录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传统影响到了古代人对时间的理解及其与空间的互动（韩炳哲，2009/2017：97）。那么，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人们如何获得“时间的芬芳”呢？韩炳哲给出的方案是“凝思生命”。

数字化的传播媒介重塑了我们的时间观念，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时间感受。如今，人们在日常体验过程中感受到了时间的加速，并被这种加速力量所裹挟。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缺乏深度，从而无法实现人的充分性。但是，韩炳哲认为，思想自身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它可以使得时间与持续的东西相连，进而深化了时间，“这种深度能够使得每一时间点与整个存在结合起来，与存在之散发芳香的不消退性状结合起来”（韩炳哲，2009/2017：125）。也正因为如此，韩炳哲提出要“凝思生命”，在他看来，“凝思生命”即是一种“沉思着的有意义的思想”，而“沉思原初意味着漫游”（韩炳哲，2009/2017：222）。

为了论证“凝思”的合法性，韩炳哲重返哲学史追溯这个问题。他认为，中世纪以来，劳动一直被视为一种不自由的、用于解决生活困顿的手段，而“凝思”则是得到真理的唯一通道。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劳动因被赋予了救赎的意义而被抬高了价值，而凝思作为一种无所作为的行动遭到鄙视（韩炳哲，2009/2017：182-185）。然而，单纯的劳动是否能给生命带来意义的终极奥义？韩炳哲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时间高度精细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劳作与休憩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因为休息仅仅是为了恢复人的劳动能力，这一切都被纳入经济增长和盈利的范畴之中。韩炳哲将这种现象回溯到工业时代，那时劳动的主体虽然受制于机器的剥削和奴役，但是由于大型机器的不可移动性，人们的工作和休闲时间可以是相分离的。而在今天，数码设备的可移动性使得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工作岗位与非工作空间之间的界限愈渐模糊，“每个人就如同一座劳改所，将工位带在身上”（韩炳哲，2013/2019b：52）。其结果是人们彻底失去了闲适时间，被强制性的劳动时间完全占据。这种“劳动时间并不具有持续性，它通过生产着的方式耗用着时间”（韩炳哲，2009/2017：192）。另一方面，现代人过度投身于劳动和工作，往往丢失了自省的时间，“对于那些沉迷于效率、生产力和盈利回报的管理者和投资者来说，这种空洞的反思似乎是无用的浪费时间”（泰勒，2014/2018：353）。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韩炳哲建议重新反思现代的生活模式，即反对匆忙。从韩炳哲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凝思”并不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而是以一种“清闲”的心态进行思考。显然，韩炳哲试图重新恢复“凝思”在哲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当然，韩炳哲并不是完全反对劳作，他重提“凝思”的目的在于为后现代社会中的时间危机提供一条预防和解决之道。如果人在积极劳作的社会中失去了“凝思”的时间和能力，思想被排斥到边缘地位，生命就会失去本身的意义，那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时间和生命危机。因此，在如今的积极社会中，不应该完全低估甚至抛弃“凝思”所能发挥的作用。循此，韩炳哲致力于将“凝思生命”作为解决时间危机的内部策略。他认为“凝思生命提升了时间本身”，从而让时间变得有意义，当生命重获得凝思能力的时候，人自身便拥有了时间（韩炳哲，2009/2017：226）。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罗萨和韩炳哲对于“时间危机”的应对方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罗萨致力于建构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共鸣”关系，而韩炳哲则致力于探寻主体内在的“凝思”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这种内外“修为”的结合，才有可能构成主体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完整性，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因此，罗萨与韩炳哲关于“时间危机”这一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解答，恰恰隐含着一种互补性的内在逻辑。

六

结语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在小说《慢》中发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昆德拉，2003：3）显然，罗萨和韩炳哲都试图回应这个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凸显的“社会病理”问题。但是，人类终究无法重新退回没有铁路、没有工业、没有科技的前工业时代，相反，当今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只会促使时间的加速越来越快。罗萨和韩炳哲对社会加速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意味着他们对此都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从他们对时间危机的批判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的“技术神话”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警惕，这也凸显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就传播学的学术研究而言，不管是罗萨试图实现“主体与实践”的共鸣，还是韩炳哲试图恢复人们“凝思生命”的能力，这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无疑都为当前传播批判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反思路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舒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