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地名语言符号特点及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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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都是靠语言传承的，地名是语言中的一部分，因而地名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也可以说地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的部分活化石。本文探讨绍兴地名文化，从地名的语言特点入手，进而试图揭示绍兴地名命名的理据以及地名之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地名；绍兴；文化；命名理据；文化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各种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都是由语言记载并传承下来，因此我们说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是记录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化石。地名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而不断发展，它是人类认识和藉以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它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交往起到了指代作用，而且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一。作家冯骥才说，一个地方只有得名才算是真正诞生，它是一个村镇、一个城市生命的起点。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几个字的地名里。这一切的一切，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

地名既然是一种人类认识和藉以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那么就具有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特征，它属于语言符号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地名也像语言化石一样蕴涵着与人类文化相伴生的文化信息。因此研究地名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就是力图从后者的角度研究绍兴地名，目的是要透过地名来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地名的语言特点

地名是区别人类生活居住的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具有语言符号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揭示地名的语音特征极其语言构成的特点。

（一）语音特征

1.地名的音节

地名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这可以从地名的音节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上古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认识能力也很有限，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比较匮乏，单音节词汇已经能够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所以上古汉语的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地名作为语言词汇家族的一个成员，自然也不例外。这在现代地名中还留有遗迹，如“邢、邹、郑、嵊（州）、越（州）”等。绍兴地名中这类单音节地名现在已经没有了，如后两例。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现象越来越纷杂，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细，单音节词语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双音化成为词语发展的总趋势，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语已经占绝对优势。这在地名中也有明显的变化，所以自战国，地名开始变为以双音节为主，并出现了少量的三音节地名。在现代绍兴地名中，双音节地名占多数，多为特称。三音节的也很多，一般以特称加通称，还有一些四音节、五音节构成的多音节地名。例如：

双音节的：绍兴、上虞、新昌、诸暨、越州、嵊州、章镇、阮市、新市、东街、塔山、新光、团结、谢湾、辛弄、局弄、柯桥、鉴湖、亳石、董村、儒岙、永丰等

三音节的：和畅堂、府横街、罗门畈、望花畈、快阁苑、鹤池苑、光明路、红旗路、石门槛、祝家岸、耀应弄、东大池、八字桥、南钱清、祝家庄、大市聚、龙皇堂等

四音节的：新建南路、西郭门桥、偏门直街、昌安新村、三角道地、白马一村、中成花园、司狱使前等

五音节的：若耶溪河沿、东咸欢河沿、保佑桥直街、双井头直街等

2.地名的平仄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所以汉语的词、短语、成语、诗句等都十分讲究平仄。平仄是声调的配合，所谓平，即没有升降，平直；所谓仄，即不平，有升降变化。正因为汉语讲究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所以才那么悦耳、优美动听。作为人们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地名，自然也不能不讲究平仄。一个语音上优美动听的名字，琅琅上口，方便称说，方便记忆。绍兴地名从普通话的语音角度看以双音节为主，从平仄上看，以双平声和平仄相间为常，双仄声者较少。如：

双平声：东街、兰亭、柯岩、钱清、孙端、福全、双梅、东关、丁宅、长山、崇仁、黄泽、横山、新明、拔茅、西坑、新林、红旗等

前平后仄：局弄、辛弄、漓渚、陶堰、陶里、皋北、王化、章镇、蒿坝、朱巷、三汇、方口、民胜、西杜、蛟镇、长诏、五马、西岭等

前仄后平：绍兴、五云、沉园、洞桥、谢湾、越南、斗门、马山、豆姜、小越、皂湖、道墟、沥东、北漳、大昆、蔡峰、永丰、彩淳、岱石、董村等

双仄声：越北、夏履、富盛、上蒋、胜利、马海、下管、沥海、上浦、盖北、广利、普义、小柏、吕岙、小将、友谊、中彩、镜岭等

三音节的地名，其平仄情况是以平声相连、平仄相间相对多一些，没有仄声相连的。例如：

平声相连：花园桥、庞公池、昌安街、诸家楼、晋公桥、钟家湾、罗家庄、龙皇堂

仄声相连：耀应弄、古贡院、鲁迅路、下大路、燕甸弄、大市聚

平仄相间：龙珠里（平平仄）、水沟营（仄平平）、惠日桥（仄仄平）、新市场（平仄仄）、大明市（平仄平）、薛家弄（仄平仄）四音节和五音节的地名不多，其平仄仍是以平声相连和平仄相间为主，没有仄声相连的情况，例如：

