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善恶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区别于事实判断。事实判断传递的是人们对真的认知，回答的乃“是”与“不是”这样的问题。在逻辑上来说，事实判断具有其确定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事实的判断，或真或假，不存在中间状态。事实判断要遵循同一律（a就是a），不矛盾律（不能同时“是a”又“不是a”，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排中律（要么a要么非a，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在逻辑上，“是”与“不是”，不容含糊其辞。这些，不论形式逻辑还是墨家辩学，都非常明确。但价值判断不一样。价值判断依赖的不是理论形式的推演，而依赖的个人化的经验理解。价值判断是人们对“善”“美”的认识。回答的是“应不应该”“好坏”“善恶”“美丑”这样的问题。价值判断是个人化的，经验的，具体的，不具有形式性普遍性与确定性。这方面要建立形式化的理论，只有建立共识（或建立价值共同体）。用墨家的说法就是要立“效”。
2.从经验上来说，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任何人无法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人。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善恶判断的非强制原则：“求为义，非为义。”
3.善恶判断关乎对“义”的认识。对于人而言，义的本质是“利也”，其实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人都有不可被剥夺的正当利益诉求。这是私人领域。每个人都有被兼爱的权利。包括他（她）的正当权利价值与尊严。
4.对于个人而言，究竟什么对于他（她）来说是利，什么不是利？外人无权代替他她做决定。“利”本质上是主观的，“利所得而喜也”。墨家奉行主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其实就是评判标准的价值中立。任何人都不可以自己的义利观一统江湖。
5，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的善恶观念，他人又无权干涉，是否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毫无界限？并非如此。每个人正当利益圣神不可侵犯，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不可亏人害人。墨家称之为非攻。非攻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非攻建立在人己界线，群己界线的基础之上。私人领域自己的价值评估自己做主，墨家称之为“权”，各人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权衡利弊。但在涉及他人私生活方面，外人应该止步，墨家称为“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间隔，有距离。在公共领域，则应该有契约意识，谋求共识，遵守共识，信守共识。这就是所谓的“举公义”。
6.解决公共领域善恶价值分歧的手段，墨家认为要志功相从，不能光看谁会唱高调，搞目的比赛，还得看谁能看看谁的效果更好。复杂一点，就是三表法，要有本，有原，有用。善恶判断的合法性既要有历史合法性，也要有现实合法性，还要有未来合法性。不能只讲“历史的选择”，因为历史是经验的，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7.以上所言，属于经验或理性范围，但依旧言不能尽义。私义，公义，不能有违背天义。墨子说“义自天出”，这是超验的最高的正义。天定法高于人定法。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人类之上还有上天在。上天是最高的正义，是善恶判断的最高法则。墨家认为人应该承认无知。保持对天志的敬畏，保持行为的克制。否则，将远离正义，不知何为善恶。
8.按照米塞斯所言，友爱友善是合作共赢之产物。人们认识到这一法则，于是人们有意识地运用，使得善这种东西得以持续。这种论证应该说是符合墨学的。先秦墨家作为工商阶层，在实践中认识到分工协作所带来的福利，远胜相互为敌。于是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对合作共赢法则的有意识运用。
9.非攻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象相关。墨家人身处乱世，国与国相攻，人与人相害，人们相互攻伐互害严重损害福利。墨家从交相恶，兼相害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合作共赢的反面，是相互为敌共同毁灭。于是提出非攻学说，作为底线伦理。
10.从经验来说，合作互利可以产生人类友爱，攻伐互害必然产生人类仇恨。仇必和而解，否则就是共同毁灭。墨家非攻是为了阻止毁灭，兼爱则是引导合作。其基本出发点则是“利害”两字。
11.故此，人间来说，的确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一仁。不同程度的合作形成不同程度的友爱。不同程度的敌对产生不同程度的仇恨。这些都是交互的，而不是单向的。也是历史的而不是割裂的。当人家不爱你，你也要反思自己那些敌对行为损害了他人。而不是说你为什么不爱我。
（南方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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