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的乒乓生涯，一部中国乒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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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伊始，我们的总编辑徐寅生的新书《我的乒乓生涯》带着新鲜的墨香出现在了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厚厚的上下两册书在大家手里争相传递着，我们在欣喜着日常采访写稿又多了一部重量级的“工具书”之余，也自顾自地把它当成了杂志在40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份珍贵礼物。今天，徐主任迎来了自己的83岁生日，83年的岁月，他的乒乓生涯，凝结成了一部中国乒乓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我的乒乓生涯》是徐寅生的第二部书，他的第一部书《我与乒乓球》出版于1995年，书中详细回忆了自中国队开始参加世乒赛起，直至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之间的故事。作为我们日常工作时重要的历史参考，这本纸张已经泛黄的书不知被翻阅了多少遍。让我们颇为“不满”的是，1981年以后的故事还藏在徐总编辑的肚子里，让我们苦于无法时时检索，又不好意思总是叨扰80多岁的老人。大概，有此“抱怨”的乒乓爱好者们也不在少数。在时任《乒乓世界》编委袁大任为《我与乒乓球》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书稿送往出版社的前一天，徐寅生摩挲着它，问我并自问：“还有什么没写到？中国队每一次出战世界锦标赛，周总理都要接见我们，中央领导们都要勉励我们，怎么没有都写出来？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写得好像不够充分？陪练队员写了吧？基层教练写了吧？各个时期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老将是不是都提到了，落下谁了没有？最大的遗憾，是离第43届世乒赛开幕时间不多了（编者注：此书是为1995年天津第43届世乒赛献礼而出版），来不及写第37届世乒赛以后新的世界冠军和新的无名英雄，什么时候写一写他们呢？”

如今，这个心愿总算是达成了。

出书前传：《乒乓世界》的诞生

写书的故事，最终还是要从《乒乓世界》开始。谈到为何要写第二部书，就不得不谈到第一部书；而至于第一部书的由来，徐寅生先讲了为何要创办《乒乓世界》这本杂志。

徐寅生曾经在书里写道，自己打球是“野路子”，“往一切可以同高手打球的地方钻，与各色各样的人打球，接触的是五花八门的打法……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喜欢观察和借鉴，是徐寅生离开赛场之后也一直没有丢掉的习惯。

除了撰稿,徐寅生还客串过《乒乓世界》的摄影记者。

1979年担任中国乒协主席之后，徐寅生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一方球台提升到了更高的视角，他看到日本、德国、英国都有了自己的乒乓球专业刊物，也看到国内其他体育项目办起了杂志，渐渐觉得乒乓球缺了点什么：“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群众基础也很好。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努力，让中国乒乓有了不错的成绩，在世界上也有了一定影响，难道不应该也有一本自己的杂志吗？”

尽管当时的国内媒体也把乒乓球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毕竟综合类媒体篇幅有限，大赛内容只能点到为止，深挖乒乓规则和技术或是人物背后的故事就更是鲜有机会。在徐寅生看来，创办一本乒乓球杂志，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宣传中国乒乓球的成绩，讲更多的故事以飨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更多的乒乓球技术，帮助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涨球，起到推广乒乓运动的作用；更可以通过杂志促进与国际乒坛的交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正因此，杂志取名“乒乓世界”。

想到即行动，徐寅生即刻开始“招兵买马”，乒协多名主力加盟，还吸纳了老运动员马光泓等做编辑。1981年，《乒乓世界》面世了。

第一部书：集结出版的“故事会”

创刊初期的《乒乓世界》，薄薄的一本，内容不多，主打的是一些赛事综述和技术探讨类的文章，季刊。作为杂志的发起人和总编辑，徐寅生做得更多的是宏观上的把控，一年后，当杂志的运行逐渐步入正轨，他很想拿起笔，为这本心爱的杂志写一点文字，留下一点东西。

彼时，年过半百的徐寅生已经在乒乓球的圈子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一个业余爱好者到国家队队员，从国家队教练到中国乒协主席，无论哪个角色，都给了他身在其中见证中国乒乓球历史的机会。徐寅生的肚子里装满了关于乒乓球的故事，那么，就给读者讲讲这些故事好了。

从1982年第1期起，《乒乓世界》开始连载徐寅生的回忆录。尽管三个月一期的频率不算高，但徐寅生一写就是6年，从容国团勇夺新中国首冠，到1981年中国队第一次包揽世乒赛全部7项冠军，这份零散的回忆录也累积出了沉甸甸的分量。徐寅生和袁大任一合计，决定增补一些内容后，把这些故事集结成书。

徐寅生为《乒乓世界》撰稿，并集结出版了第一本“故事会” 《我与乒乓球》。

正好当时天津世乒赛举办在即，距离1961年的北京世乒赛已经过去了34年，中国再次主办世乒赛可谓是轰动乒坛的一件大事，徐寅生也想把这部书当作一份小小的心意。因为有了这个时间节点，出版的日程便不能马虎，于是就出现了序言中“来不及”的遗憾。

