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系列之三：我们迈向碳中和的起点和难点

原创 陈顺殷 首席金融评论

在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迈向碳中和进程的一系列问题前，我们须要首先认清我国迈向碳中和的起点与难点。如此，我们才可以明了我们昨天曾经在哪？今天身在何处？明天要到哪里去？并在此基础上，前瞻性地把脉和预见我们在迈向碳中和这一“既漫长又短暂”的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从而做到始终保持心中有数和头脑清醒地沉着应对。

2020年12月，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郑重地向全世界作出政治承诺（political pledge）——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即碳达峰），到2060年中国要完全实现碳中和。此前，在2016年3月1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2016-2020年“十三五”规划，并在该规划设定了更严格限制污染排放的目标，以加快从燃煤电力供应向更高效和非化石能源的转变。2016年4月2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习主席特使在《巴黎协定》上签字。同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成为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之一。

更严格来说，我国迈向碳中和征程的起点应回溯到1992年，我国作为缔约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那时起，我国便为此作出举世瞩目的不懈努力。其中，在十一五年规划（2006-2010年）中，中央决策者把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给中国的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带来高昂代价的问题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并直面当时需迫切应对的三大问题——1. 国内空气、水、土壤污染日益严重，区域水资源短缺；2. 国际社会对中国（严重依赖煤炭）施加压力，要求我国减少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2006年前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化石燃料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3. 对国外能源供应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我国政府首次较为系统性地对外承诺参与全球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努力是在我国正式签署《巴黎协议》后，当时，我国的对外承诺主要包括：（1）峰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或许更早一些；（2）2017年启动覆盖电力和其他五个行业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系统，并在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中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60-65%；（3）扩大森林蓄积量45亿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控制氢氟碳化合物（HFCs）（这是另一种有效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十三五规划将“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经济升级”列为五大国家目标之二。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16-2020年实现每年6.5-7.0%的GDP增长。同时，该计划将一次能源消耗限制在50亿吨煤当量（2015年约为43亿吨）。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1）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2016-2020年期间二氧化碳强度减少18%（-3.9%）；（2）2016-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5%（-3.4%）；到2020年，将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比重从2015年的12%提高到15%。该计划还提议禁止在“天然林”进行商业采伐。总体而言，十三五规划将从促进能源供应转向通过提供针对企业的激励措施来实现“真正的低碳经济”，消费者、投资者和投资促进技术进步。预计到2030年的承诺战略将确定具体措施，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推动能源部门的转型和发展，加强“智能”电网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能力，进一步发展分布式能源。计划中的改革将“在配电管理中采用节能低碳的方法”。同时，该计划宣布打算“严格控制煤炭产能和燃煤电厂的扩张，确保非工业部门清洁使用煤炭，以电代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加快提高燃煤发电能力和燃料质量。”

《十三五规划》还明确提出：新的激励措施将提高电力、石油、天然气、天然气和天然气的价格控制，包括扩大电力“试行价格改革”和“环境友好型设施发电价格调整政策”在内的交通运输领域。“十三五”规划还承诺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对资源性产品进行税收改革，以及环境保护税。进一步的计划包括：（1）将在役高速铁路增加50%，达到3万公里，连接80%的大城市；（2）加速制造“新能源”（即电动）汽车的竞争力推动绿色城市成为持续大规模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发电厂达到3000万千瓦。这些措施将限制煤炭使用量的增长，并迫使煤炭使用效率的提高。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计划在2016年关闭1000多座煤矿，产能为6000万公吨。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煤炭行业和目前产能过剩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如钢铁）可能会有多达60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影响。政府宣布计划减少对“绿色”汽车的补贴，这样企业就不会依赖这些汽车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目前的补贴将在2019年前削减20%，2019-2020年削减40%，2021年后取消。约束性目标包括分配给监管政府管理行业的各个行政部门和地区政府的任务。此外，十三五规划中，我国还专门设定了主要环境指标，如GDP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等，并强调这些环境指标对各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具有约束力。

