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跑偏 渐成慢版《神奇女侠》

◎唐山

经历了一年多的等待，剧版《使女的故事》第四季终于上线。在豆瓣上，影迷给已播出的4集打出了惊人的9.0分——这已超过第一季8.8分的得分。

第一季因与原著高度契合，深得原著粉们的欢心。从第二季起，剧版《使女的故事》开始跑偏，虽节奏、画面、表演等依然在线，但不必要的戏剧冲突，使它开始向好莱坞飞奔。到第三季时，已现颓势。于是，第四季不得不去填前面挖下的、天大的坑——究竟要原著意义上的《使女的故事》，还是好莱坞意义上的？

从结果看，第四季也引起不同的声音：

这一季完结吧，求求了。

不要再拖了！让我看到加拿大的铁蹄踏碎基列国的大地吧！

和当年的《越狱》一样，用狗尾续貂都不足以形容后面的烂。

停在第二季多好啊……

显然，在“爽”面前，阿特伍德不堪一击——原著已被彻底颠覆，人们看到的、记住的、期望的，不过是“愤怒+故事”。

两性尚未平等，历史可能倒退

《使女的故事》名为科幻小说，实为“悬测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恶托邦：受环境污染影响，生育变成稀有资源，为应对危机，基列国横空出世，在那里，女性不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所有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都被收为“国有”，她们被集中起来，成为使女，其实是“可以行走的子宫”，她们的全部工作是帮基列国的主教们生儿育女。

从《弗兰根斯坦》到《动物农场》，从《1984》到《我们》，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学传统，不断提醒读者，一旦落入理性迷狂，我们就会以美好明天为借口，坦然扼杀当下。当有人开始操弄永恒、必然、一切、献身等等大词时，很可能就意味着：集体悲剧即将来临。

《使女的故事》涉及的议题并不新颖，但阿特伍德的创造性体现在视角转变——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恶托邦的可能。由此发现，我们曾坚信，两性平等已成现代社会的底线价值，男女权利差异基本被填平，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脆弱的平衡，人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平等。

男性接受平等，更多是策略意义上的，而非价值意义上的。在今天，男性可以“女士优先”，可以“好男不和女斗”，但很难做到真正在人格上去尊重女性，检讨内心深处男权文化留下的伤痕。当灵魂未得疗愈时，只靠习惯而维持的平等，其行不远。

毕竟，我们都沉浸在“女司机”“女人是感性动物”“女人缺乏理性”“女性需要照顾”之类偏见中，如果女性只是“他者”，是“与我不同”的人，那么，一旦遭遇危机，她们就可能被优先牺牲。

人类远未摆脱两性不平等的渊薮，一切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

地狱是如何建造出来的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的才华体现在她对线性叙事的反叛，因此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驳杂、有无数解释可能的文本，勾画出基列国如何一步步将女性变成使女。

一方面，基列国确实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能否存续，已成疑问。另一方面，主教们主动贩卖焦虑，将生态危机解释为信仰危机，是人类集体丧失信仰后遭遇的天罚。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实证，不过是演绎逻辑，却抚慰了人性中的愚昧——以为解释了世界便掌控了世界。

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解释家”。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有答案，事事逻辑相通。只要不怀疑、不实验，他们就会像惰性气体一样，被批量制造出来。

所以，基列国不允许人们阅读、学习，时尚杂志成了违禁品，谁敢拥有，就可能被判重罪。基列国的主教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契约：你接受规章，就等于你接受了违反这些制度后的处罚。

处罚在基列国是如此普遍，甚至成了“家常便饭”——使女逃跑当然要遭鞭笞；性生活不检点可能被处死；顶撞一句管理者，或者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满，都可能招来酷刑。更可怕的是，使女也被体系定义为惩罚者——她们必须用石头打死罪犯。

基列国还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将强奸使女的恶行包装成神圣的受孕仪式，随着耻辱感、自尊、反抗意识、骄傲感等逐渐被磨去，使女们的自我就丧失了——她们不再反抗，将一切视为义务和责任，甚至主动配合。

应该说，剧版《使女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最契合原著，在似乎拖沓、重复的操作下，阿特伍德真正想说的是：这不是将来式，而是过去式。男性文化主导的几千年中，女性不是一直在承受着这样的命运吗？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爱的自由，没有“我之为我”的基础，她们只能强颜欢笑，接受男性强加给她们的一切。

罪恶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仅男人如此，也包括女人。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刻画出日常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不平等不只是法律条文上的安排，它其实早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性骚扰、侮辱性词汇、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女性等，它们才是真正的剥削工具。