平声相连：花园桥南、偏门直街、昌安新村、钱王祠前、东双桥河沿、猫儿桥河沿

平仄相间：花园桥北（平平平仄）、绍钢新村（仄平平平）、白马庙街（平仄仄平）

大菩提弄（仄平平仄）、上马石头（仄仄平平）、都昌坊口（平平仄仄）

新建南路（平仄平仄）、米行后街（仄平仄平）、三角道地（平仄仄仄）

白马一村（平仄平平）、火车站路（仄平仄仄）、龙山后街（平平仄平）

探花桥河沿（仄平平平平）、保佑桥直街（仄仄平平平）、双井头直街（平仄平平平）

（二）结构特征

地名的标志某地方的名称，是专有名词的一部分，其构成与一般名词构成大体相同。我国地名中有由单纯词构成的，如邯郸、褡裢（沙市）、路罗（邢台县）、哈尔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绍兴地名中极少有这类由单纯词构成的，如“弥陀”，主要是合成词构成的，其中复合式为主，附加式只是略见，没有重叠式构成的地名。

复合式地名主要是偏正式，述宾式，主谓式、联合式不多见，没有补充式。例如：

偏正式：西街、府山、阮市、嵊州、甘霖、仙岩、型塘、石壁、水带、梅岭、清潭、镜屏、桃源、和畅堂、萧山街、大明市、孟家堂、石柱头路、望春桥河沿

主谓式：福全、钱清、民胜、谷来、水宁

述宾式：舞凤、中彩、保和、思安、报国、升高、崇仁、临城、安昌、齐贤、拔茅

联合式：和平、豆姜、丰惠、富润、陈蔡

附加式地名只见到两个（在所收集的范围内），绿化、王化。

此外，在绍兴地名中还可以偶尔见到古语词成分和方言成分。地名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它是应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与社会的产生、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地名也可以反映人们命名的历史遗迹。如“陶里、龙珠里”中的“里”，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以“里”命名在绍兴不多见，在目前收集的资料里只见这两例，在北京以“里”命名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和平里、贞安里、定安里、农展馆南里……”。绍兴地名多以本地地形、水文、地貌特点命名，何以有这样两个名字，值得探究。另外方言成分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吕岙、儒岙”中的“岙”，《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多用于地名）”（13页）由于地名具有地域性，因此与方言有密切的联系，地名中的方言成分，反映出当地人民使用方言的习惯。

此外还有一些地名是对当地山水及其它特点的数字概括，如双梅、双井头、三汇、三溪、三坑、三界、四埠、五驿、五马、五云、五泄等。

二、地名的文化因素

（一）命名的理据

人们在为某地命名时总是有一定的理据的，总观绍兴的地名，其命名的理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为命名的理据

人们对自己生存的环境最为熟悉，也倍加关注，人们的生活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此在命名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特点作为自己生活聚居的标志，这在全国地名的命名中最为常见。绍兴是江南水乡，所以以水命名占多数，有的直接以水命名，通常是以“X江/池/浦/湖/溪/潭/塘/源/川/海”构成；有的在水名的后面加上一个通名，以“X街、或X弄、或X河沿”构成。例如：

直接以水为名的：姚江、栎江、娥江、平水江、湄池、庞公池、东大池、龙浦、东浦、浦、汤浦、东湖、泌湖、高湖、皂湖、剡溪、萃溪、绿溪、明溪、竹溪、沙溪、雪溪、横溪、雨溪、显潭、澄潭、北漳、三塘、型塘、湖塘、谢塘、夹塘、长塘、桃源、剡源、通源、灵川、梅渚、漓渚、马海、沥海、海滨。