第二部书：球迷“鼓动”下的“试试看”

这个遗憾一等又是20多年。其间，有太多的球迷和朋友找到徐寅生，希望他续写1981年以后的故事。“和球迷球友们在一起，总是会讲起一些乒乓球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听完就问我为什么不出书。”徐寅生笑称自己虽然屡次被“鼓动”，但心里明白写书和讲故事不同，是一件需要严肃认真的事，他左思右想，这件事太难了。

1995年，出版完《我与乒乓球》之后，徐寅生在10月当选了国际乒联主席，这让他的工作更加忙碌了起来。“当球员、当教练的时候，都是在最前线的地方，经历的、看到的事情多；当领导了，特别是当了国际乒联主席，有时候连看球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更别提写故事了。”

除了时间上的局限，徐寅生觉得整理故事本身也有着很大的难度。写第一部书的时候，两年一届的世乒赛是唯一的时间线，但是之后世乒赛改为每年一次，又创办了世界杯，特别是乒乓球进入奥运会，重大赛事越来越多，中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榜也扩大得越来越快，要想把这些人物和事件都整理清楚，实在是一件太过浩大的工程。“让我这个80岁的人系统地回忆几十年间的这么多事，真的不容易。”徐寅生觉得这不是一件能糊弄的事。

然而球迷们的“鼓动”一直没有停。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教授金大陆是个铁杆球迷，不但自己打，还带出了不少跟着他学球的“弟子”，这其中就有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的杨桦。两个人专程找到徐寅生，很正式地邀他出山，并且诚恳地表示会在编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经不起他们多次的鼓动和邀请，更主要的是我想以此感谢广大球迷和关心支持乒乓球的多方面人士，答应写写试试，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徐寅生在新书后记里写到的一段话。一句“试试看”让金大陆和杨桦高兴得立刻行动起来，2017年，徐寅生和出版社签下了出书协议。

创作过程：反反复复，百般纠结

真到了落笔的时候，其实比想象中更难。为了给不熟悉电脑操作的徐寅生减轻负担，金大陆和助手吴维肩负起了动笔的重任。“开始想用口述实录的方式，尝试了一下，觉得效果不好。后来就是我想好之后口述给他们，他们整理成文字，我来修改，改好后他们再拿去录入，每次两大口袋书稿，改得密密麻麻，反反复复，很不容易。”自称“文化水平不高”的徐寅生给这部书的定位是“不花哨不漂亮”，但是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让读者能看明白”。

即使如此低调的标准，成书过程中，徐寅生也经历了百般的纠结。“越写碰到的难题越多，很多大家关心的东西都不知如何下笔。在互联网的时代，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有新闻媒体的披露，也有个人写的八卦，但我这部书写出来是要负责任的。”徐寅生所说的这些难题涉及了方方面面，比如大赛选人的时候为什么让这个上不让那个上？比如跨国配对的时候为什么和这个国家的运动员配而不是另一个国家？比如为什么运动员不宜早谈恋爱？比如到底有没有让球？比如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

也有一些人存在猎奇心理，想从这部书里找到一些过去看不到的劲爆猛料，这样的想法大概率是要失望了。“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策环境，我们今天拿出来再说，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要站在不同的时代立场上考虑问题，当然更要理解当时的人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徐寅生说，他要做的是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历史，而不是跟风解密。“即便有些做法让现在的人不理解，但我坚信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最后能够检验它的就是比赛的胜负，是能不能在国际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

经过反反复复的纠结创作过程,徐寅生的第二部“故事会”《我的乒乓生涯》出炉了。

一遍又一遍的斟酌和修改下，这部书的初稿便错过了协议上的交稿时间。尽管如此，进行后期工作的金大陆和吴维也没有为了赶进度而敷衍了事，他们又用了大量时间在国家体育总局档案室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查找引证，以保证书中内容的真实严谨。对于两位晚辈付出的努力，徐寅生心存感激：“他们两个很辛苦，不但要整理文字，查找引证，核实照片，后期的版权、印刷、审查、出版等等过程都很繁琐，我也由此了解到，出一部书真的不容易。”

仍有遗憾：那些没写进去的小事

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样一部《我的乒乓生涯》已然是一部中国乒乓球史，但徐寅生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比如炒了冷饭，比如故事讲得还不够。

在这部书中，1981年之前的内容是从《我与乒乓球》中重新筛选整理而来的。“太久远了，让我重新讲一遍，肯定不如书里记录得清楚，只好炒了炒冷饭。”徐寅生如此调侃自己。

