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沦陷，宋军究竟损失了什么，为什么南宋会迅速败亡呢？

襄阳之战，宋军虽损失不小，但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襄阳丢失，大宋虽失重地，但其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

可是，仅3年，南宋就被灭了。

而在此之前，从1234年到1273年，将近40年间，蒙古军虽占据相当优势，却仍然总体上与宋处于相持阶段，无法打开局面。

那么，为何襄阳沦陷后，南宋就如此迅速败亡呢？

襄樊之战前，蒙古打不开局面

1234年，金灭亡后，蒙古军主力北还，南宋趁机发起“端平入洛”，一举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蒙古军回过头来，大败宋军，并随即发起了攻宋战争。

窝阔台兵分两路，一路攻襄阳、汉阳，一路攻今四川。

开战后，蒙古军连战连胜，攻占了襄阳、成都都要点，气势如虹。

然而，蒙古军旋即遇到瓶颈。

四川方向，蒙古军一度攻占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凡四川府州数十，歼其七、八”，但是，当蒙古军主力因故北还后，宋军在孟珙带领下站稳脚跟并组织反击，收复了一些地区，双方在四川陷入长期僵持。

东线的情况也类似，蒙古军一度攻占襄阳等地，但旋即宋军也站稳脚跟，并收复了襄阳等地。

由于对宋作战一时打不开局面，窝阔台此后将重点调为向西亚等地扩张，大战暂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蒙哥调整了伐宋战略。

蒙哥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从西面绕过宋军占据的要点，直插在南宋西南立国的大理。他计划在灭大理后，即可从南宋背后进攻，既可北上攻击四川的宋军，也可以东进鄂州，规避其不善水战的弱点，不用水战而突破长江，一举灭宋。

在攻灭大理后，蒙哥认为大迂回已经完成，于1257年诏命诸王、诸将大举攻宋，兵分三路攻宋。

其中，蒙哥亲自统帅的攻四川作战是作战的重点。

然而，尽管蒙哥连续攻破嘉陵江沿岸山寨，却对钓鱼城一筹莫展，并最终死于钓鱼城。

可以说，蒙古攻宋之战，尽管取得不少胜利，攻取不少地方，但南宋的防御体系依然稳固，双方仍然处于相持状态。

蒙古军的短板决定其成绩

蒙古军之所以长时间无法打开局面，是受其短板所限。

自南宋抗金立国以来，已经形成了完善、巩固的防御体系。

西面则依托四川、重庆山地，东面则依托淮河、汉水，在长江以北构成防线。

蒙古骑兵天下无敌，但其水战、山地作战则不甚擅长。

蒙哥大迂回战略想法虽然很好，确实能一定程度上规避其短板，但如果改变这两个短板，无法从正面突破南宋的汉水、山地防线，仅靠云南方向过来的孤军也打不开局面。

同时，蒙古军虽善战，但在中原等地始终缺乏足够的治理手段，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统治秩序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军作战，仍然常常要靠劫掠，难以支撑灭宋这样的作战。

要粉碎南宋成熟的防御体系，仅靠作战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建设、军队建设上实现突破，弥补短板，灭宋才可能。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队各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灭“浑一天下”的企图。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元军（忽必烈已称帝）已经改善了其短板，甚至实现了超越。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短板不再短

襄樊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打了近7年。

围城7年，而粮草不断，这本身就表明元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成熟的补给系统，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已经得到恢复。

而围攻襄阳的过程，也表明元军的水战、攻坚战已经脱胎换骨。

襄樊之战之初，除了降将刘整所部之外，蒙古军的水军不甚强，曾为宋军所败，蒙古军需要施展计谋，假装作榷场等手段构筑工事才可以阻挡宋军船只。

蒙古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水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蒙古军水陆协同下，宋军尽遣宿将精兵也难以打破襄阳包围圈。

此外，蒙古又从回回征发工匠，打造回回炮，使其攻坚能力大增。

最后，在回回炮的帮助下，蒙古军攻破樊城，降服襄阳，取得大胜。

可以说，经过襄阳围困战，元军的补给力量、水军力量、攻坚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为灭宋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

实力仍存的宋军

当然，仅就物质力量而言，襄樊失守后，南宋也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

襄樊之战虽被认为是元与南宋的一次战略决战。但总体上是围城阻援战，虽消灭了襄樊的吕文焕集团，但对宋军大量援军杀伤有限，南宋仍然拥有七十万左右的军队。

襄樊失守后，南宋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指出：南宋仍有兵七十余万，淘汰20%，还有50多万人，如果改变“守内虚外”的做法，集精兵于前沿，仍然足以为守。

就地缘而言，襄樊虽为中路门户，但襄樊之后，南宋在汉水仍拥有郢州、阳逻堡等处，仅在郢州就有十余万精兵，可以阻遏蒙古军由汉水进入长江，另又有完善的长江防线。而西线的四川战场，蒙古军依然无法突破。