以水名加通名的：新河弄、大池弄、府河街、投醪河路、鉴湖新村、若耶溪河沿有江河就有桥，绍兴素有桥乡之称，据1990年调查统计，全市共有各式桥梁10355座，这些桥都有名字，所以以桥命名的地名比比皆是，如：香桥、惠兰桥、广宁桥、八字桥、东双桥、大云桥、金斗桥、北海桥、拜王桥、酒务桥、探花桥、谢公桥、鲤鱼桥、鱼化桥、西鲍家桥……，尽管现在很多河道改造为公路，但是其名字仍沿用桥名的还有很多，如“大云桥、鱼化桥”等。

绍兴地方不仅有众多的水，而且水随山移，山水相依相傍，因此地名常常以山命名，例如：府山、塔山、蕺山、吼山、龙山、亭山、梅山、姜山、马山、南山、西山、北山、金山、明山、灵山、奖山、横山、卮山、越山、遁山、江山等，以及与山有关的岭、峰、岩、石也都入名，如：西岭、镜岭、梅岭、禹峰、柯岩、西岩、仙石、岱石、亳石、云石等。

与高山相对的是平地或低洼之地，也有以之为名的，如“儒岙、吕岙、三坑、西坑、东坑。

2.以方位为命名的理据

除了以山水地貌为命名依据外，在地名命名时还常常以山水的方位作为命名的理据。这种地名既有重要地名为基础语素，再附以方位性语素，以明其方位特征，突出直观性。有方位词在后的，例如：东浦、云东、沥东、路东、盖东、越东、上东、江东、紫东、越南、岭南、紫西、大西、坑西、盖北、越北、皋（水边的高地）北、剡北；有方位词在前的，如：中塘、上浦、上大路、下大路、西小路、前观巷、后观巷、南钱清；有的是方位词在后，其后面另有通名的，如：龙山后街、米行前街、人民东路、胜利东路、胜利西路、鲁迅东路、鲁迅西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环城东/南/西/北路；此外还有以阴阳来表示方位的，如：山阴（山之北）、平阳（水之南）。

以山水方位命名的地名，其构词具有直观性，有助于“顾名思义”，也可据以体现该地的有关概况与特征。以山水地貌方位命名形象突出，含有名副其实或取象比类的传统文化因素，是人文意识的反映。

3.以姓氏、人名为命名的理据

以姓氏、人名命名在全国各地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绍兴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现象也比较多，如：吕府、蒋镇、章镇、陈蔡（此村居住的人主要姓陈或姓蔡）、外陈（此村居住的是姓陈以外的人）、王院、董村、华舍、娄宫、丁宅、斯宅、朱巷、赵家、薛家弄、叶家弄、杜家弄、唐家弄、崔家弄、范家弄、高家弄、沉家庄、罗家庄、祝家庄、钟家湾、诸家楼、孟家塘、锡麟（徐锡麟）、鲁迅路、西施殿、西施滩、西施坊、牛皋村等。

以姓氏、人名命名是宗法制度在地名文化的一个反映。这么多的地名以姓氏命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它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表现。我国的姓氏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制度之一。姓的产生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互相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氏的产生比姓要晚些，这是由于同一母系血缘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往不同的地方居住和生活，每个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他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进入夏、商、周，姓氏又带上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阶级赐封而得的。《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泽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见一般人是没有姓氏的。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以氏为姓，姓氏开始通用，秦提统一以后庶人也开始有姓了。《风俗通义·氏族篇》（东汉应劭）将姓氏来源归纳为九类：“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到了宋代出现了大量自发组成的父系血统宗族的共同体。宋代勃兴宗法制，在实施的范围上更多地表现为下层的民间的特征，所以几乎居住在乡间的每个平民百姓都被划归到各个宗族的共同体中，乡村多聚族而居。据《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引《县区志》：“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至数百家，往往以其姓名其村巷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绍兴乃至全国以姓氏命名地名的历史渊源了。

