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大地和人民之子” 陈喜儒

李季在北京家中 潘德润摄（1962年）

一

最初知道李季的名字，是在语文教科书上，里面有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节选，读起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文学界的泰山北斗对这部长诗推崇备至，评价很高。茅盾说：“这是一个卓越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孙犁说，“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是“开一代诗风”的“不朽之作”；还说，这“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材，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毋庸置疑，李季是新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者，是一位有独特艺术个性的淳朴的诗人。

记得我刚调到中国作协不久，就听到不少关于李季的故事。说他尊重关心爱护老作家，不管大事小情，事必躬亲，全心全意为老作家服务，老作家们有事也都愿意找他。曹禺到新疆体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风情，为创作话剧《王昭君》做准备，就是他一手组织安排的。1978年秋天，他亲自去天津，请孙犁来北京开会。孙犁本来不愿打乱自己的生活规律，按照会议日程活动，但有感于他的热情，不仅来了，而且坚持了一个星期，直到把会开完。1980年春天，中国作协组建访日代表团，原拟请一位老作家率团岀访，但日方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是读书家，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如果巴金来访，他愿出面会见。李季为此先后两次专程去上海，劝说巴老。开始时，巴老没有答应，一是觉得代替那位老作家当团长不合适；二是有许多东西要写，抽不岀时间。但李季说，作协工作现在刚刚恢复，您日本朋友多，再加上日本首相会见，影响大，对今后发展中日友好、扩大文化交流有利。巴老一再犹豫，最后勉强同意。事实证明，巴老率团出访，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李季在第四次文代会上（1979年11月）

他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写作创造条件。1965年，他在来稿中发现天津海洋渔业公司一位叫王家斌的年轻海员，写海洋生活很有特色，就把他请到编辑部，推荐他读《冰岛渔夫》《蟹工船》《白鲸》《海底两万里》等书，并指派编辑帮助他改稿。王家斌的小说《聚鲸洋》改完第六稿后，李季出面请刘白羽、张光年、张天翼等大作家帮助修改润色，最后上了《人民文学》的头条。他提醒作者，出名后要戒骄戒躁，“要经受住名利的考验”。若干年后，王家斌给李季写信说，为了开阔视野，扩展写作题材，想到远洋轮去体验生活。李季很高兴，要求作协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并亲自与他谈话，叫他多读书，努力学习海洋知识，做好海员工作，写好海洋生活……

他在干校当管理后勤的副连长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为了搞好一二百人（包括家属小孩）的伙食，他组织种蔬菜、油菜、芝麻，养猪、养鸡、养鸭，使连队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肉蛋蔬菜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几千斤油料……

在沙滩北街2号中国作协的小院里，常常看到他来去匆匆的身影，听到他河南味浓烈的说话声，还有那坦率真诚、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他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在文学界，他可能是最忙的人。不断地开会，讲话，批阅文件，创办刊物，组织评奖，布置工作，与人谈话，写文章，桌子上的文件堆积如山。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像一个飞快旋转的陀螺，一刻也不停息，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靠“消心痛”支撑的老病号。

他没有官员的威严，也无名人的矜持，朴实得像个生产队长，或街道办主任，对作家如此，对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如此。你看他与你讲话时，目光是平视的，没有居高临下的高傲。与你握手时，他是真诚的，不是应付敷衍，更不是做作的亲民表演。他热情爽朗，精力充沛，像一团火。你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出作品，出人才，繁荣文学，团结作家，为作家服务，是他心中的重点、兴奋点、头等大事，也是中国作协机关工作的主旋律。

那时作协领导没有秘书，有事请示报告，推门就进。有一次，我去给李季送外事简报，一位领导叫我顺便把一份文件交给他，他看了看说：“你跟他讲，这件事，反映不太好，以后不要搞了。”他是个痛快人，敢于负责，不管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棘手的事情，赞成或反对，都态度分明，从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二

我第一次给他当翻译，是去机场迎接日本外宾。那天一上车，他就说：“你叫陈喜儒，学日语的，喜欢文学。”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没跟他说过话，他怎么知道我？他说：“我看过你的材料。”原来，我到作协来，是他审批的。那时，作协刚刚恢复，事务繁杂，调进调出的人很多，他每天不知要批多少公文，能记住我这无名小卒的名字和简历，说明他记忆力惊人。他问我读过哪些日本文学作品，喜欢哪些作家。到作协工作是否适应，有什么困难。我说别的单位的外事部门，有详细明确的分工，翻译只管翻译，但我们这里不行，还要买机票，订宴会，找饭店，迎来送往，吃喝拉撒睡，一勺烩，全都得管，有点“全方位包产到户”的意思，一时还不太习惯。他笑着说：咱们的机构还不健全，以后会逐步改善。

