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时，一商人自曝是熊式辉亲戚惹疑，经查此人是国军中将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已经接近了尾声。

此时辽宁省北镇县中安堡村的民兵队长赵成瑞，正带着民兵们村里村外的进行大搜查，毕竟仗虽然打完了，但仍旧还有不少国民党零散士兵们在外逃亡。

当时解放军的搜捕网非常庞大，几乎覆盖了所有交通要道。而且不仅有民兵们负责搜寻，当地各行各业的老百姓们也都积极参与了，他们都十分主动地向上面反映情况，决心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物。

这不，一天晚上刚吃完饭，就又有群众向赵成瑞反映有一家旅店来了11个可疑的人物。这伙人“可疑”在哪呢？可疑就可疑的是尽管他们穿的和老百姓一样，但说话有很重的口音，而且神色都比较慌张，犹如惊弓之鸟，像极了逃兵。

尤其是他们当中带头那个带深度眼镜的中年人，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一直满嘴谎话，还说自己是熊式辉亲戚，因此赵成瑞索性将他们带到了政府，结果后来这一查才发现：原来这个戴深度眼镜的中年人竟是廖耀湘。

廖耀湘一直是国民党内部十分优秀的将领，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手里握着蒋介石的主力精锐部队，他是如何沦落成如今这般田地的？具体又是如何被抓的呢？要想明白其中缘由，我们还得从辽沈战役前后的故事说起。

谈及廖耀湘，我们必须得承认他绝对是国军内部少有的高材生。

他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六期，后在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被蒋介石钦点赴法国留学，1936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

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学历”镀金，他回国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先后参加过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滇西昆仑保卫战等一系列著名战役，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绩。

这样的一个人才，而且还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军中继续受到重用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此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廖耀湘也仍旧是官运亨通，没过多久还成为了第九兵团的司令官。

1948年9月，解放战争中的第一场关键性决战“辽沈战役”打响，这也是国共两党战略形势发生转移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其实从1948年7月初，我党通过在东北的数年经略，实力已经远胜从前了，甚至在某些方面上国军已经凸显出颓势来了。

比如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时林彪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军，兵力比重从之前的3.14比1，变成了1.3比1。

正是因为有这个优势在，中央军委才决定把第一个决战地点放在东北的。

而当时对于东北战场而言，最为关键的一个城市便是锦州。

因为它是连接华北、东北的交通枢纽。若是能够拿下锦州，那么歼灭敌军主力，实现东北全境解放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当时东北野战军迅速集中了重兵力将锦州包围。

而蒋介石也深知锦州的重要性，面对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他也迅速派遣了东进与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而其中这个西进兵团的司令员便是廖耀湘。

当时廖耀湘的第九兵团一共有五个军，满编状态总共有10余万人，战斗力与装备水平都是在东北国军中属于上游，毕竟国军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可都是属于第九兵团。

但让廖耀湘没想到的是，他的第九兵团还没抵达锦州，锦州就被攻克了。不过廖耀湘并不想就此作罢，他火速命令部队继续急速西进，原来他想趁解放军立足未稳，重新占领锦州。

但廖耀湘的“设想”实在太过乐观了，在他的西进兵团到达黑山一带之时，就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的顽强阻击，而且凭借着高昂的士气与良好的兵员素质，第十纵队成功拖住了廖耀湘的第九兵团。

等到廖耀湘想要突围的时候，东北野战军6个纵队已经将他的第九兵团合围在了黑山、打虎山一线，通过后续的分割围歼，第九兵团最终全军覆没。

不过此时东北野战军虽然成功歼灭了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万精锐，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但是仍旧有一点做得不够完美，那就是没有抓获兵团司令廖耀湘。

在打扫战场和清理战俘的时候，此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完全不知去向。

廖耀湘是整个第九兵团的最高长官，也是蒋介石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他如果没有被逮捕，那这场战役就不算完全的胜利。

于是在清理完战场后，抓捕廖耀湘就成为了接下来工作的重心。

当时在上级的指令下，各村、各街的民兵们都开始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进行围堵，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北镇县中安堡村民兵队长赵成瑞。

他自从得知廖耀湘的逃跑轨迹可能就在村子附近的消息后，就一直带着民兵们四处搜查。

北镇县中安堡村在打虎山西南的30公里处，是东北野战军黑山阻击战的后勤补给基地之一。因为当地的土地改革施行得比较早，所以解放军在此地有着比较良好的民众基础。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搜查的时候，群众都会帮忙的主要原因。