4.以宗教有关的事物名称为命名的理据

宗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形态。就它的本质而言它是人对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错误地感觉、认识及至荒谬解释的结果。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两种关系，是对这两种关系的评价、态度和处理方式。但是不论哪一种宗教，体现在这两种关系中的人都是软弱无力、屈服环境、听凭摆布的，都是忽视或取消人的自身力量和积极性的，因此宗教的本质作用总是消极的。但是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中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佛教是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境内创立的，于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间传入我国，便一直很兴盛。佛教在南北朝时有了突出的发展，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窟；西行求法活动成风。到了隋唐两代，特别是在唐代，佛教达到了发展的高潮，这个时期佛学大盛，寺产丰肥，宗派林立。以后延续至今，佛教在中国成为主要宗教之一。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我国的哲学、文学、音乐、绘画、语言都受到它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地名的命名也受其影响。与佛教有关的地名主要以宗教建筑为名，如“法华寺、弥勒庙、相国寺、广慧寺、观音庵等。绍兴地名中也有这一类名字，有以佛教宗派命名的，如大乘弄、有以佛祖、菩萨命名的，如观音弄、菩提弄、大菩提弄、禅法弄；有以寺庙命名的，如新庙弄、金刚庙、小天竺、白马庙街等。还有与道家建筑有关的前观巷、后观巷等。除了这些街名地名以宗教寺庙命名，另外由于绍兴是水乡、桥乡，有不少桥梁因其在寺庙附近而得名。如市区早期名桥光相桥，是因旧时其北有光相寺而名之。市中心原来有大善桥，（现已不存），因旁边有南朝梁代大善寺而得名，此地现今成为城市广场，还有大善塔矗立于此。市南还有大云桥、大庆桥，也是因其旁有大云寺、大庆寺而得名。现今已经不存在的戒珠桥、延庆桥、也都是由戒珠寺、延庆寺而得名。绍兴县柯桥镇上横跨古运河上的明代建筑的融光桥也是因为旁边有融光寺而得名。这些桥因寺得名，有些地名又因桥而得名。虽然现在有的寺与桥都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历史的化石，在地名中仍有反映，如前面提到的大云桥、延庆桥。

5.以历史年号为命名理据

据统计，我国708个历史年号兼作地名的，当代县市就达86个。把年号作为地名，多属于表现封建统治者所期望的“升平”之类的好字眼儿。例如太平、庆元、嘉定、长化、宝应、景德等。绍兴这个地名本身就是以年号为名的，作为地名，它蕴涵着古越都城发展的历史。绍兴是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国家第一批文化名城之一，它是以春秋时期越国都城而闻名遐迩的。历史上最初出现绍兴这个名称是距今860多年前的事。

今绍兴及周边广大地区，在古代属于于越部族（简称越），后成为春秋列国之一。公元前490年开始在今绍兴城所在区域建城，作为越国国都。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原吴越境置会稽郡。公元129年（东汉顺帝永建4年），吴、会分治，大体以钱塘江为界，江北置吴郡，郡置建于吴县（今苏州）；江南置会稽郡，郡置建于山阴（今绍兴县）。入于隋唐，取消会稽郡，改设越州。历史上越州曾经两度成为南宋王朝的临时首都，宋高宗赵构迫于金兵南侵，在1129年（建炎三年）下半年逃离临安（杭州）渡过钱塘江，分别在当年10月和1130年4月至1131年12月先后两次驻跸于越州，以绍兴卧龙山南麓原州治为行宫。赵构第二次驻跸越州时，虽然没有出师北伐、收复中原的志向，但是也很希望在这里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巩固南宋朝廷的“中兴”之业。因此他大赦天下，并从建炎五年起改元。赵构为此颇费心计，他在1131年正月初一发布的赦书中有“绍奕世之宏林，兴百王之丕绪”之语，意思是要继承先辈创立的福荫，完成他们未竟的功业。于是赵构就取这两句的首字“绍兴”作为年号，将建炎五年改为绍兴元年。其后赵构应越州知州等官员的请求，于1131年（绍兴元年）10月同意升越州为府，并根据历史上唐德宗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巡幸梁州（今陕西城固以西的汉水流域）而升梁州为兴元府的先例，将其年号“绍兴”赐予这个新置的府作为府名。于是越州改称绍兴府。绍兴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以看到绍兴历史发展的轨迹。

