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日本“3·11”——那个被誉为史上最“强”的地震

其实经过最近这十年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之后，中日关系大趋势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可能把整个历史进程改变了，这件事就是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
为什么说“3·11”地震是史上最“强”的地震呢？所谓最强不仅仅是指地震的破坏力，关键在于这场地震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具体节奏。
“3·11”地震、海啸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给日本造成极重的打击。可以说，这次的连环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三连击”里的头两样完全是天灾，可核事故则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而且从目前来看，给日本造成损失最大的，也正是核事故。
之所以说“3·11”之后的核电站事故是“人祸”，不仅仅是因为震后日本政府救灾不力？。其实，日本核电的隐患由来已久，日本现有的55座民用核反应堆中有超过20座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则完成于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1945年的事情，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电？则是在1954年，可想而知日本人的这二十多座核电站的技术有多不成熟。
日本核电站长期以来是由私营企业来经营，作为运营商的日本东电集团出于成本考虑，一再让早该停止运转的反应堆超期服役而不愿更新换代——日本核电技术号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事实是先进的第三代反应堆在日本只有个位数的在运转，其他全都是老式的沸水堆？和压水堆？。在“3·11”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潜在危险被一次性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核污染一发不可收拾。
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并非毫无征兆。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之频繁和相关丑闻之多与它的技术水平一样——同样是世界领先的。1981年以来，不算“3·11”地震引发的这次核事故，日本仅重大核事故就有9次：燃料棒断裂导致300名工人受到辐射（1981年）、增殖型反应堆液态钠泄漏（1995年）、核燃料加工中由于违规操作导致临界事故致死两人（1999年）、东京电力公司为了掩盖安全壳裂缝而伪造检查记录，导致17座反应堆停产检修（2002年）、蒸汽爆炸致死五人（2004年）、地震导致含辐射的冷却水倾入日本海（2007年）……而这一连串的事故却并未让日本高层有所警觉，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3·11”地震后的核泄漏事故是日本核电系统种种隐患的一个总爆发，而这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之后，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将核电站收归国有，逐步更新设备，强化监管。但这样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日本的高层政客肯定是不会选择的。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一推六二五，为了“顺应民意”，索性直接把核电站停了，至于对经济运转是否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是顾不得考虑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元便一路高歌，冲破了1美元兑80日元这个日本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这使得日本国内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3·11”地震之后，由于核电站纷纷停止运转所导致的电力缺口，对日本制造业又形成了一轮持续的打击。更加倒霉的是，2011年底泰国的洪水又严重打击了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汽车及数码产品部件的生产基地。
一直以来，日本经济面临两个长期的隐患，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内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二是在国际产业链上，日本制造业的上升空间已经非常小了，而背后则面临着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不断挤压。“3·11”地震之后，这些原本长期性的隐患一下子变得愈发明显了起来。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200%，而原本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靠国民认购国债来支持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中坚力量纷纷到了退休的年龄，过去的积蓄如今要变现过日子，自然不会再认购国债。加之地震对政府信誉的打击，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海外资本购买其国债，这就给了那些金融大鳄一个机会，如果被人家得手，那么就会搞成1998年金融风暴的翻版。2012年9月10日，也就是日本“收购钓鱼岛”闹剧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已经73岁的日本金融大臣，也是中日货币互换日方的主要推动者松下忠洋在家中自缢身亡，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人物，无论公开的解释是怎样的，这一事件总是耐人寻味的……
“3·11”地震除了重创日本经济之外，也对日本政治布局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譬如过去不怎么被人所注意的日本东西二元制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谈起。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全部在关西地区，颇有财力的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掌控着日本——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幕府统治时期，而关东地区土地贫瘠，以武士集团为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什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日本也同中国一样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关西地区的地主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大，但这种形势却给了关东地区的武士集团一个机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中国的说法，在西方通常将其称为明治复辟，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事实上处于傀儡的地位，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而维新之后的日本天皇是有实权的——很多观点认为天皇裕仁也应对日本政府“二战”时期的罪行负责，根据便在于此。
江户时代日本的国都在京都，而在明治维新以后，关东集团和明治天皇合谋，以巡视的名义让天皇来到了当时的江户，之后迅速地甩开关西的势力在那里定都，江户也至此改名为东京。

