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发生在明末的大事。其影响深远，而又众说纷纭，俨然成为一桩历史公案。认为袁崇焕错杀者有之，认为毛文龙该杀者有之，认为毛文龙该杀但不应由袁崇焕擅杀者亦有之。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不少史料都有详细记载，很多学者亦有专门研究。笔者无意于复述此事本身，而是想介绍另外一个与之相关且发生在胶东半岛的事件，帮助大家从侧面增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根据史料的记载，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崇祯二年的六月。此事乍看之下有些突兀，但其实朝中舆论对毛文龙的不满早已有之。此前一年的八月，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上书朝廷，检举毛文龙十条大罪，要求进行惩治。奏章报上去之后，虽然没有了下文，但其中的内容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奏章当中，杨国栋除了揭发毛文龙冒功糜饷的行为之外，还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更有异者，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大将擅离信地，律有明条，虽地方严为之备，然村野之民一时鸟惊兽骇，莫知所向矣。”——《崇祯长编》
也就是说，担任平辽总兵官的毛文龙，驻地本在东江镇（皮岛）。但他却未经请示，率领战船在登州夏家疃上岸，虽然名义上是“被海风吹来”，但船队规模不小，且气势汹汹，让当地十分紧张，甚至已经做好了（交战）准备。
这个“夏家疃”具体是哪个地方？史无明载。查询地图可知，现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东部沿海有夏家疃村，根据《牟平县地名志》记载，此夏家疃是清初夏姓建村。但地名志是三四百年之后所修，难免有纰漏之处，因此亦不排除明末就已存在的可能。
其实，此夏家疃是不是彼夏家疃，并不影响这一事件的性质判断。虽然明廷在当时没有对杨国栋的奏章做出回应，但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朝廷曾下过这样一道圣旨：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提兵至登索饷要挟，跋扈有迹，犄角无资……”——《崇祯长编》
前后结合来看，毛文龙在“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中的确是来者不善（多半也是提兵索饷），这即便够不上“反叛”的标准，也至少是藐视朝廷、公开跋扈了。
在古代，虚报军饷是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毛文龙镇守皮岛期间，也大行其道。《崇祯实录》载：
“初，文龙称麾下兵二十余万，朝廷为治饷。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院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称十万；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千人：文龙大不平，遂上章求饷。”
按照这个说法，毛文龙最多时可领取二十多万人额度之军饷，后来朝廷派人上岛校阅，额度减为十万。由于皮岛孤悬海外，军饷主要从胶东半岛的登莱两地转运。如果按照对方虚报之数拨给，则地方将疲于应付。登莱道王廷试因此力主把军饷名额进一步压缩到二万八千人。而这也引起了毛文龙的极度不满。
换句话说，“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的直接原因，应该是毛文龙与登莱地方官对财政权的争夺。但从深层次看，这并非单纯的文官武将之间的隔阂，而是地方军阀与朝廷中枢之间的矛盾。
毛文龙为索饷不惜以武力为威胁，看似针对的是登莱地方官，但实际也是对明廷中枢权威的一种挑战，这与后来南明的江北四镇以及郑芝龙所部并无太大区别，其实就是一种军阀割据行为。
如果说立足皮岛之初的毛文龙，对后金方面确有一定的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待到站稳脚跟之后，他就主要热衷于扩充私人武装，其角色也从一位明朝边将逐渐发展成为游走在明清（后金）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军阀特征已比较明显。
按照这一轨迹发展，就算是袁崇焕没有杀他，明廷也会想办法解决这种尾大不掉的状况。如果届时毛文龙拒不奉诏，恐怕“登莱之乱”就会提前几年上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将必有其兵。毛文龙本人如此行事，也难怪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数年之后会在登州、莱州大肆屠戮并渡海归降后金了。
实际上，即便是在袁崇焕的批评者当中，很多人也并非认为毛文龙“无罪”，而是感觉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方式和时机不当。袁崇焕在没有完全掌控皮岛军队的情况下，不经请命擅杀毛文龙，为其旧部后来陆续投降后金埋下了伏笔，这诚然属于一招臭棋。但毛文龙在“登州夏家疃上岸”事件中表现出的嚣张跋扈，也是难以辩驳的，而这亦成为他被杀的导火索之一。（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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