言归正传，当时民兵队长赵成瑞在接到群众反映后，立马跑到有嫌疑人的旅店去翻看他们11人的登记入住信息。

而在看完后，他发现这些人填的信息五花八门，有说是行商（个体商贩、摊贩）的，有说是难民的，还有说是投亲的，总之看起来就像是胡编乱造。

所以他更加觉得这伙人奇怪，于是索性将他们集聚在一起挨个盘问。

当提问到一个体态偏胖，戴着深度近视眼的中年人之时，他说：自己叫胡庆祥，原籍江苏，是在沈阳、天津之间做生意的商人，现在居住在黑山县。

赵成瑞听得很仔细，但同时也一直在观察此人的言行举止，他发现此人满口湖南口音，而且在回答询问时表情有些傲慢，长得也不像是商人。

于是郑重地问他：“你有证明吗？”

这人连忙说“有”，然后慢吞吞地掏出了一个“身份证”。但事实上经过排查，这张身份证上除了姓名对得上，照片的样貌，还有其他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赵成瑞更加觉得不对劲，于是对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逼问，这人眼见赵成瑞不是那么好忽悠的，索性强装镇静，沉默不答。

但此人深知一直不回复，也只会引起赵成瑞更为严重的怀疑，于是索性又对赵成瑞讲：“其实我和熊式辉是亲戚，1946年来的东北，开始在政委会做办事员，后来嫌钱少跑起了行商，现在居住在沈阳。”

这番解释看似是合理的，但实际上仍旧是漏洞百出。

赵成瑞心想国民党体系内大多都是任人唯亲，他若是真和熊式辉是亲戚，那肯定不会只是一个办事员，而且即便不从政，凭借着这层关系也肯定有其他路子挣钱，而不是来跑行商，当个体摊贩。

经过盘问，尤其是经过最后一次的谈话后，赵成瑞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叫胡庆祥的人有巨大问题。而其他人也一样，他们的说辞都有很大的漏洞，如果不是刻意隐瞒身份，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于是赵成瑞最终决定将这一伙人全部送去政府审问，到时候查明他们的身份也就不难了。

一开始赵成瑞是来到了北镇县第三区政府，但当时地区村干部们并没有时间去调查这11人，因为他们正在为战勤服务工作而忙碌地不停，毕竟战后的军需物资整理，还有俘虏收容都需要他们来做。

因此区长在见到赵成瑞后，对他说：“老赵，我实在是没工夫，回你们农会去吧，李区长在那，交给他处理。”赵成瑞本来还想多说些什么，但看到区长忙得满头大汗，实在腾不出手，于是便将其押往农会。

但当赵成瑞他们一行人走到半路上的时候，被押解的这伙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不约而同地站住，不往前走了。

赵成瑞担心他们想来“硬”的，于是连忙训斥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走了？”面对训斥，11人当中那个带头的，也就是戴着深度眼镜，自称叫胡庆祥的中年人，低声下气的对赵成瑞回道：“长官，我要解手。”

赵成瑞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点头表示应允。

但谁料想，这人并没有解开裤带去解手，而是突然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青布包，递到赵成瑞手中，然后细说道：“长官，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

赵成瑞有些愣了，他实在没想到这人会来这么一出。而这个胡庆祥见赵成瑞没有说话，略沉了一会儿，接着说：“请高抬贵手，我们都是老百姓，放我们走吧！”

此时的赵成瑞也反应过来了，原来他们这伙人是想贿赂自己。

赵成瑞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自然是不可能接受贿赂的，他知道这伙人即便到如今还想着要贿赂自己，肯定是在隐瞒着什么秘密，于是他对这伙人更加小心了。

后来他没收了这些“赃物”，然后带着人继续赶路。

其实一开始，在看到赵成瑞收了贿赂后，胡庆祥还挺开心，以为这次终于逃过一劫了。尤其是赵成瑞在收了东西后，还说了一句“快走到农会再说”，这更让他觉得自己会被释放。

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赵成瑞的一个缓兵之计，目的就是让他放松警惕，不再搞幺蛾子，顺利到达农会。

而当到了农会门口后，胡庆祥也看出了对方没有想将他们放过的打算，于是一直哀求着说：“长官放了我们吧，你已经收了我们的东西，还不放我们吗？”

但赵成瑞却义正严辞地回答道：“先生，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国民党兵，见钱眼看，要钱不要命，我是共产党干部，你给的东西是你的罪证，我会交给政府处理。”

在说完后，便将他们这群人赶进了了农会办公室......

