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富的临时管理员

"面对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问题，企业家好像陷入巨大的一种迷茫。金钱或者财富本身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吗？创造财富的人就一定是财富的最终拥有者吗？"

撰文｜翟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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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规模瘟疫是缩减贫富差距的一种重要力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被重新调整。除瘟疫外，战争、朝代更迭也会让财富差降低。

新冠疫情却让这种机制失效。财富不仅没有被重新分配，相反加速向少数人集中。

2020年初，股市经历短暂下跌之后，迅速反弹。疫情仍在蔓延，人类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了，上市公司市值屡破新高。有人说，这一年只要没有参与股市投资，相当于财富遭到洗劫。

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分析是，二战以来，每次富人的财富要发生缩水，都被现代政府的干预及时挽救。

挽救之后呢？

一年后的今天，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成为新的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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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很怕被说富。

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发布，大家想知道每年的首富是谁，谁下去了谁又上去了。榜上有名，彰显一个人的能量和成就。但他们又内心矛盾，极力避免财富暴露在大众视线。

上市公司，一切都在阳光下，没处躲没处藏。

2020年Q1，美团市值破千亿美金，庆祝的余味还未散去，很快市值破两千亿甚至三千亿美金。王兴的个人财富一年内增长了三四倍。

黄峥的账面财富也随着拼多多市值的飙升而增长，放眼全球，还没有谁能做到如此快速的财富积累速度。

当然，这不是中国特色。马斯克、贝佐斯也愈发有钱。胡润预测，未来五年内，全球可能会诞生二三十个万亿元级别的企业家富豪。

这带来一个新的思考。他们值不值得拥有这么多钱？如果企业家的个人财富被继承，这是他们下一代应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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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说，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人，无疑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族群，他们经历了野蛮生长的财富大爆炸，当今中国的几乎所有商业场景和价值观模型，都来自他们的创造。

这跟巴菲特所说的，他赢得了生在美国的“卵巢彩票”是一个道理。时代的馈赠是最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

1959年出生的冯仑和小他三岁的潘石屹，1994年在西安的一家小餐馆里吃面。当时他们的内心OS是，“吃完这碗面，你们这一片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两个地产商人要在这里建商业广场，周围的一切都将被拆掉。

吃着面，潘石屹跟冯仑吐露心声，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去西安。现在忽然间，花一笔钱拆块地，自己俨然成了这里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

这些细节被冯仑当作段子写进了《野蛮生长》。他说，男人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满足的是征服欲，征服外面的世界。

齐秦唱道，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关于他们的最新消息是，冯仑被指涉嫌合同诈骗、挪用资金4248万元；黑石收购SOHO中国被叫停，媒体喊话，“不要让潘石屹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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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琦认定，他们跟上一辈企业家“一定是不一样的”。

“生长周期和环境不一样。老企业家知道怎么跟政府斡旋，我们知道客户想什么，甚至投资人想什么。我们没有老企业家的人事关系处理技巧与能力，他们也不见得有我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

这应该是互联网创业一代人共同的心声。他们的路径是，生出一个好的idea，借助风险投资起步，嘴边常挂着用户，上市敲钟，改变世界。

这一切似乎跟权贵资本，裙带关系，毫不沾边。因此，早期互联网被认为是没有原罪，最阳光的一代创业者。

也没有哪个行业，像互联网这样形成大规模的造富神话。财富崇拜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潮水方向；企业每次拿到融资都被认为是一种阶段性的成功；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意味着员工到手的期权，未来价格会几十倍的增长。

张一鸣在2016年就说，股票期权核心奖励的不是员工的业务能力，而是他们的投资能力。

你看，不论是人还是公司，财富的突飞猛进都有赖于投资。

每当一家热门互联网公司上市前夕，股票解禁前夜，售楼的，卖车的都会伺机徘徊，寻求财富新贵的赏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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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可能带来的是麻烦。

柳传志最初对先富起来的心情很复杂。联想创业初期，办公地点还在中科院的计算所小楼里，每天坐汽车上下班，遇到骑自行车的体制内老同事，他都觉得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在车里，让司机去贴膜，然后说，从他们身边悄悄过去就完了。“如果我的住房宽敞点，他们到我们家里看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痛苦。”

东软最初也是脱胎于高校体制。刘积仁曾说，没钱压力大，赚了钱压力更大。

当时为了激励一些研究生做项目，他承诺，如果能在8个月内完成，就给大家一笔不菲的外汇券。6个月活干完了，拿到外汇券，不少人去友谊商店买雀巢咖啡、自行车和电视机等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那时有一张外汇券都是不得了的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打。

刘积仁不得不告诫员工们，一定不要露富，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有钱，这很危险。但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被批评是不学无术，还能拿高工资。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在围观，这是个巨大的矛盾和隐患。刘积仁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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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现阶段富人群体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者。

他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新物种，合法性和正当性曾受到质疑。但是当人们被创业的激情所裹挟，对财富充满饥渴，企业家群体被逐渐被正名，被认同，被追捧。他们成为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群体。

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它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重要性？

柳传志曾经说，大部分的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使他认识不到企业家实际上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因素。

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个人，也是在为国家创造财富。实业报国曾经是一代人的梦想。互联网改变世界，也是希望通过技术，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说，这个群体是社会的良性细胞，是国家宝贵的资产。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意识到，企业家可能被过分追捧。甚至在媒体曾公开提醒大家，“赶紧把自己这点事努力做好就行了。”