其它有开元、和平（在嵊州）等。

6.以历史故事、传说为命名理据

前文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的载体。作为语言中的一分子的地名，也负载着人类创造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地名中含有不少典故，蕴涵着历史故事或传说逸事。绍兴不仅是水乡、桥乡，绍兴还是名士之乡。大禹治水，家喻户晓，有口皆碑；越王句践卧薪尝胆，人尽皆知；王羲之、陆游、鲁迅、蔡元培等，帝王、英雄、名人成为绍兴人的骄傲，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以他们的故事传说为地方命名。因此绍兴地名与这些帝王、英雄、名人中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地名反映了这些帝王、英雄、名人及文人雅士的足迹或生活趣事。例如：

会稽，据历史记载大禹治水告成，在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此山，因更名茅山为会稽。

禹陵，大禹治水，死后葬于茅山，现在成为绍兴名胜之一，此地以禹陵命名的有乡名（禹陵乡）、村名（禹陵村）。兰亭，绍兴西南兰渚山下，这里曾是越王句践种植兰花之地。汉代为驿亭所在，因名兰亭。府山，本名卧龙山，因其山势若卧龙，简称龙山。现有卧龙宾馆建于山脚下。越大夫文种葬于此山，故又名种山。清康熙皇帝曾经驻跸于此，赐名兴龙山。后来绍兴府衙在其东麓，因而又易名为府山。蕺山，位于绍兴东北，因越王句践在此采食蕺菜自励而得名。称山，又名青山，位于上虞道墟镇，因越王句践于此称炭铸剑而得名。稷山，又名斋台山，位于上虞道墟镇南，相传越王句践曾经在此筑戒坛，由此得名。金鸡山，位于诸暨城关浣江畔，相传越王句践在此养鸡而得名。上虞，古属越地，秦开始建立上虞县。据《路史》记载，尧帝年老，想把帝位禅让给德才兼备的舜。舜属于有虞氏，叫虞舜。尧子丹朱反对，他千方百计想杀死舜。舜于是逃到浙东这一带避难。《水经注》卷四十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这是说顺曾经到过这一带，因此留下上虞、百官这两个地名。舜来到上虞境内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后人就叫做舜山。据《越中杂识》记载“虞舜支庶封于余姚，又封于上虞，以虞称国，故曰上虞。”在上虞、余姚一带，除了县名外，与虞舜有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宋代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说：“水有渔浦、三抚，地有姚邱、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灶，汲焉有井，祀焉有庙，皆其遗迹也。”根据方志记载和民间传闻：握登山是舜母的生地；虹漾村、谷林是舜的出生地；历山是舜耕种之地；渔浦湖（白马湖）是舜捕鱼之处；陶灶是舜制陶处；粟里是舜储粮之处；舜井是舜避父母迫害处；百官桥（又名舜桥）、百官里、百官镇是舜率百官避丹朱处。因此现在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有舜山、舜井、舜江、舜田，传为舜之遗迹，因此而得名。拜王桥，旧传吴越武肃王董昌，郡人拜谒于此，故以为名。酒务桥，旧宋时以其地设置专管酒业的衙门酒务司而得名。浴龙桥，绍兴市西郭门外，是以宋理宗赵目匀幼时曾经在此河中游泳，被余天赐所见，因而得名。大/小江桥，因这里曾经是晋代护国将军江彪所居之地，故以其姓命桥命，又以桥名而命其地名。北海桥，相传唐代北海太守李邕在越州为官时曾经寓居于此，因而得名。题扇桥，在城东北角，昌安门附近戒珠寺前。《晋书王羲之传》记有：王羲之曾经在蕺山脚下此桥边看见一老婆婆持六角扇卖之，却无人问津。王羲之上前书其扇，各五字。老婆婆开始略有愠色，于是王羲之告诉老婆婆，让她说扇上的字是王右军书写，每把扇子要卖一百钱。老婆婆照着他的话去做了，人们都竞相购买。因此此桥名为题扇桥。躲婆弄、笔飞弄，上面说到的老婆婆自那以后就经常去纠缠王羲之，让他再为它的扇子题字，王羲之被纠缠无奈，远远见到老婆婆便躲进一条弄堂，于是就有了躲婆弄。但是老婆婆仍然纠缠不断，王羲之不胜其烦，将笔望空中一掷，笔飞到了附近的一条弄堂，于是又有了笔飞弄。落笔之石叫笔架石，附近的桥因此被叫做笔架桥。笔架桥至今仍为绍兴一街道名字。快阁苑，相传南宋诗人陆游在此建快阁，后在此读书生活。快阁直至清干隆年间尚有遗址。今在此地建居民生活小区，取名快阁苑。秦望，即秦望山，本名天柱山，在绍兴城南，又名南山。公元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秦王赢政巡游江南，曾登此山望东海，故后人把这座山称为秦望山，现在秦望已经成为一个地名了。投醪河，相传越王句践被吴国打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砺兵秣马，兵强马壮，于是决定伐吴雪耻。出师那天，越国父老以酒为句践饯行，祝越王旗开得胜，凯旋而归。句践接受了父老们的好意，为激励士气将酒投入河中，与将士们迎流公饮。将士们感激越王恩典，杀敌时个个勇猛百倍，终于战败吴国，收复失地。后人为纪念此事，就将这条河名为投醪河，又名箪醪河。马剑，据《浦阳戴氏宗谱》记载：唐中和元年，有好汉戴常率众出征越之鉴湖，得胜后迁居浦阳建溪。其好骑马舞剑，乡人受他影响也喜欢骑马舞剑，故名马剑。甘霖，原名桃源乡。据说清朝嘉庆年间，嵊县大旱，眼看庄稼就要枯死，于是县令带着全县的官员来到天兴潭求雨，归来路经桃源乡时，就开始降雨。县令脱口说了一句“龙游化甘霖”，以后就把桃源乡改为甘霖了。

