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车票 （知青文档）

两张车票 （知青文档）

原创/清风晓月寒

偶尔翻开旧笔记本，发现里面夹着两张文化大革命中去外地串联时用过的车票。看着这两张车票，我的思绪慢慢地回到了五十五年前。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至今在脑海里仍留下深深的印记。

一九六六年五月，离期考的时间不多了。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学习备考。对于学生来说，有什么比在期考中取得好成绩更重要？

但是，即使在紧张的学习气氛下，我仍然感到了一丝不安的躁动。在图书馆翻阅书报时，常常会看到一些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而产生的争鸣。

本来吧，新中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争论也属正常。但渐渐觉得，事情似乎并非单纯是学术争鸣那么简单。

果然，不久发表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接着，学校下达了停课三天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刚得到这停课三天的通知，同学们心里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三天过去了，却丝毫没有复课的迹象。学生们的激情却被鼓动起来了。有同学渐渐地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开始批判学校内的“封、资、修”和某些老师的有关问题。这其中是否夹杂着个人恩怨，现在也说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觉得肯定有。

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校园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些是学生自己写的、有些则是抄自社会上的。我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我们也不能当“逍遥派”啊。于是便到外面抄一些自认为写得好的文章，回到校园，用大张白纸抄好，贴到学校操场的墙上，也算是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了。

就这样，我们晚上到街上抄，白天回校园写。大家都找点事做，也就将停课的无聊暂时扔在一边。

一天早上，我在学校的乒乓球桌上抄写大字报，由于昨晚上街回来太迟了，抄着抄着，感觉眼皮上下打架了。我把纸张往边上一推，就躺在桌上呼呼大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感觉天还是黑的，就想再睡一会儿。

忽然，心里一激灵：不对，我不是大白天在学校抄大字报吗？天怎么就黑了？我一翻身坐了起来，摘下眼镜，一道刺眼的阳光逼得我瞇上眼睛。再一看手上的眼镜，哇，哪个调皮鬼将我的两个镜片都用墨汁涂抹得黑不溜湫的。一旁的几个同学，看我懵呆的样子，全都哄堂大笑起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一些学校出现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国家遭受了一场大劫难。

在1966年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中学校蜂拥而起，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他们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并且攻击另一部分学生。而最初能够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都是一些所谓“根正苗红”、自命不凡的学生。其中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对老师和成绩好的同学，早就心存怨气，这下找到了出气的机会，便有了些出格的报复行为。他们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曲，俨然成了学校里的太上皇。

而另一些最初被排挤的同学，不久后也迅速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且在观点和行动上与前面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针锋相对。这样两派互相对立的学生派系形成了，且这种局面也已经在社会各层面迅速蔓延，为文化大革命增添了动乱的根源。

运动，逐渐地从校园内延烧到校园外。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学生们，觉得这世界是那么不顺眼，似乎一切都应该砸烂重来。“造反”，也便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和行动。

这样闹了一阵子，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开始出现了“串联”的师生。外地到北京的，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而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当地的红卫兵组织造反和“破四旧”的师生。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很特殊的一件事。

国庆过后，我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合计：是否也去串联？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最终，我们决定：去。

我们五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小组，到学校打好证明，然后去领取进京车票。不巧的是，因串联人员众多，进京车票已经没有了，但尚有少量的到青岛的票。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离开福州北上，再设法转到北京。于是就领了五张到青岛的火车票。

大家简单地准备了一下，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到了火车站，只见人头攒动，到处是外出串联的师生。我们五个互相招呼着，通过检票口、挤到站台，看到去青岛的列车还停在那里，都松了一口气。

还好，去青岛的列车不像上北京的列车那么挤，我们都顺利地上了车。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列车终于在汽笛声中缓缓地驶离站台。

