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 陈云、邓发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

▲陈云校长

▲邓发校长

▲邓发在中央党校的讲课提纲

两位校长的传奇经历

陈云和邓发都是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要革命运动和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他们同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红都瑞金开始共事，共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建设、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以后的经历颇有戏剧性，无论是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为长征立传、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还是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几乎都是前后脚。

长征途中，1935年6月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邓发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杨鼎华前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后我党和红军的情况。

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期间，化名廉臣写作《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部队军医之口，详细介绍了他所经历的长征。该文1936年3月连载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

1936年6月，邓发赴苏联途中经过西安，又受命护送斯诺到陕北访问。回到陕北，他看到了巴黎《救国时报》（亦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上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即以化名杨定（鼎）华，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西》两篇文章，投给《救国时报》。文中佯称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无线电机务员，在红军中做无线电机务工作，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后半段的经过。两篇文章1937年初在《救国时报》连载。

邓发的两篇文章恰如陈云文章的续篇。1937年7月，《救国时报》将三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第一次向中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支持出版，廉臣和杨定华于1937年7月31日在《救国时报》第144期上发表了捐赠版权启事。长征期间，陈云是政治局委员，邓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其文章极具权威性、真实性，是党史军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1937年4月下旬陈云从莫斯科回到新疆，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致力于建立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在接援西路军左支队和培养我党军事技术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邓发1937年9月由莫斯科返回新疆，与陈云等人一起筹办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10月陈云任中共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代表，11月下旬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发接替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及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为支持抗战、培养我军航空人才和建设新疆做了大量工作。

陈云1938年12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邓发1939年11月接替陈云任中央党校校长直到1943年3月。邓发任职期间一直住在党校，不论是教学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毫无领导架子，与教职员工打成一片，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特别关心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每半月就到少数民族班一次，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笔记。学员扎喜旺徐回忆，他的笔记邓发看过两三次。

中央党校的稳定发展

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1939年2月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协助陈云调整了党校的组织机构，将秘书处、自卫军大队部和总务处合并，成立校务部，方仲如任部长，在校长直接领导下统管党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干部部合并于党总支，总支书记由孙敬民担任。教务处处长由刘芝明担任，凡教务性质的工作皆归教务处，包括党内教育等。为保证党政教的一致，各部门负责人皆参加党总支。学校把“保证教与学的完成”作为全校一切工作的目的和任务，以此规定了教务、校务、总支、班主任、学生的职责和任务。1939年2月底，党校从桥儿沟搬到小沟坪，校址从此也固定下来。邓发任校长时期，党校组织机构、各部门负责人和教员队伍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大的变化，直到整风运动之前。

教学内容在稳定中有所发展，形成包括三大部分的体系，即常规课程（理论课、军事课和文化课）、党内教育（1940年后称策略时事课）、实习。这一教学体系充分体现了党校特色。各班次皆有具体详细的教学计划，并以课前课后的检查制度作为执行教学计划的保证。

理论课起初全校都是党建、中国问题、列宁主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五门，后来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党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在不同班次分别开设四至五门。

党内教育是中央党校的一门必修课，内容包括：1.时事政策大报告；2.党中央各种决议文件的学习；3.阅读党报党刊，研究与分析国内外时事。党校将此视为提高干部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这类课程一般占总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有些班次约占三分之一。

中央党校在桥儿沟恢复了实习课。陈云、邓发主政党校期间，谢觉哉主抓实习团工作。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党校组织了7个实习团共190人，到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一边参加实际工作，一边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乡情，撰写调查报告，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有些报告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如《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和人民生活》《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等。1940年之后未再组织实习团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学员要用一半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这期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侵华方针改为以“剿共”为重点。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掀起两次反共高潮。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困难。为了巩固自己、积蓄力量、谋求发展，中共中央发起大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中央党校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陈云、邓发校长的领导下，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开荒种地，半工半读，艰苦创业，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以后大批干部回延安保留培养，进中央党校学习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两位校长亲自授课

陈云读过高小，邓发只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初小，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典范。靠着坚持不懈的学习，使他们的理论水平、文化素养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色的领导才能相得益彰。他们任校长期间恢复了校长给学员讲大课的传统。他们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发挥中央党校校长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作用。

陈云给全校学员讲授“党的建设”课。《陈云年谱》记载：1939年中共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4次讨论陈云拟在中央党校讲课的提纲：3月初讨论《中国共产党》和《最低纲领》。3月8日、13日，讨论《支部工作》和《党员》。4月18日讨论《党的组织原则》和《支部》。《陈云年谱》还登载了1939年陈云撰写的几篇讲稿：《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组织工作与领导方式》等。

陈云讲党建课，不仅在中央党校讲，也在马列学院讲，曾经享誉延安。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实实在在，没有空泛的理论，枯燥的政治说教。他用大量的典型事例，生动活泼的语言，像拉家常一样阐明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讲“党员”一课，他这样开头：“今天讲‘党员’。我只讲两个字‘到底’。‘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翘辫子’，奋斗‘到死’。做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最困难的也是‘到底’……”然后他扳起指头讲下去，张国焘没有到底，顾顺章没有到底……监狱叛变，战场逃跑，受到各种利诱等等，总之是只想到个人的得失进退，就不能到底。令听者惊心动魄。他用动人心弦的语言讲述先烈们身陷囹圄，惨遭酷刑面临死亡而坚贞不屈，最后从容走上刑场慷慨就义，革命到底。他也讲到在过去“左”倾错误路线下，一些好的党员也会遭受错误的对待，但这些同志蒙受冤屈却坚持革命。到陕北后，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于分清是非，予以平反。他的课感人肺腑，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邓发任校长期间，党建课大部分由邓发讲授，一周一次，全校在大礼堂听，讲一次讨论一次。除了给全校讲党建课，邓发还给职工班（三十九、五十班）讲授“职工运动”，内容包括职工运动的理论、历史、方针和策略。邓发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支援北伐，广州起义时任五区副指挥兼五区工人赤卫队队长，1940年初又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材料丰富，实例生动，深受学员欢迎。在他的“抗战中的职工运动”一讲中有“敌后工业与工人运动的变动”一节，用大量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详细地分析了抗战期间敌后环境的变化，阐述了敌后职工运动的任务、方针、策略和斗争形式。

邓发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他牺牲后，学员荒苇在悼念文章中写道：“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知识分子同志帮助他抄写‘讲授提纲’时，他很谦逊地说：‘这是要向全校同志讲课的提纲，我写的不够有条理，麻烦你们在抄的过程中也研究一下，给我提些意见。’”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连续开会研究形势与对策。“我们都觉得邓校长太忙了，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最好今天让校长休息休息。教务处也很同意。可是，在将上课的前一刻钟，邓校长从中央开会回来了，他马上便叫通知上课。我们要他休息，而他只要10分钟的吃饭时间，绝不愿因为他一个人的休息影响了1000多人的学习，使得既定的教学计划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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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责编：陆致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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