可见，在历史上，日本其实存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向相反的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关西地主阶层为主的势力，一个是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兴起的关东的新兴势力，而关东集团的老底子又是武士集团，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日本经济的一种军、民、商一体的军国主义模式。旧日本陆军也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产生的。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内部，官兵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区，就是因为日本的统治集团，或者说是旧日本的统治集团，其实都是各个地方的豪强势力，军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资本。所谓的日本皇军，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个地方出一个师团，然后集结成了一支对外侵略的军队，这其实就有点儿类似于在搞“股份制”。
除此以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今，日本国内很多基础性的工业标准都存在两种制式并存的现象。比如说国家电网，关东和关西地区的频率完全不同，一个50赫兹一个60赫兹，如果你家的电器只能匹配一种制式，那么搬一次家很可能所有的家当就必须得统统淘汰了。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当初不同的派系为了从海外获得支持，在引进技术设备时一直避免和对方重样，你买欧系我就买美系。而这样彼此较劲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如今日本产的电器往往都可以匹配多种制式——这倒不是日本人对消费者多贴心，而是由于不这样这些产品在自己国家首先就玩不转。
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东与关西集团形成的这种对立局面中，关东始终是占优势的。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像早一些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直到日军侵华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日本的关东武士集团和他们的经济力量。
但是，从经济总量来看，关西地区的基础依然比较雄厚。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像大阪、神户及京都这些关西的地盘，都是美军轰炸的重点目标。明明挑事的是关东的新兴集团，可关西受到的打击反倒比关东系的东京这些城市还要大一些。这样就导致战后关西的经济进一步下滑，形成了关东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日本被美国全部占领之后，关东集团的上层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来自于关东集团。关西集团则寻求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海外战略，这就导致关西集团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应地更温和，或者说是对华更友好一些。这并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日本东西两大集团利益博弈的一个最终结果。任何偏关西利益的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去搞好中日关系，而偏关东的，也就是亲美的政治家，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利用各种机会去阻断中日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会出现日本首相访华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发生的情况。
“3·11”地震让原本稳定了近百年的日本政治格局一下子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数。东京经济圈在天灾人祸下遭受了重创，“关东系”的经济力量因此迅速下降，相应地，在政治上，关东和关西不平等的局面也被打破了。
事实上，在“3·11”地震之前，日本自民党在连续执政了几十年之后，地位也开始动摇并被日本民主党所取代。这本身就是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力量发生逆转的一个前兆，而“3·11”地震把这个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在日本地震之后，当时处于关西地区的大阪就曾经被提出作为日本的第二首都，理由是东京已经被核辐射所污染。其真正的用意，就是要从关东集团手中分走一部分政治权利。政治中心迁移到哪里，相应的周围的经济就会被发展起来，周边的集团自然也是获利最多的。在“3·11”地震之后，关西集团看到了自己拿回自明治维新之后失去的权力的机会。

从关西集团的角度看，它是希望以发展对华关系来平衡关东的政治势力；而关东为了保住自己行将失去的权利，也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搅局——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钓鱼岛问题被再次激化之后，当时来自民主党的首相野田佳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而正是这种姿态导致野田即没迎合到日本的民族主义（安倍晋三的言论远比他激进），也让自己过去的支持者不满。这最终导致野田佳彦下台，而民主党也随之再次沦为在野党（普天间基地问题扳倒了鸠山由纪夫，福岛核事故拿下了菅直人，钓鱼岛争端干掉了野田佳彦，至此民主党再也无人能挑这根大梁了），自民党因此得以再次上台，这就决定了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后必然会继续拿民族主义情绪做文章。此外，借助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对国内的军工生产迟早要松绑，如此就等于是送了几大工业财团一个硕大无比的蛋糕，这自然是大伙都乐见其成的……
而从更长远来讲，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当时把它制造出来，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非由于海洋权益；在某些时间，它重新又沉寂下来，同样并不是由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中日关系的大局来决定的。从未来看，假如有朝一日中日关系缓和，在诸如自由贸易区这类问题上又有了重大突破的话，那么钓鱼岛乃至于整个东海必然会淡出每天的新闻报道。因为，在一个共同的利益框架之下，什么都是好谈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有可能实现。
反之，如果日本最终无福消受中日合作这件好事，钓鱼岛问题必然会越来越热闹，这是由日本内政处于政治斗争的高峰期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由于自身势力的衰退，它对中日关系的把持能力较之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代也下降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会想方设法利用它在日本的势力把东海包括钓鱼岛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来，并且让它升温，通过给日本制造一个敌人，来再次强化对它的控制。
总而言之，中日之间的种种海洋争端，其实可以看作是日本内部政治斗争与美日博弈、中美博弈混在一起之后的一摊烂账，海洋主权问题被喊得震天响，其实当事者的关注点恰恰不在这里。只要这些政治斗争没有结束，那么中日海洋之争也就不会结束，而有朝一日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双方的海洋问题也极可能就不医而治了。
中日合作前景美好，但这是两家共同的事情，义务和权利都是一半对一半，谁也没有义务去过多地为对方的不智行为埋单——日本的问题最终只能靠日本人自己去解决。美好的东西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显然不会主动破坏同日本的关系，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件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过多地去“迁就”日本政府。更何况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无法自己做主的国家，即便你勉强和它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又能维系多久呢？
【本文节选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博弈》，作者王伟，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