当时，福建的出省铁路只有鹰厦线，蒸汽机车牵引着绿皮车，在山区铁路上艰难地行驶。车头冒出的滚滚浓烟，不时被风吹进车厢，那一阵阵的煤灰，也劈头盖脸地洒向我们。

列车沿途停靠时，不时有串联的人上车。有当地的师生，也有步行串联的人吃不了苦而重新选择坐车的。

车厢渐渐地拥挤了，过了鹰潭站，车内已是无立锥之地了。但还是不断有人要挤上来，车门上不了，就爬窗。车厢的过道、座椅底下、厕所都挤满了人，连行李架上也倦缩着不少人。

严重超员的列车，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宛如一条受伤的长蛇，在峰峦间穿行。

好不容易挨到了青岛，我们下了车，终于松了一口气。

首先找到了青岛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给我们安排了食宿，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市内免费乘车证。但限定我们只能在青岛停留三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街上观看大字报，抄写大字报，了解青岛当地的一些文革大事。接着，就到处走走，领略一下青岛美丽的风光。

青岛是个山城，建筑也多为西洋风格，与福州有很大差别，但我们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只是到了海滨，那独特的栈桥，辽阔的洋面，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都在栈桥前照了一张相。只是由于多次搬家，这张照片丢失了，现在觉得真是可惜。

第三天，我们从接待站拿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便怀着急切的心情，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毫无悬念，列车上仍然是拥挤不堪。但周围已经多数是北方的学生了。

我们五个挤在一起，谈论着这几天的经历。旁边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学生，看着我们，惊讶地说：“你们的英语说得这么好啊！”

我们互相笑了一下，对他说：“我们说的是福州方言，不是英语。”“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福州话？一句也听不懂。”

就这样一路颠簸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仍然说说笑笑地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直奔接待站。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将我们五人安排到二龙路小学。

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只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第一天。

既然到了北京，那肯定是要感受一下伟大首都的魅力。雄伟的天安门，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天刚亮，我们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我们都被它的广阔宏伟震撼到了，顿时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正面的天安门城楼、西边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已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览无余。啊，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圣地，是我们将要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地方。

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仍然没有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接待站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11月3日离京的行程。我们无奈地接受了。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上了北京，却未等到毛主席的接见，这实在是令人不甘啊。

正当我们怀着失望的心情要离开北京时，接待站的同志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喜的消息：毛主席将于明天（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这批在京的红卫兵；同时将我们的离京车票日期改为11月4日。只是因为北京到福州的车次少，车票紧张，只能给我们安排了到上海的车票。我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11月3日一大早，我们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坐上大卡车，就出发了。在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因为我们终于要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了。

没想到，这一次的接见方式与前面几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是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接见。

上午10时，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和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搭载红卫兵的卡车队6辆一排，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在通过天安门城楼那一刻，我们的心情也是无比激动，大家都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对当时的青年学生来说，能到首都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啊。

检阅结束，回到二龙路小学，我们就准备着第二天离京南下了。

11月4日中午，到了北京火车站，仍然是人山人海。刚进京的师生、要离京的红卫兵，混杂在一起，到处是乱哄哄的一片。

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我们五个同学都松了一口气。可是只找到三个空位子，大家将就着轮流坐一会儿。

到了上海，我们也就大街上走走看看。其中对我来说最有收获的，就是用比福州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了几只电子管和一些无线电零配件。特别是功率放大用的6P1管，在福州还要有公安局证明才能买。回到福州后，用这些零配件装了一台六灯电子管收音机，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在上海呆了二天就要离开了，可车票仍然紧张。接待站的同志说，有到武汉的船票，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出来已经有点久了，大家都想着能早点离开也好，便拿了五张船票，准备到武汉再乘火车回去。

船是晚上开的，沿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到达武汉。这时有点归心似箭了。大家马上找到接待站，终于拿到了到第二天回福州的火车票。

又是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我们五人都平安地回到了福州。

对于这次的串联，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如今回想起来，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虽然艰辛，但也不泛欢乐，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

如今，五十五年过去，当年的青年学生都已垂垂老矣。这些回忆，随着岁月的流逝，终将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