神话传说的地名表达了人们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假定性的超现实理想世界的期待心理，同时也显现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主观理解。理想性和期待性是神话传说命名的特点，它们可以满足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自慰心理。

此外像禹陵、轩亭口、戒珠寺、覆盆桥、曹娥江、道墟、小越、崧厦、保驾山、峭金、安昌、红桥村、钱清、黄泽、蛟镇、柯亭、沥海、大尾、大市聚、天姥山、清风岭等，每一个名字中都有一个奇伟瑰丽，激动人心的故事与传说。绍兴历史悠久，有许多地名往往与远古传说或古越历史有关，所以以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命名的地名在绍兴是比较常见的。这表达了绍兴人对英雄或名人的崇拜与景仰、尊重之情。

7.以科举功名、文人诗句、用典作为命名的理据

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可谓绍兴的一山、一水、一桥、一地、一名无不渗透着文化的气息。在绍兴的地名中过去科举功名、文人墨客的诗句也有所体现，例如：

状元桥，是因宋代状元詹马癸居住于此而得名。探花桥，河口有探花坊，因明代探花余姚谢丕所立而得名。春波桥，是据陆游怀念前妻唐琬的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而得名。此桥连接的弄堂也因此而得名为春波弄。杏卖桥，是取陆游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而名之。鲤鱼桥，属于用典，寓“鲤鱼跳龙门”之意。锦鳞桥，用典，寓“出仕披锦绣”之意。凤仪桥、凰仪桥，语出“凤凰来仪”。和济乡，寓“和舟共济，同心进步”之意。紫阆，诸暨五泄江畔有一村子，因近旁阆山花木苍紫，被喻为“紫府洞天，阆苑仙境”，取两句第一字为地名。鉴湖，又名镜湖，镜湖之名由王羲之诗句“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以镜喻湖水，凸现湖水平如镜，同时湖中倒影映现山色船只，如同镜子一般。实是恰如其分。且镜、鉴音近义通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借用历史上文人所创造的美妙意境，发挥其想象，从而创造出这些富于文化意蕴的地名。

除了上述列举几种命名理据外，还有其它一些地名命名的理据，例如因地形取譬而命名，如丁向弄，八字桥、马鞍山等。又如以军事方面的因素而命名，如西营、水沟营、铁甲营、营基弄、大教场、武勋坊、长征、报国等；有以革命胜地命名的，如延安路；有与过去的府衙有关的，如府山、府直街、府横街、白衙弄；还有反映中国国民儒家崇尚仁义孝道文治思想的地名，如“崇仁、孝义、王化”。