其实在徐寅生的心里，还记着很多相对于征战世界大赛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小事写了，又因为篇幅的原因被删了。比如国家队去西藏的中尼边境小镇樟木看望驻守的边防军人，战士们开心地专门做了一张乒乓球台，油漆漆得很厚，摆在了大广场上，结果队员发现高原上的低气压让球总是飘着，怎么都打不上，闹了个“世界冠军不会打球”的小插曲；比如球队到日本访问，从训练场直接被请到餐馆吃饭，因为来不及洗澡，看到榻榻米座位的队员们哭笑不得，排着队跑到厕所去洗脚，笑称“人家饭前洗手，我们饭前洗脚”。紧张的训练比赛中，这样的小笑话经常穿插其间，虽然显得有些“上不了台面”，却是徐寅生记忆中温暖而鲜活的瞬间，或许更多这样的瞬间还是要等到围炉相聚的时候才能听到了。

正如徐寅生所说，1981年以后的故事，太过庞大繁杂，因此书中没有延续之前的“编年体”结构，而是从几个不同的主题入手，由徐寅生讲述了当时的记忆和自己的一些观点。至于更多的重大事件以及趣事的记载，徐寅生便“拜托”给了近20年来发达的网络和新闻媒体。

正因为超出预期的推敲过程，这部原为纪念容国团为中国首夺世界冠军60周年而写的书，迟到了两年才得以面世，而这个时间又阴错阳差地刚好赶上了《乒乓世界》创刊40周年，这也是文章开头笔者和同事“自顾自把它当成生日礼物”的缘由。

代为后记：这60年里三分之二的时光

徐寅生的两部书都和《乒乓世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第一部书的序言是时任《乒乓世界》编委袁大任所作，在选择为第二部书作序的人选时，徐寅生仍然想到了《乒乓世界》。他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杂志执行总编辑夏娃，“结果把她吓得够呛”。为这样一位乒坛重量级人物作序，夏娃无论如何也觉得折煞了自己，即便是最终为此书作序并起了书名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在序言的第一句也是先感慨“不够资格”。

正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行事低调的老人，对《乒乓世界》有着格外的偏爱。在乒乓为国人所热爱的这60多年里，《乒乓世界》亲历了整整40年，而作为唯一一位从创刊至今都出现在编辑部名单里的人，徐寅生为这本杂志付出了心血，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最近的这些年，徐寅生大多是在想到可行的选题时向编辑部做一些建议，或是编辑们有些拿不准的内容时向他请教一二。但是在创办初期，徐寅生曾经亲力亲为地为杂志发展创造条件，特别是在任职国际乒联主席期间，他曾经努力把《乒乓世界》国际化。“我们不光是中国乒乓，还要走向世界，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我们就尝试推出英文版。”

在定居香港的原国家集训队成员李光祖先生的支持下，英文版《乒乓世界》在1982年面世，受到了外国乒乓界人士的欢迎和喜爱，他们也非常乐意接受采访。然而因为人员、翻译、出版、销售等各方面的限制，“英文版”没能延续下来，但杂志的国际视野却从那时起打下了基础。曾经备受争议的“海外兵团”在徐寅生看来是特殊历史时期符合时代规律的产物，而对于杂志来说，这些散落在各个国家的黄色面孔则成为《乒乓世界》延伸出去的触角。他们被聘请为特约记者，把国外的乒乓故事讲给《乒乓世界》的读者，也让更多的外国球员和球迷认识了这本杂志。

徐寅生甚至曾经“利用职务之便”提出把包括《乒乓世界》在内的几个乒乓大国的专业杂志经过国际乒联认可，冠以“官方杂志”的概念，一方面为这些杂志增加分量，另一方面也扩大国际乒联的影响力。然而因为官员们理念不同，终因没能达成共识而作罢。

“不管怎样，我们是想做点事情的。”徐寅生回忆这些“失败和遗憾”，其实是想说，40年的光阴，无论顺境逆境，《乒乓世界》编辑部的一代代主人都在竭尽全力地让这本杂志变得更好。“在《乒乓世界》工作的所有人都是热爱这项运动的，这些孩子们不追求优越的工资待遇，但他们享受他们的工作，他们觉得能够在工作中学到不少东西，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他们也努力做好每一次采写和编辑的任务，从过去坚持到现在。”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巨大冲击的当下，自称“连电脑也不太会用”的徐寅生却敏锐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传统媒体都面临着挑战，甚至有些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感，要加倍努力，要有新的东西。否则就像乒乓球的技术一样，没有创新就是落后，落后就要被淘汰。”

年轻编辑们所做的努力，徐寅生也看在眼里。“尽管我不熟悉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年轻人正在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既要办好杂志，又要探索新媒体的运营，现在小有成果，不容易。但总的来看，做得还远远不够，借着40年的机会，也正好做一下沉淀，看到过去的努力，也看到新的危机，才是把杂志继续办好的动力。”

至于40岁的《乒乓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本杂志，徐寅生还是想把它留给读者去评说。“我敢于下结论的是，我们这些人是愿意为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做一些事情的，并且一直严谨认真而竭尽全力。”

——本文刊登于2021年第4期《乒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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