可以说，此时的南宋，其形势远好于三国后期的吴，虽无力北伐，但仍有可以自保，长期相持。

因此，要灭宋，仅靠物质力量不够，仍需要指挥官的军事才能。

伯颜的杰出军事才能

伯颜的军事才能，无疑是迅速灭宋的重要保障。

伯颜南下时，宋军在郢州有精兵十余万，依险而守，阻遏蒙古军进入汉水。

如果以常规手段，郢州之战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久拖不决。

伯颜、阿术探知小溪可通汉水，遂绕过郢州，直入汉水。

伯颜指出：大军的目标是迅速渡过长江，直捣南宋中心地区，不能为攻城拔地延误进军速度。

在绕过郢州，抵达阳逻堡后，伯颜又故技重施，作势围攻汉阳，实际通过沙芜进入长江。

在连续绕过敌军坚固阵地后，蒙古军在江中与宋水军展开激战，一举击败宋军，宋守江军队“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同时，伯颜执行忽必烈“为吾曹彬”的指示，以宽仁手段善待降将，以此瓦解宋军。

吕文焕集团在南宋关系极多，投靠元军后，对南宋军展开招降工作，南宋各地将领多闻风而向，土崩瓦解。

此后，在丁家洲，面对胆气已失的贾似道、孙虎臣，伯颜以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以为巨炮轰宋阵制造混乱，贾似道等人抛弃军队，宋水陆军主力稀里糊涂就被吓得丧失几尽。

在焦山，面对张世杰的哀兵之势，伯颜一眼看出“可烧而走之”，在火攻之下，伯颜只以极小的代价就消灭了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

连战连进后，宋太后、皇帝投降，南宋灭亡。

可以说，伯颜灭宋过程中，任何一战都可单独成为一段经典，伯颜连续施展谋略，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原本实力尚存的南宋军。

自取败亡的宋

蒙古人打得好是一回事，但弱非南宋自取灭亡，元军未必会如此顺利。

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以孟珙、余玠为代表，宋军涌现了不少杰出将领，都曾给蒙古人吃下苦头。

不过，贾似道实行“打算法”，使许多有才能的将领被排挤、迫害，有的如高达退居二线，有的如刘整干脆投靠了元军。

襄樊之战时，吕文德、吕文焕焕虽不及对手，但还算能与元军过上几个回合。

襄樊之战后的元灭宋过程中，宋军虽不乏文天祥、张世杰等赤心为国的忠义之人，但确实没有足以与伯颜相当的良将。

两场决定性会战。

丁家洲之战开战前，宋军高级将领夏贵递纸条给贾似道：“宋历三百三十年”，未战即有败亡之心，还打什么仗呢？

结果，贾似道、孙虎臣等人弃军而走，宋军水陆主力稀里糊涂报销。

焦山之战，张世杰以铁链联船，被伯颜看出破绽，一举击败。

更可恨的是，后来的崖山之战，张世杰等人不吸取教训，再次以铁链连锁，又为敌军所烧。

被别人抓住漏洞，可能是别人厉害，但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只能说是自己不行了。

宋猜忌武将，直到亡国前还坚持“守内遽外”的策略，防范武将、士兵，而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等人身上，焉能不败？

尽管元人在灭宋之战中组织得很出色，但宋的迅速灭亡，个人以为60%以上是宋自取灭亡。

南宋灭亡前的最后时刻，宋廷遣使议和：愿岁贡银25万两，帛25万匹。

自北宋以来，朝廷一直以防范武将为重点，对外委曲求全。

到最后，连委曲求全的资本都没有了！

南宋自南迁以来，打造了依托长江-汉水-淮河及四川为依托的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十分牢固，而蒙古军水战、攻坚战、补给能力都存在短板，而这些物质上的短板很难依靠单纯的创造性指挥克服（如蒙哥“斡腹”之策），因此对宋战争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进展。

忽必烈称帝后，安定中原，使生产得到恢复，补给能力得到增强；打造船只，水军逐渐成熟；引进西域等地先进技术，使其攻坚、以岸制江能力得以增强。

在物质条件成熟后，伯颜以其杰出将略，加速了战争进程。

他未过早陷入久拖不决的前沿围攻战，而是巧妙用兵，迅速突入长江，在相对有利位置击败宋军江防部队，一举粉碎南宋江防体系。

其后，伯颜针对敌情，或以虚张声势之法，动摇敌指挥官，或以火攻之法，迅速击破忠诚却缺乏经验的宋军，皆是四两拨千斤，连续作战，轻松歼灭了宋军精锐，并一举灭宋。

而反观南宋，则确实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自北宋以来，宋对内压制武将，对外委曲求全。到南宋末年，良将已被贾似道“打算法”清算，兵马多而无良将，粮草多而统筹。

武将有将才，却或无容身之地或已心灰意冷；士大夫空有报国之心，却缺乏阵战经验。

襄樊丢失后南宋的迅速灭亡，与其说是丢失要点，损失部分精锐的结果，不如说是宋长期国策弊端的总爆发。

宋国策的弊端，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总崩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