杀了恶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通过日常政治的介入，男性成功地让许多女性学会了“忏悔”，使她们陷入茫然和不知所措中，一边忍受剥夺，一边却渴望“稳定”。性别歧视得以公行，男性施压与女性自我说服是同步的，缺一不可，而后者也是男性文化的产物。

于是，使女们也会用不断重复的“她的错”，来给违规者施加压力。莉迪亚嬷嬷是一个典型，她并不是没有悲悯之心，只是在冰冷的原则与活生生的人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在她的凶狠、残忍背后，不乏“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她很少想过，自己竟活成了帮凶。

然而，在主角奥芙瑞德接受规训的同时，主教（剧中的指挥官）弗雷德却在放飞自我，他收藏了大量的时尚杂志，出入于声色场所。作为规则制定者之一，他深知这些规则是为了管别人用的，他只需对自己虚拟出来的上帝负责即可。因为没有可以真正对话的人，弗雷德习惯于用出轨、玩世不恭、残忍来安慰孤独，他知道这些都是毒药，却无力自拔。

弗雷德可怕之处在于，他坚信世界是一个可以操控的装置，合理性就是其底层逻辑，为了“有用”，他可以杀死任何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弗雷德的形象不甚鲜明，他更像一个符号，阿特伍德当然不会迷恋于“描绘一个恶魔，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他”的脑残游戏，偏偏好莱坞却迷恋这个游戏。

送盒饭的速度

是不是太快了

其实剧版《使女的故事》从第一季起，就已与原著出现了很大偏离，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原著没有清晰的逻辑线。为什么一个女性可以公开讨论女权的社会，会突然倒退成狭隘的基列国？原著提到了法律被修改，女性突然变得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过程，但没有更多细节，更没有电视剧中隐喻的，奥芙瑞德等好人没及时站出来。

其二，原著对主教夫人几乎一笔带过，却被电视剧塑造成女主角的一生之敌，她优雅、智慧、有野心，只是在理性迷狂的掌控下，丧失了人味儿。

其三，原著中有大量碎片式的回忆，它们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被电视剧抛弃。

显然，好莱坞不想深刻，它只需要一个能“感动”观众的商品。

所谓“感动”，无非是“好故事+角色”，可历史真的只是一个故事？有多少人生能活成角色？在有钱任性的逻辑下，《使女的故事》凭空多了一条上帝视角写成的“故事线”，它反而成了叙事核心。

好在，第一季加入了大量个人独白，多少保留了原著风格，剧本《使女的故事》为此放弃了一部分叙事节奏，但在根本处，后现代与娱乐化不相协调，在强制戏剧性下，《使女的故事》渐成慢版《神奇女侠》。

不可否认，第四季中的第三集相对精彩，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已成使女抵抗图腾的奥芙瑞德中计被抓，面对严刑拷打，她不肯说出其他使女的藏身之地，然而，当奥芙瑞德看到亲生女儿正遭遇折磨时，她崩溃了。

第四季似乎下定决心要加速，至少领盒饭的速度比前几季快——以往永远打不死的使女们，被一辆火车群灭，只留下两人躲在闷罐车中，深入讨论道德、忠诚、团队建设和革命向何处去等。

编剧非要奥芙瑞德直面自己当过叛徒的事实——一个道德不完整的人，是否还有资格去反抗？只看悬念，这确实能算是放了大招。

从剧版看不出真正的阿特伍德

为故事而故事，为悬念而悬念，注定会成为第四季抹不去的暗伤，不论阿特伍德参与程度多深，剧版《使女的故事》都已彻底变味，它与批判恶托邦已无关联。

为维持阿特伍德风，剧版只好在皮相上下功夫——渲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侮辱与伤害，以虐拉票。可除了换来“第一集就看得我狂哭！想把周围男的暴揍”之外，解决方案似乎只剩下“基列何时灭国”“尼克什么时候能控制基列”等。可问题是：灭掉基列国，人性的愚昧就会彻底结束吗？两性不平等的历史，就会彻底成为过去吗？

我坚信，这是阿特伍德最不愿意看到的结论。

很多人喜欢给阿特伍德贴上“女权作家”的标签，但事实是，女权也是多元的，女权与女权不简单相等。阿特伍德的女权更倾向于深刻反省，毕竟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男性也是受害者，他们本可主动挣脱加害者的设定，他们一劳永逸地丧失了公平的记忆与习惯。

错误的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以为理性可以决定一切，可以重新造出新历史，那才是真正的恶托邦思维，离它不远处，便是深渊。

不可否认，剧版《使女的故事》第四季更紧凑、更感人，很好地展现出另一位女金刚的彪悍人生和不朽业绩，可因此淡化了阿特伍德的声音，甚至走向反面，成为恶托邦的帮凶之一。那么，看剧还不如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