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夏天都有哪些防暑“绝技”是什么让道光皇帝作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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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夏日纳凉的女子

北京过去有句话夸高门大户：“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民国年间“加”上的，清末只有前半句。据《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一到夏天石榴花盛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而石榴树与夹竹桃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而那时京城就有了俗谚曰“天棚鱼缸石榴树”，只是此话绝非现在我们理解的褒义，反而是一种讥讽：“盖讥其同也”，也就是说讥讽京城人家的庭院布置同质化严重。

不过时过境迁，当年雷同的小院景观，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不仅鱼缸石榴树，就连天棚，也随着一座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变成了只能在纸上一睹的掌故。

一 道光都赞天棚好

老北京搭天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时北京城正在全新的修建中，就是一个大工地，无论是工人们的临时住所还是堆积建筑物料的仓库场地，都需要遮风避雨，于是就出现了临时性很强的用芦席支搭的席棚，涌现出了一大批专擅此举的能工巧匠。北京一到夏季，往往会暑气袭人，工匠们便用芦席搭起凉棚用以遮阳。于是，从宫中到府邸、从官署到私宅，北京城处处席棚高挂，由于棚要耸出于庭院之上，故得名曰“天棚”。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在《曝书亭集》中写过一组咏北京夏天生活用品的诗，其中就有一首题为《凉棚》的：“平铺一面席，高出四边墙。雨似撑船听，风疑露顶凉。”可见那时天棚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

搭天棚成为老北京度夏的“习俗”，有一事可见一斑：清代如颐和园、圆明园等地，虽然遍种林木，枝叶之繁茂哪怕是在最热的天气里也足以蔽日，但每年依然要传棚铺来搭天棚。就连道光皇帝也在《养正书屋全集》中作诗赞曰：“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清末民初，北京的天棚业达到全盛，东西南北城涌现出了二百多家大小棚铺（1941年的统计数字是二百四十五家），这些棚铺多设置在靠城门脸儿及各处较空旷的街上，标志是门大院大，门口立着长长的杉篙，这是棚铺的幌子。其中最有名的有东城灯市口的“振兴”，东单北大街的“元顺”，西城护国寺西口外的“森茂”，锦什坊街的“德成”，南城土地庙的“山海”和北城帽儿胡同的“永泰”。随着席棚铺的不断增多，搭棚的工人成立了“街口”（即工人集合应候的地方，多在当地的茶馆）。当时布棚的生意也很好，而布棚也有街口，往往是在同一茶馆里跟席棚的工人们分两席而坐，各办各的事，互不相扰，如果是盛夏将至最繁忙的时候，两棚工人混而为一，互相兼营，时间长了，棚行工人也就不分席棚和布棚了，统一称为“棚铺”。

当时的北京，一到夏境天，家里的经济但凡宽裕一点儿，都要在家中搭天棚用以纳凉。有的大宅门因为年年搭，跟熟悉的棚铺成了“交买卖”的固定关系，一到时候，不等管事的来找，棚铺掌柜自己就上门联系，订日子拉料来干活。

有趣的是商店为了招徕生意款待顾客，在搭天棚这件事情上很舍得花钱。据民俗学大家邓云乡先生回忆：“以西单北大街路东来说吧，由西单商场开始，沿便道迤逦而南，直到西单牌楼转角，天福号酱肘子铺门前，全是大天棚，下午西晒时，行人一点也晒不到太阳，真是妙极。”更有趣的是，当时北京的各个机关，大到市政府，小到派出所，每年搭建天棚的费用都可以“报销”，这大概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笔“防暑降温费”吧。

二 平地立天棚 中间无一柱

震钧著《天咫偶闻》中记载：“京师有三种手艺为外方所无”，其中第一就是“搭棚匠”：“搭棚之工，虽高至十丈，宽至十丈，无不平地立起。而且中间绝无一柱，令入者祗见洞然一宇，无只木寸椽之见。”可见搭天棚已成名震天下的“绝技”。

北京的棚匠技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搭天棚要用杉篙（杉木竿子）、竹竿、芦席、摽棍、麻绳等材料。据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回忆：搭天棚所用的杉篙立柱极少，讲究的是立柱时不用挖坑栽埋，而是采用直接在地面上单摆浮搁的办法，不管天棚搭得有多大，除了四周围的立柱外，棚子下面绝不能再有立柱，以保证住户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天棚的框架全用杉篙支撑，顶部则等间距平行缚以巨型竹竿，各部件间全用麻绳捆绑，打活结，十分结实。

