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都是Tony老师，那Linda老师去哪儿了？

Tony老师这个词，常常用来指代发型设计师。在网络热梗里，Tony老师碎碎念地催客户办卡、时常会剪残头发，大家把对发型设计师的吐槽都送给了Tony老师这个符号。

但Tony这个名字，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男性的英文名字。

事实上，男性发型设计师的比例极高。在上海市中心城区打开大众点评发型师排行，前20个里面只有2个女性，这也和在线下理发的体验不谋而合，走进10家美发店，可能真的只有1家会有女性发型师（这里不包括助理和前台）。

这可能也成了用Tony老师指代发型设计师的原因——不是看不见这个行业中的女性，而是这个行业中真的几乎没有女性。

这种情况似乎并不是一贯以来的传统，如果问问我们的母辈，在改革开放初期，不管是国营的美发店还是私人的发廊，女性发型师有很多。即便在今天，走进老牌国营美发店，四五十岁的发型师里，女性也占到了至少1/3。

上海市中心某家老牌国营美发店中，有一半发型师是女性

只是在装修高档时尚的美发沙龙里，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男性发型师，那Linda老师们，究竟都去哪儿了呢？

在利益下被驱逐的女性们

进入21世纪，美发行业逐渐进入高回报时代。从小区里的“理发店”逐渐过渡到高档商业区里的“美发沙龙”，发型师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一名成熟发型师，月收入可以达到数万元。

在利益的驱动下，一种奇妙的brotherhood就产生了。

和弟弟一起经营一家美发店的男老板阿勇表示：“花大价钱做头发的基本都是女的，女人做头发是给男人看的，所以女的当发型师，审美上，就不符合男人的要求，这也就是女发型师逐渐被淘汰的原因。”

图/《离经叛道》

而在深圳市中心经营一家高档沙龙的阿良则把歧视写到了脸上：“我就不喜欢招女的，前台可以，发型师和学徒不行。她们太事儿逼，要求太多，而且不稳定，动不动就结婚生孩子回老家了。男的都是兄弟，有事儿好商量。”

女发型师入行的困难可见一斑，也让她们自由成长的道路变得艰难。除此之外，污名化也是让很多女性对发型设计师这个行业望而却步的原因。

已经从事十几年发型设计的yoyo表示，自己刚入行的几年都没有告诉老家亲戚在学美发，因为TA们觉得这是“做小姐”的。

直到今天，“发廊妹”仍旧是对性工作者的蔑称之一，而对于真正在“发廊”工作的女性来说，背后的议论和恶语也是不难想象的，这无形中也阻碍了女性从事这一行业。

文艺作品中也常见对于理发店中女性工作者的性幻想和凝视

图/《理发师的情人》

yoyo说，自己最开始学美发的班里，只有1/10的女生，后来坚持下来的，就更少了。

即便比例很小，但仍旧有很多的女性，手持剪刀站在镜子前，以下是她们的故事。

成为女发型设计师

陈晨初中毕业之后，因为父亲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而辍学来到上海。

“爸爸说，只有考到全乡第一才能继续读。”最初的一个月在工厂里上班，陈晨每天都很不开心，“后来妈妈就想着，如果女孩子没文化又没有一技之长，就只能在厂里做一辈子苦工，于是托人把我送进了美发学校，找到了靠谱的师父带我。”

而Lucy的经历则更加“传奇”，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逃婚”成为女发型师的。

“那个男的我根本不喜欢，而且只见了三面，爸妈说可以不结，不结就再也别回家。那我就不回了呗，有胳膊有腿还能饿死不成？后来跑到了合肥，看到有理发店招学徒，不给钱，包吃住，那我就去了。再后来攒了点钱，去了美发学校，然后到了上海。要是当初没跑，现在孩子说不定都要生孩子了。”

图/电影《女理发师》

除了入行的阻碍之外，整个行业对女发型师的隐性要求，也高了很多。

比如相貌，男发型师通常只要衣着得体干净清爽就好，所以我们时常能看到相貌平平的男发型师。

但对女生的要求，就不再那么简单，要好看，就算不好看，也要化妆化得好看，在时尚的沙龙里，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一位素面朝天的女发型师，却常常能闻到男发型师指尖的烟味。

而对上了年纪的女发型师，这个行业就更不友好了。相貌平平、没有混成顶级的发型设计师，就会被认为没有价值，然后被“淘汰出局”。

至于新生女发型师，要求则是又多又高：形象好，技术好，会拍照，会P图，会线上，会视频，会文案，会调色……

一则理发店评论，贴主表示，“我们应该试着多给女性理发师一些机会”