比如，陈东升就说过，“不要充当道德的化身，企业家就是要恪守自己最简单的三个原则：创造就业、提供税收，然后尽一份社会责任。”

那个曾经因为私奔而上过新闻头条的王功权，更是在十年前断言，“我们这个社会主流只有两个，第一是人民，第二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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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跟社会的边界曾经困扰很多企业家。他们更想强调，在商言商。

但松下幸之助曾用一句话解释过企业跟社会的关系：企业是为社会服务，利润是社会给你的回报，你的企业如果利润少了，说明你对社会服务的不够。

互联网公司困惑于此。员工抱怨996、大小周的时候，他们更想用经济学等价交换的理论来理解和解释，高投入高回报。

从媒体语境的转变可以看出一二，过去对企业家群体更多是赞扬。话语权被消解之后，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个体与公司的对立关系。关键词写作成为常态，只要标题里含有，大厂，年轻人，996，总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金钱或者财富本身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吗？

从父亲刘永好那里继承巨额财富的刘畅，20多岁，账面上就有25亿元资产。被问及，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她说自己也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她说，“拥有多少钱和能支配多少钱是两回事。公共的财富，一直在企业里，我更多的是对它的支配权。”

她还提到，一直都有一种危机感，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华大基因的创始人汪建对成功商人的人生路径早已参透：从最初的一项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创新起步，集合资源将其产业化并赚取财富，最终又将财富回馈社会和大众。他说，大家公认的伟大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按照这种三部曲走完人生。

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家只是巨额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临时管理者。他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将聚集的财富，二次分配。简而言之，怎么把钱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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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于企业家来说，花钱比挣钱更难。

10年前，巴菲特就呼吁，身价超过10亿的美国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给慈善机构。他自己也承诺：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际，将把至少99%的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

巴菲特的做法是捐股票，国内企业家也群起而效仿。“捐股”在2009年是网络热词。

最先行动的是闽商企业家，比如曹德旺。

2020年11月，在国新办的“万企帮万村”民营企业家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曹德旺回忆1983年创业至今，他共捐出160多亿元，其中股票价值为100亿元。

今年5月，他对外宣称，河仁慈善基金会计划出资100亿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培养产业工匠式的领导人才。

跟传统制造业老板们声势浩大地捐钱相比，互联网企业家的善举，反而是在低调中完成。

同样是福建籍企业家王兴，今年4月份先是给母校捐赠“清华大学兴华基金”，6月初，又将5731.9万份股票转入王兴基金会，推动教育与科研等公益事业。按当天市值估算价值179亿港元，据说王兴对此的回应是，“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是，我把名下十分之一的美团股票捐给公益基金会了。”

《美国工厂》里，曹德旺有段独白，“这几十年，我在拼命盖工厂的时候，是不是把环境给人家破坏了，原来很安宁的地方变得不安宁了。其实我自己弄不清楚，到底是功绩呢，还是罪人的责任。”

他说，如果不是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去想。“人嘛，过着就是要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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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你可能很难亲耳听到，企业家这样公开吐露心声了。

前段时间，雷军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大谈“我的梦想，我的选择”。他讲了小米创业以来最艰难的十个选择，分享艰难，主动示弱，被认为是直面耻辱，与心灵搏斗后的产物。

就在公众非常配合地给予理解时，雷军提到一位把他骂了一小时的投资人，被指向疑似是马云夫人。所有安排好的剧情突然失控，雷军让自己置身于尴尬境地。

相比那些还活跃在一线却闭口不言的企业家，不到40岁便急流勇退，正在成为互联网创业者新贵的共同选择。

张一鸣交出CEO权杖那一天，晚点Late Post的标题准确描述了当下的现状，“不知不觉，CEO已经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职位。”

卸任CEO，隐居幕后，但在股份结构上依然保留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大众从媒体看到的都是他们的成功，准确的判断，逆转乾坤，大力出奇迹。即便是亏损、战略失败，都可以被包装成新的说辞对外解释。

一位创业者曾困惑，我看到的他们简直是完美的，我想知道他们当初亏钱是怎么亏的，倒霉事怎么发生的，是得罪了哪些人。

还有一位大佬总结这个群体的特征，“人前阳光、慷慨激昂，私下里、内心都是不放心、不信任，有很多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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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时代，好像还轮不着企业家成为最需要被理解的人，即便是他们的亲人。

一位企业家出版了企业发展逻辑的书之后，70多岁的父亲写信给他，很生气地反对他全书的立论，认为他是在为资本家说话，你作为企业家应该更多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写一本为劳动者说话的书。

尤其在“看不见的手”影响之下，除了经营能力，企业家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生存智慧。面对宏大命题，气候变化时的应对策略。

曾有学者指出，企业家的必修课就是，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如何重思与重塑商业本质。老一辈企业家则自勉也提醒众人，谁也别瞎得意。

我们该说说，刘积仁当时是怎么解决赚了钱的烦恼。

他做了一个决定，让东北大学产业集团成为东软的股东，拿股权，享收益。这项股权改革是件棘手的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年才完成。这个决定让东北大学至少拥有几十亿元的资产。

至此之后，曾经被批评“不务正业”的刘积仁再回学校时候，冷嘲热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述职过程中，几十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刘积仁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人获得别人认可是需要时间的，而这掌声，我苦苦等了差不多至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