在十四五规划中的第三十八章第四节，我国就“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具体规划是：“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此外，在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十九章“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还明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当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节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节 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第三节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第四节 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作为2021至2025年的十四五年规划的重要整体目标之一，就是要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20年的水平累计减少18%。此外，作为迈向碳中和的阶段性新起点，在十四五规划框架下，我国目前已设定了以以下目标为标杆的若干“新起点”。其中，在工业领域：（1）到2025年，80%以上的钢铁厂要实现超低碳排放的升级；（2）到2025年实现钢铁生产碳排放的碳达峰；（3）到2025年，钢铁产业要分别降低污染和能源消耗20%和5%。在电力领域：（1）让非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消耗占比分别从2020年的15.8%提升至2025年的20%和2030年的25%；（2）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到1,200 GW，相当于2020年的120%；（3）到2025年将核电容量从2020年的50GW提高到70GW。在运输领域：（1）建设公路、铁路、水路、港口、机场等绿色基础设施；（2）采用和建设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如充电、电池和氢气；（3）2021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减少20%。在碳排放交易领域：（1）2021年6月前启动电力行业碳排放限额交易平台；（2）有可能将排放交易扩大到包括钢铁在内的其他行业。

就我国迈向碳中和的难点而言，可以预期，我国从现在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以及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当中会遇到以下四大主要难点。

难点一：时间异常紧迫。由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实现全面工业化的时间远早于我国，其碳达峰的时间自然也远早于我国，基于相同的原因，欧美发达经济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自然也要比我国长得多。从历史数据看，1950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77%，而1904年至2004年的100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8%，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的碳排放在2019年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占比30%，从这一简单的横向数据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巨大反差。欧洲国家和美国分别从1990年和2000年开始达到碳峰值，到2050年实习碳中和，当中有长达50年到60年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我们从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当中过渡时间仅有30年的时间。为此，用“时间紧任务重”来形容这一状况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我国在碳中和的时间框架的这一政治抉择却可以把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到10年。难怪美国老牌投行高盛在其以《中国走向净零碳排放之路》为题的专题报告中感叹到：“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碳排放规模（2019年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占比30%）以及持续的经济扩张（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碳排放增量中占比约64%）令其净零碳排放承诺不仅独树一帜，而且成为了全球脱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但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功将单位GDP碳排放量降低了约40%，减排幅度在全球重要经济地区当中位居前列，仅低于英国，实现了中国在主要气候变化协议中设立的目标以及“十三五”规划期间截至2020年的目标。”

难点二：存量基数消化压力巨大。与发达经济体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有三个突出的存量特点。特点一，能源密集型经济结构驱动碳排放（详见以下图一）；特点二，煤炭消耗量持续大幅度领先于其他经济体（详见以下图二）；特点三，煤炭在整体能源供应总量中占主导性比重（详见以下图三）；特点四，碳排放强度既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详见以下图四）。

难点三，内部矛盾和阻力的化解。不难理解，我国要兑现对国际社会作出上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政治承诺，首先要遇到的一大难点是如何化解内部矛盾与阻力。而内部矛盾和阻力主要来自四大源头。其一，是原有高涉碳生产能力和设施的停用、改造与升级涉及各方各面的既有利益。其二，是地区和行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和阻力。其三，是就业压力——任何围绕涉碳的调整均会引发就业格局和构成的改变，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其四，民生空调（如冬天供暖、夏天制冷降温）方式方法改变带来的矛盾与阻力（包括因成本大幅度增加和供应不足而带来的不满和冲突）。就行业而言，包括电力公用事业、煤炭开采、能源密集型工业和产品，如钢铁、化工和运输我国最大的碳排放行业（这些行业在我国工业增加值中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些行业是最容易受到碳转型风险负面影响。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言，东部沿海工业和制造业大省（如山东、河北、江苏和辽宁等）和北部产煤大省（如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等）相对于其他地区更难推进和实现上述各项工作目标。

难点四，外部挑战的应对。从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看，外部环境并不友好。为此，可以预期，在我国迈向碳中和进程中，我们必须沉着应对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对我国持续实施“掐脖子”的技术出口限制（美国停止对我国出口新能源汽车所需的半导体设备便是其中一个例子）；（2）欧洲和美国拟推行碳边境税和对进口产品碳足迹等信息披露要求等举措严重影响我国对这两大出口市场的竞争力（2020年，我国对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出口额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5%和17%）；（3）外来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因涉碳问题减少流向我国（目前，全球已有为数不少的投资基金公司已明确限制其资金投向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欠缺碳足迹等信息披露或高碳排放企业）；（4）其他亚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和要求日益提高，从而限制我国和其他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境外的能力，或对燃煤发电厂进行新的投资，包括一带一路的商品密集型项目。例如，在亚洲，由于燃煤发电的使用增加，自1990年以来，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的实际产出排放强度有所上升，这些国家是重工业生产转移的潜在接受者。然而，这些政府也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环境影响上，并可能寻求限制“更脏”产品向其管辖区的转移。

除上述难点外，我国在迈向碳中和进程中，还会遇到其他一些诸如标准和规则制定与互认、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维持与互通、国际话语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