（二）地名的历史变迁

地名是语言的有机组成成分之一，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地名的命名与名称的变化，与社会的历史演变、文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轨迹。例如：

嵊州，这个地名在历史上先后有剡、尽忠、剡城、赡、嵊等几个名称。旧志载：“县北有星子山，秦始皇东游会稽，断山之南，以泄五气，坑深千余丈，曰`剡坑'，因以名县。”西汉时开始设县，名为“剡县”。王莽秉政时，以为“两火一刀”之“剡”名县，易生变乱，故改“尽忠”。东汉复用初名。唐代武德四年，于剡县置嵊州。到了五代时吴越王钱缪疑“剡”字有“两火一刀”之说，恶其不祥，乃改名“赡”。这是运用谐音的手法。到了宋初复名为剡县。宣和三年知州刘述亦认为“剡”两火一刀，有兵火象，于是禀奏把“剡”改为嵊，这一改，概括了嵊州的地理特征。“嵊”从山，从乘，“乘”古义“四”（四匹马拉车为一乘），旧志记载以“嵊”名县，取东有四明山，南有天姥山，西有太白山，北有大山。四山相合之义。其后沿用至今。

这里地名的几度变化反映出帝王之气、政权的稳定、趋吉避凶的心态乃至适宜于地理环境等方面变化。

又如绍兴本是处处是水，处处是河，过去交通主要靠船。解放后有些河道改为马路，因此一些路名也反映了绍兴历史的变迁。如新建路，反映这条路是新建的；解放路，表示了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人民得解放的意思；劳动路、人民路，反映解放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文化心态；红旗路，象征革命；胜利路，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此外还有随地方特点取的名字，如环城路（西、东、南、北）路等。除路名外，许多村名、居民住宅的命名，也有新气象，如“绍钢新村、鉴湖新村、昌安新村、罗门畈、望花畈、鹤池苑、快阁苑、青藤苑等。近年来，安居工程进一步扩大，人民住房条件不仅内部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外部条件也有很大的改观，因此以“XX花园”命名的居民居住群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中兴花园、中成花园等。

三、地名的文化内涵

1.地名反映人民求和睦、安定、昌盛、福寿的心态

历史上的战乱、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侵害，民众不堪其苦。于是人民普遍产生求天下太平、安宁的心态。人们希望过上和和顺顺、安居乐业的日子，期望社会安定和平，期望本地百业兴隆，生活富裕。人人亲善幸福，丰衣足食，没有兵战、械斗，没有饥荒、瘟疫。于是将这些美好愿望的词语常常命为地名，以表示人们的理想与愿望。例如：安华、保和、思安、水宁、安昌、太平、福全、丰惠、中爱、和平、福源、永丰、长乐、富润、广利、昌福、友谊、诚爱、博济、幸福、昌安街、安宁桥、广宁桥、定安桥、隆兴桥、集贤桥、万安桥、福禄桥、如意桥、宝佑桥、德福桥、祥符桥、福祈山、都昌坊、富民坊、咸欢河沿等。这里不仅有祈求安宁、昌盛的希冀，也有祈求福寿、吉利的良好愿望。

2.反映经济生活

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绍兴自古以来经济比较发达，因此经济的影响在地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糕点弄、新市场、香粉弄、油车弄、盐仓桥、桑园陈、富民坊、都昌坊、大坊口、坊口大街、米行前/后街等。这些地名反映了绍兴历史上经济特色，以经济特色命名在全国的地名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如葡萄沟、马集、铅山、梨树等，又如老北京的果儿市、麻花胡同、烧饼胡同、方巾巷、官帽胡同面茶胡同等。绍兴也生产陶器，虽然不像景德镇陶器那样闻名于国内外，但是绍兴陶器业的历史可以在地名中得以反映，陶堰、陶里、青陶。越窑瓷器自东汉以来即已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据考证，在汉晋时期的茶具、酒具、餐具、文具、容贮器、盥水器、灯具、卫生用具和随葬冥器等各类生活用品中，都存在有越窑瓷器的身影。唐末五代吴越王钱在位时期（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越窑瓷器作为吴国的重要的“出口”商品，为吴国换取了巨大的“外汇”收入。当时大小窑场星罗棋布遍布浙江东南一带。越瓷尚青，这在绍兴地名里有所反映，如“青陶”。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秋色越器》一诗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句，就是赞美吴越青瓷的，吴越青瓷因其诗句更加名声大振。