会谈时，日方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并希望李季亲自带队，说很多日本朋友想念他。他说：“1961年，我曾随巴金先生访问过日本，但还有很多作家没去过，也想去看看，还是叫他们先去吧，我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日方认为，他那次访问是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虽然走了不少地方，结交了很多朋友，但主要是开会，如今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去见见老朋友，了解一下新情况，商讨一下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文学交流，是很有必要的。李季笑着说：“我感谢各位的美意，但这次我就不去了。我也很想念日本朋友，请代我向他们问好。中国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欢迎他们有机会来中国看看。”

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出国访问，对个人对家庭都是件大事。第一，能出国，说明此人政治可靠，组织信任，工作积极。第二，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才干。第三，不但发给制装费、零用钱，还有买一件外国原装的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的指标。谁家有人出国，那是令人羡慕的，所以有人费尽心机，投机钻营，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但李季对日方的邀请，一再婉拒，可见他心里想的是工作，不是那些个人小利。

前排左一苏灵扬，左二日本作家井上靖，左三周扬，左四日本美术史家宫川寅雄，左五李季。后排左一孔罗荪。（1999年8月摄于周扬家）

后来我在他的诗集中看到他当年访日时写的短诗《“和歌”三篇》，和根据日本民间故事写的长篇叙事诗《海誓》《借刀》，他满怀热情地歌颂友谊、爱情和英雄。尤其是他模仿日本传统诗歌——和歌（5行31个音节，按5、7、5、7、7排列）的格式，用31个汉字写的短诗（姑且斗胆称之为“汉歌”吧），对于汲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丰富中国的诗歌形式，促进中日文学交流，有积极意义。比如他那首《飞机中望富士山》，就是中国诗人采取和歌的形式，用中文描绘日本山川风月的尝试，读起来格外有风韵情趣：

远望富士山，

巍峨峙立沧海间。

海浪无边远，

山影遮海船如丸，

富士白发扫云天。

遗憾的是，模仿日本俳句的“汉俳”后来在中国蓬勃兴起，而模仿和歌的“汉歌”却悄无声息，这是后话。

三

1980年3月9日，星期日，下午，我到作协机关去值班。走进值班室时，看见总务处老周正与一个人说着什么。他见我进来，转头对我说：“小陈，你知道吗？李季同志逝世了！”

“什么？你说什么？哪个李季？”

“就是副主席李季呀！”

“不会吧？昨天上午我还看到他，挺精神的！”

“谁不说呢！可是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突发心脏病，走了。”老周言之凿凿，感叹唏嘘，但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前一天上午，李季来作协机关开会，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在会议中间，他出来给《人民文学》编辑部打电话，说他下午两点去医院看望丁玲，然后顺道到前门招待所去看外地来京改稿的几位作者，准备同他们谈谈修改意见。那天风大，阴冷，不时下一阵小雨。他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高高兴兴的，又说又笑。有位女同志对他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他说：对，对，我是来向你们表示祝贺的。他挨个办公室走了走，祝女同志节日快乐。

十一点钟，他去招待所看望一位多年遭受磨难刚刚平反的老同志，拉老同志回家吃饭。他平素喜欢喝点啤酒，但家里啤酒喝光了，他就叫阿姨去买，不巧没有买到。那时物资匮乏，日常生活用品，有的还凭票供应，不是想买就能买到。李季一定要喝口酒表示祝贺，于是就东翻西找，把一瓶不知治什么病的药酒翻了出来，两人各斟一杯。那位老同志喝了一口，觉得不是味，说这酒喝下去嘴有点发麻，我不会喝，剩下的你喝吧，就把酒给了李季。李季喝完酒，觉得不太舒服，司机说，送你去医院看看吧。他说不用，我睡一会儿就好了；下午我要去看丁玲，她住院了，要动手术。但他开始呕吐，继而昏迷，经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才57岁！

李季生前曾到玉门、大庆、克拉玛依、柴达木、大港、胜利、柯克亚油田，深入生活，与石油人有深厚的感情，写了很多“石油诗”，被誉为“石油诗人”。他爱石油人，石油人也爱他。那天远行，他身着崭新的石油人的工作服，枕边放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铝盔，静静地睡着，好像稍事休息，马上出发。

1958年，他36岁时，在名为《最高奖赏》的诗中说：

广阔的生活道路，

培育着无限美妙的理想。

那千种万种的工作岗位，

又曾使多少颗心为之激荡。

可是我呀，

却只愿意当一名石油工人，

一顶铝盔就是我的最高奖赏。

2020年9月10日

　　作者：陈喜儒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来源：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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