图/豆瓣她说小组

而男性同行的嫉妒就是另一个挑战了。“通常女发型设计师会更有亲和力，和女性顾客更聊得来，也更能了解女性的需求，”yoyo说，“所以技术差不多的情况下，女发型设计师的业绩会比男发型设计师好，再加上女生通常更吃苦耐劳，领导在请假这类事上，就没有那么严苛。但男设计师就会怀疑、嫉妒，会觉得她只是和领导关系好，而不是能力强。”

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家庭，发型设计的入门门槛相对低，所以吸引了很多没有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这些女性面对家庭带来的压力时，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要更少。

纪录片《剩女》中的主人公之一，来自农村家庭。她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不按照传统生活模式过下去的农村女性，可能会面临怎样的社会压力。

“以前我们店里有一个女学徒，很有天赋也非常努力，可能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然后就被家里人叫回去相亲，再见面就是回来收拾东西了。”

在一家美发沙龙做创意总监的Lucy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上海，你三十岁单身也很正常，但在农村，你25岁还没结婚，就是老姑娘了，家里就会安排各种相亲，所以很多女生做着做着就不见了。

“如果是在城市里自由恋爱，那也要结婚，结婚了要有小孩吧，你总不能挺着大肚子给人做头发吧。孩子生出来了，要么就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就要辞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一行的女生，大部分是没结婚的，结婚了的也很少有生孩子的，如果有了家庭，再想要做下去就更难了”。

女性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面临相同的就业歧视

此外，美发行业大多不给员工缴纳社保，上班时间极长，双休和年假都不能得到保障，虽然成熟发型设计师收入比较高，但接受培训投入的时间金钱都很多，而在学徒期，收入非常低。整个行业对女性还有更高要求，女性在生活中要面对结婚、更安逸的工作等种种所谓的“诱惑”。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没有人关心女发型设计师的身心健康。生病不敢请假、压力也无处释放。

小雅做了5年助理之后，在一家美发沙龙，成为了发型设计师。工作第一天，一位顾客对发型不满意，表达了不满，事后店长狠狠地批评了她“不想做就别做，再不好好就弄回去洗头去！”小雅当场就哭了，一瞬间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而yoyo则认为，整个行业都对新生的女性发型设计师不够包容，小雅的经历并不能用“个例”去解释。

未来的曙光

不过女性也通过努力，给自己在这个行业中，争取到了那么一点点的“青睐”。

“现在这几年，我接触过的同行里到没有说不喜欢女生的，反而有很多老板更愿意要女生。”Yoyo说，“因为这个行业中的女生通常更稳定，更能吃苦耐劳，她们心里很单纯，就是想要把顾客服务好；但很多男生会觉得‘业绩高了就是爷’，脑子里想着跳槽，想着挖角，传播各种负能量，所以老板们更喜欢有业绩的女设计师，她们心思不多，踏实简单。”

而女性顾客也越来越愿意选择女性发型设计师，至少她们指尖大概率不会有烟味，也不会性骚扰，更懂得女性的需求（没错，和文初阿勇的“高见”恰恰相反），甚至可以像小姐妹一样聊天。

微博上关于希望多一些女性理发师的发言下，都是大量的共鸣

Lucy在上海已经买了房和车，“这几年和家里人也没那么紧张了，毕竟TA们看你混得好”。不过一些伤痕可能永远无法弥补，她与家人的联系也仅限于过年开着豪车（“贷款还没还完”，Lucy补充），带着一后备箱的礼物回村，除此之外，很少联络。

陈晨也渐渐能理解当初的父亲，“可能我就不是读书的料，要是像自己当初想的那样，大学毕业当个女警或者高级白领，也未必过得比现在好很多”。

不过如果能给她选择，她会希望读完书再来学发型设计，“现在遗憾的是没能在那个时间段，体验那个年纪该有的校园生活吧”。

至于未来，Yoyo有想过很多，她想要开一家只有女性发型设计师的店：一家让手艺人能够尽情发挥创意与才华，没有业绩压力，不用受干扰、客户来了也不用感觉被逼迫的店。

图/《问题餐厅》

她希望她的店能关注到每一个手艺人的身心健康，有轮休、有社保。

想想就是一家很想去光顾的店呢，不过在此之前，为了支持在这一个行业中的女性，我们不妨在走进美发沙龙的时候，要求一位女性发型设计师，如果没有，就换一家店。

每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想必，如果更多女性这样做的话，未来的她们，就不再需要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