3.反映对自然神吉祥物的崇拜

在古代原始人的眼里，强大的自然、神秘的自然力风雨雷电等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因此人们把它们当作神灵加以顶礼膜拜。例如“龙”，是本无确定概念的动物，据说是我们远祖在原始部落时的图腾，因而我们素称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人们又认为龙是主宰降雨的神，所以天气干旱少雨或水灾泛滥，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或生命造成危害时，人们就要到龙王庙进行求雨或止雨仪式，龙王庙也遍布全国。而且封建社会以来，龙又是帝王的象征，可见龙文化深蕴着古老悠久的人文积淀，并极富想象力和象征性的传统形象。龙在漫长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丰富又被全国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出现一批以龙命名的地名。如黄龙、云龙、九龙、龙岩、龙游、龙井、龙潭、青龙桥、龙泉山、黑龙江、龙门港等。绍兴地名中有龙山、龙门、蛟镇、龙华桥、龙皇庙等。

4.谐音与雅化

地名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音变，这种变化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的，这其中多以谐音而变化，例如：

江藻，据明代钱时的《明镜里赋序》记载，宋元为陶者居，得玉缸灶中，蜃溢而出，泛以梅梁，沉之湖中，故名缸灶。当地方言“缸灶”与“江藻”同音，谐音改为“江藻”。

忽都，诸暨店口一村名。“忽都”是“勿赌”之谐音，相传古时此村村民嗜赌，以赌为习。后移风易俗，嗜赌风气渐转，便名“勿赌”，意为不再赌博，以后谐音改为忽都。祥隆，本名墙弄，谐音雅化为祥隆。旺妙，传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击，南逃经此，丢失王帽，人以此为名“王帽”。后人因其音似旺妙，故名旺妙村。全堂，原为泉塘，以池水“泉塘”而得名，后谐音改为全堂，寓子孙满堂之意。吼山，原名“狗山”，《越绝书》云：“句践罢吴，畜狗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因名狗山，后人谐音“吼山”。谐音音变后听起来顺耳，读起来顺口，且有求雅求吉的心态，所以变化后的地名更加文明高雅。

地名也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应运而生，并且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它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交往起到了指示称代作用，而且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地名是浓缩的历史，是缩写的文化。总之，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我们仅从绍兴地名中也可窥见一斑。

四、绍兴地名文化内涵丰厚的原因

绍兴是一座文化古城，历史悠久。绍兴这个古越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崛起的一霸，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越文化几经沧桑巨变，在古夷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最后发展为现今的吴越文化。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概述》中说：“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并向西作扇面辐射。”以太湖、钱塘江流域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又可以分为浙西和浙东两种类型，浙东文化就是宁绍平原的越文化。

追溯吴越文化的根源，据董楚平先生论证：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都可以称为“夷”。因此称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就称为“夷越文化”。这应该是越文化的源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逐渐占领“故吴地”。公元前222年，秦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照“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古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又迁瓯越（浙南）闽越到江淮地区。在这200多年里，经过这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的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经历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吴越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转向汉以后的崇文，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这三次劫难从外部给吴越带来了发展机遇。永嘉之乱、靖康之难迫使朝廷两次搬家，前次搬到建康（南京），第二次搬到临安（杭州）。因为江南土地辽阔、资源富足，足以成为退身最佳之地。六朝时的建康与南宋时的临安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移民潮给吴越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经过长期融合，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呈现出纯正、成熟、鼎盛状态。从南宋至今，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以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吴越地区的文化精英汇集于上海，使得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了解了吴越文化的发展、磨合、融会与积淀，就不难理解绍兴地名中文化蕴涵丰富的原因了。

来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作者：侯友兰

选稿：耿曈

编辑：邬卓晶

校对：袁云

责任编辑：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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