天棚在老年间分成“普通款”和“高级款”。先说普通款，也就是普通市民用得最多的，大约占四合院的整个一院子，把全院都能遮住，且要高出正房房檐四五尺以利于通风和采光，顶上的中央部分留出一块矩形天窗，上面装有可以卷拉的芦席卷帘，用垂下的绳索控制其舒卷。如果棚顶距西厢房的房檐较高，为了防止西晒，则在西厢房的屋檐上方亦用芦席做一面垂直的“遮阳”，略似舞台幕布，或者直接做一个斜坡形的遮檐。南北两侧的芦席则固定在天棚的框架上。中午火伞高张时，将棚顶的芦席卷帘放下，日光西斜后则将西边的“遮阳”放下，同时打开棚顶的天窗，这样可以保证一天的防晒、通风和采光，真的是科学极了，使盛夏季节的庭院永远处于阴凉的状态。棚顶的柁端，安有四个“柁光”，就是圆形的木牌，上面写着红底黑字的“吉星高照”或“富贵平安”。

“高级款”的天棚则把能看见的柁、柱都染成红色，就连搭棚用的麻绳也染上红色，行话管这叫“红股”，亦是吉祥之意。在天棚的东南、西北角的房屋之上，还安有“对档”，即用芦席做成的屏门，用漆染成绿色，中有红色斗方，上书“斋庄中正”等屏门上常用的字句。这样做的目的是显示“棚外有楼”的气派——而此类天棚的“目标客户群”也多半是王府宅第或富商大户。

天棚的用料有新旧之分，新席整洁光亮、色调美观，但价格昂贵，而旧席则是指入秋拆下，翌年再用，行话称之为“二手席”，价格要便宜得多——常年住在北京的人家，每年都要支搭天棚，往往农历五月中旬搭棚，八月初拆棚，棚架不动只拆芦席，来年的初夏，棚铺仅将糟朽了的绳子稍予更换，再盖上芦席即可。

三 “爬猴杆的”好身手

“天棚高搭院中间，到地帘垂绿竹斑”，清代净香居主人的《都门竹枝词》描绘的老北京度夏景象，在很多名士的笔下同样可见：只要回忆夏日风情，都少不了天棚。著名学者刘叶秋先生在《京华琐话》一书中说，昔日他在天棚地下放一张藤躺椅，午饭过后，一觉醒来，就听见胡同里有人在吆喝“哎！买老菱角来，鲜菱角买”，无论是午觉还是吆喝声都是清鲜水灵儿的。民俗学家陈鸿年先生回忆北平生活时亦提到：“中午以后，在天棚底下，架上铺板，铺上凉席，或是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醒来时找人下上一盘棋，夏天卖冰核儿的很多，买块冰，往冰柜一放，青瓜梨枣的水果，冰上一些，随便吃个闲嘴儿，享受徐来之清风，确是一乐。”而在老北京胡金兆先生看来，天棚对于院子里的孩子们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天棚遮住太阳，院子里就凉快了，很多事情可以在院子中干，像吃饭、看小人书、玩跳房子、画画、描红模子，大人洗衣服、择菜都行。晚上还可以在院子中乘凉睡觉，更重要的是父母亲可以在院子中摆牌桌，下午晚上都能打。”

这些从体到心的阴凉清爽，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棚行工人的劳作。这些工人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搭建天棚的过程中，均沿着杉篙上下攀援，不用梯子，敏捷利落得像猴子一样，所以被称为“爬猴杆的”，这个称呼绝无贬义，完全是对他们身手的赞美。搭天棚有两道技艺特别见功力：一是打别棍，就是用木棍别在棚架的吃力处，用以绞紧，工作时的景象好像武侠老电影《少林搭棚大师》中演绎的一般，地面上的工人一根一根扔给棚架上的工人，不仅一扔一接十分准确，而且捆拴别棍的绳套的手法也迅捷得让人眼花缭乱；其二是用一种粗如手指大过饭碗的半圆形大钩针，穿上麻绳以缝席，此外别无工具，能否保证棚席在狂风暴雨时经久耐用，全凭工人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艺。

尽管劳动强度大，对技艺的要求高，但棚行工人们的收入很低，而且高空作业，一旦发生摔伤也无人赔偿，只能自认倒霉。他们曾经自嘲说：“我们是先当走兽（拉车运料），后当飞禽（上高作业）。”其社会地位之低，可窥一斑。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北平之后，老百姓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像夏季搭天棚这种“享受”自然是能省则省，棚铺相继倒闭或改营他业，剩下一些老工人本行全歇业，转行来不及，只能绝望等死。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当然不可能让劳动者失业挨饿，想方设法为他们开创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1956年北京实现了公私合营，棚铺多转入建筑公司席棚科，老工人们也多转为架子工或其他建筑工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聪明才智。

我特别喜欢邓云乡先生回忆北平的一段文字：“旧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常常雷雨过后，伙计便立时抽绳子把大天棚顶上、边上的席子卷起，顿时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样，豁亮起来。从这‘大窗户’中望雨后的蓝天、白云，极为怡神。”看到这样的文章，就好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般，能看到被岁月天棚遮蔽了的昔日景象，或许它们只是历史的天空的一角，却能让我们在怅然若失间若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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