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中岛敦《山月记》，写于1942年在《文学界》杂志发表，这个故事来源于我国唐代李景亮的唐传奇《人虎传》，之所以在日本文坛一炮而红，是因为此篇小说的背景是昭和初期知识分子孤独、困惑不安的情绪引起了文学界的共鸣。
中岛敦出生于东京的儒学世家，从祖父开始潜心汉学，他也从随父到中国深入研究汉学，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中国题材文学改编，如《李陵》、《名人传》等等。
中岛敦生于1909年，从小体弱多病，生性孤僻，1岁时父母离异，随父与两位继母生活，又在日本飞速发展帝国主义阶段，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种种矛盾冲突，让他倍感困惑，力图与历史文化的追寻，探求生命存在意义等新课题。
中岛敦33岁就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一生中，《山月记》的故事最为成功。同题材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中篇小说《变形记》在1912年发表后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关注，战前战后“人”与社会变态的关系中，理想的丧失反噬自我的迷失，人脱离为人，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昭告。
脱离写作背景，站在如今的角度去赏析这一篇细腻的短篇小说，能看到主角李徵的绝望中，有自己性格中的懦弱，也可能是中岛敦性格中些许极端的反应，人在命运当中是有决定权力的，外界环境不一定可以改变，但心境的改变是人可主宰权利。
唯恐自己并非珠玉，不敢刻苦钻研打磨
却又半信自己是珠玉，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
人之变形，是换一种方式抗争，有“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
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甲虫是在一觉醒来，自己假装被吓一跳，但超出了读者的恐惧想象，显示出相当的冷静和泰然处之，所以卡夫卡即便没有预写变形准备，但“过度淡定”与“家人恐慌”的对比，还是容易想到主人公的内在矛盾。是否是“有意识”而为之，就不得而知了，但不排除这种心理暗示。
中岛敦《山月记》叙事前后又因，李徵天资聪慧，但性格狷介，自视甚高，不甘心做小官，辞官归隐潜心作诗。这个决定导致家庭贫苦不堪，妥协谋职，但转了一圈重头开始，同窗已升官加爵，为下官听从他命而耻辱，自尊心受辱，郁郁寡欢，精神崩溃，导致变形之形成。
《山月记》中李徵的变形因由详细，属于“有意识”的变形，其根源是李徵的精神需求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越来越大的差距，变形是极度渴望突破现状的体现。
李徵在变成虎以后对自己一生的自我剖析是：
唯恐自己并非珠玉，不敢刻苦钻研打磨，
却又半信自己是珠玉，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
这一切都使自己渐渐远离尘世人情，任凭满心的愤懑与羞愧豢养怯懦的自尊心。
何为“珠玉”？李徵到底是不是“珠玉”？谁来判定“珠玉”？
回看历史长河中坐实的“美玉”大师们，同样是学识渊博，弱冠之年考取功名的宋代诗词大家苏轼，面临着比李徵更严峻的精神炼狱。
苏轼遭受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其中一次是牵扯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也是历史上较大的文字狱，被贬黄州四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青黄不接。然而即使生活窘迫，依旧没有降低他的创作激情，甚至在被贬的几个地方，艺术进入了精深化妙的新境界。
苏轼一生最爱的艺术追求——诗词歌赋，却成为一生的羁绊，假若苏轼如李徵所想，是美玉该以雕琢，不是美玉该卑躬屈膝做个普通的石头，那就不会有天才文学巨匠——苏东坡。
美玉是外界给自己的定义，人活一世，最该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和自我精神需求平衡，用一种价值尺度思己处事，才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在凄风苦雨的黄州，我们从他的诗词中读到的是虽然人生如梦，但力求在能力范围内自我超脱，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而李徵即使变成了虎，悟到的也不过是：想凭借诗作成名，该苦心拜师学艺，结交诗友圈，不该远离尘世人情，丢弃傲慢的羞耻心。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非是文人墨客所有，而是人人皆苦于此。快乐并非要出人头地，文坛政地位居要职。 如陶渊明归隐田园，种地带月荷锄归，心中自有桃花源。
李徵缺少的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项底层能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隐士的三种境界：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晋代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中有关“隐”的理解：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唐代白居易在《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而后中国人总结隐士的三重精神境界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这里说的是隐士的三种精神境界：
一、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过隐居的生活。与世无争，所以有人解甲归田。这是小隐。
二、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
三、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钩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悠然自得的生活，这才是归隐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隐士，所以谓之“大隐”。
“隐”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心境的某种境界，《山月记》中李徵所追求的“隐”是生活环境的清净，不与他人苟同的清高，但心境从未达到“隐”的状态，一直渴望被人认可其文学诗才，所以连“小隐”的条件都为达到。
李徵人心分离，是造成痛苦人生的根源，在故事结局，失去人性变成虎兽之时，他也依旧没有明白：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的心灵净土。
《山月记》中李徵变虎后在林中见到友人，他总结变形之因说：傲慢的羞耻心便是洪水猛兽，最终外形与内心同样可怕的野兽模样。
这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是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写过的不朽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余光中先生将他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就是说，人性是有两面的，而两两相对的人性本质又是调和的。
他认为自己错在心有“猛虎”，傲慢的羞耻心侵蚀了自我，造成了孽变。但事实上，每个人心都是猛虎和蔷薇的两面体。
一味固执地坚持己见不懂得变通，那么自尊、自傲就是“猛虎”，吞噬人性，悲剧一生。李徵真正缺乏的是“细嗅蔷薇”能力，即热爱生活，率性而为的真性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置身“人境”，却能做到“无车马喧”，不染世俗之。原因何在?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写在最后：
好的故事，对后人是一生的警示，有多少人的困境是自我围困：我怕自己是块美玉需要磨练，但更怕不是美玉一生庸碌。
《山月记》的故事模式不管是在中国唐代还是20世纪初的日本，其历史枷锁都会让人物或悲怆或阴郁。人虎之变用现代心理学分析可以解释为人精神上的崩溃，偏颇抑郁狂躁，失去抗压能力。
解决谋求自我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任何时代的个人命题，修炼自我心境始终是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成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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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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