而正当赵成瑞要与农会工作人员一起审问这11个可疑分子之时，解放军后勤部的几名战士来到了农会传达上级的指示，即：希望农会的人可以协助他们一起追查失踪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在说完上面指示后，后勤部一名解放军战士恰好看到农会正在审问嫌疑人，便扫了一眼，在看到戴深度眼镜的胡庆祥之时，这个战士连忙兴奋的高喊：“廖耀湘在这里”。

由于身份被揭露，所以他被后勤部队逮捕，之后又被移交到警卫连。不过尽管他如今已经暴露了，但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他仍旧“死鸭子嘴硬”，不愿承认真实身份。

而且他还对审问他的人，再次编造了一个谎言，不过这次的谎言其实和上次差不多。

他声称自己的名字叫胡长江，是熊式辉的老乡，民国25年随熊式辉来的东北，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当过委员，后来参加国民党，干了20年的交通警察，总之就是打死不承认是廖耀湘。

但问题是连部当中又恰好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是从国民党军中起义过来的，他以前可是见过廖耀湘，当时他当众就打了廖耀湘的脸。

但这位第九兵团司令官却当作听不见，尽管脸已经涨得通红，也仍旧要胡乱抵赖，说：“我不是，我不是......”

经过这次教训之后，他在后来的行军过程中，只要遇到解放军战士，总是会压低自己的帽檐，甚至还会用袖口堵住嘴。

因为他深知解放军战士中如今有不少都是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这些人是认识他这样的国民党高官的，他很害怕再被别的人认出来不好收场，所以只能想尽办法遮住自己的脸。

当然在隐藏自己的同时，他也时刻没有忘记再找机会逃跑。

当时在被押送的过程中，他又一次使用了老招数，即：试图贿赂负责押送他的林政。

而他之所以会选择林政，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他知道这个林政和他一样也是湖南人，在他看来都是老乡，应该会给些面子。

于是廖耀湘找了一个机会和林政攀起了兄弟情，还对他说：“老林，我们都是湖南人，如果你可以网开一面允许我离开，我还可以帮你捎信回乡呢！”

只不过林政没有理他，还颇有些不耐烦地对他说：“回家是另外一回事，你如果是廖耀湘就赶紧承认，我们这认识你的人很多。”

在知道软磨硬泡的话对共产党人无用后，廖耀湘开始耍起了无赖。比如在最后三天行程中，他在逃跑无果后，开始装生病，即不吃饭，又不肯走路，以此来拖延行程。

后来解放军索性从后勤部专门调来了一辆汽车专门给他坐，而更加可笑的是开车的司机也同样是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也同样一眼就认出来廖耀湘。

此时的廖耀湘在被很多人认出后，也总算是放弃“挣扎”了。

在后来的询问中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就是国民党军第九兵团的司令长官廖耀湘，而他之前变换了数次身份，比如商人，政治委员会委员，交通警察也都是编造的。

其实廖耀湘在被抓后，之所以一心想着逃跑，甚至还不惜丢掉自身的脸面，主要是担心他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会遭到解放军的报复。

只不过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多了，共产党从来就没想过要如何报复他，当时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们的处境都不算差。

对于廖耀湘，我党认为他虽是国民党将领，但是其留学过欧洲，学习过很多系统化的机械化军事指挥，因此组织还曾知人善任让他去当教员，为军事学校的学员们提供军事教学。

比如1951年，刘伯承的解放军军事学院就曾让廖耀湘前来授课过，当时为了让廖耀湘没有心理负担，在上课的时候，刘伯承还鼓励过他，说：“有些课，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做你的学生。”

而在上完课后，刘伯承此举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而我们从刘伯承与毛主席对廖耀湘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

1956年1月，廖耀湘被送往功德林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在服刑期间，组织也给予了他足够多的方便，比如他在监狱内不仅能够与家属通信，还能接待亲友们的探访。

而共产党人的这些举动，也让他大为感动，因此在改造时十分积极，认错态度也很良好，于是在1961年12月，他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是已经改造好的第三批战犯，并实行特赦。

在被特赦后，廖耀湘还被组织安排了相应的工作，成为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第四届委员。

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因为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在12年后，也就是1980年，党中央还专门给他开了一个“迟来”的追悼会，而他的骨灰也被移入了红色宝地：八宝山革命公墓。

总的来说，其实廖耀湘的结局还算是不错了。

毕竟作为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能够在建国后得到宽恕，并继续为人民服务，这已然是他最大的幸运了，当然他在后来也没有辜负国家与人民对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