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去世前想要召见邬吉成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总理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此时的他时断时续的昏迷，时断时续的清醒，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

当天上午，他再一次被从死神中抢救回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吐出了微弱的声音，身边的卫士俯身倾听，只听见一个“wu wu”的音节。

卫士们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个“wu”讲的是谁，试探地问了好几个名字，可是都得不到总理肯定的回复。

总理见卫士们猜不出来这个人是谁，非常的着急，又吃力地说出：“邬、邬，鱼台的那个……”

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有话要和人说?”

周恩来微微点点头。

大家马上按照“wu”这个音节，在钓鱼台里面排，“会不会是邬吉成?”

周总理再次点点头。

中午1点的时候，邬吉成正在家里，就接到了周总理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来。”

邬吉成放下电话之后还处于愣神状态，没有想到总理在病中还想着自己、挂念自己，万分感动，立马奔向了305医院。

车子开得很快，邬吉成迫切想要见到总理，想要知道总理要和自己说什么，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车子很快到了305医院，他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总理的病房门口，没有想到却被护士拦住了。

护士告诉他:“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值班室等等，总理醒来我再叫你。”

邬吉成无奈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在值班室里面默默等着周恩来总理的苏醒。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之间3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可是总理却没有醒过来。

就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有个人跑过来通知他:“准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了。”

邬吉成着急地走到总理的病房门外，等候着。

可是总理还没等到医生治疗完。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昏迷的时间更长。

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凌晨，总理一直没有苏醒过来。

邬吉成艰难地走出了总理治疗的小楼。在小楼的外面碰见了正在徘徊的邓大姐。此时的邓大姐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非常憔悴。她见邬吉成还在苦苦等待总理的苏醒，叹了口气。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再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并且告诉他，如果总理苏醒过来，再通知他。

邬吉成非常无奈，便向邓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望周总理一眼。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所谓病房，其实就是总理住院后会见外宾的客厅兼治疗室，两者中间只隔了一道屏风。邬吉成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脚步，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邬吉成生于1927年的山西省神池县，1938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四纵队十九团(后忻崞支队)，历任司号员、班长、副排长等职。

1945年2月，调任延安担任保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从此开始了保卫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其他中央领导核心的警卫生涯。1946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48年3月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他到毛主席警卫班成为毛主席的贴身警卫。1949年调到警卫二师五团，相继担任排长、副连长，师侦察科及政治保卫队任区队长，担任了许多重大的警卫任务。

1953年调任中央公安部八局(警卫局)外宾警卫处工作，历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等职，1964年公安部八、九局合并为中央警卫局，他任警卫处副处长。文革期间，中央警卫局改称为中央警卫处，他任副处长兼副团长、警卫值班室副主任，负责外宾警卫，江青等人的警卫工作也由他负责。

在三十多年的警卫工作中，邬吉成一直从事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及来访的高级贵宾的警卫工作。亲历和参与了新中国外宾警卫的创始工作，曾三次担任金日成等外国首脑的卫士长；两次随卫基辛格;在中美关系重大突破的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他是保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一天深夜1时，正在睡觉的邬吉成接到了电话说，总理要到钓鱼台察看尼克松即将下的18号楼，检查一下安全设施，要他在那里等候。

邬吉成赶紧找了一件新衣服便穿了出门，他知道总理喜爱整洁，讨厌穿着邋遢。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总理乘车来到了钓鱼台，在明亮的灯光下一眼就看见了在那里的邬吉成，目光里流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责备。

不过，邬吉成却没有意识到什么，他陪着周总理楼里楼外地看了看。阳历二月，夜半三更依然寒冷，只觉得风往骨头缝里钻，大家冻得直跺脚。那天总理穿得也很单薄，可是他一丝不苟地询问、察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钓鱼台。

邬吉成刚回到办公室不久，还没有暖和过来身子，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就打来了电话，听了一会儿，邬吉成的脸就红了：“总理问你是不是没有质地好一点的制服，如果没有，总理说拿他的一套给你。尼克松来华，警卫人员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让人家小瞧我们。”

第二天，邬吉成就向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办公厅立马决定:参加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工作人员，马上到北京老牌服装店“红都”量体裁衣每人做一套毛料制服。

新衣服往身上一穿。每个人顿时显得非常精神。

周总理一看之后，心情就好了很多，眉头往上挑了挑，说:“外事警卫随时都要紧跟外宾，应该比别的警卫注意衣冠整洁。‘人在衣服马在鞍’嘛。不仅给人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表示对客人的礼貌和尊重。”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罗马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工作，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此时的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声音也十分的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的目光始终明亮慈祥，消瘦的脸上浮动着从容谦和的微笑……

然而此时的邬吉成看着病床前的周总理往日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几根流动着不同颜色液体的管子连通着他昏迷不醒的躯体。能证明一息尚存的生命的，便是心脏监视图上微弱弹跳的光点和满脸蓬乱的胡子随着呼吸的起伏微微颤抖……

邬吉成痛苦地想着总理到底找自己说什么……，不过不论总理让自己怎么做，自己都绝对服从。

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离开了。

他想等周总理醒过来告诉，有什么命令！可是周恩来总理再也没有醒来，邬吉成也没有再见到总理。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见邬吉成，究竟要嘱托一些什么，都是一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

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邬吉成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之前，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医院移送到八宝山火化时，邬吉成和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

他亲眼目睹了从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发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之后，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寄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在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却没有出现，很多人都在猜测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到场的缘由。

其实在这一天，邬吉成还接到过一个命令。　

在追悼会之前，邬吉成接到了汪东兴的通知：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准备和安排好，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也就是说，毛主席本来是要去参加追悼会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会儿。但是主席最后却没有到现场对邬吉成却也是一个谜。

追悼会之后，按照周总理的遗嘱，要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但是因为冬天白天短，天虽然已经黑了下来，但是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人民群众发现，很有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样一来，车子不好通过也会是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邬吉成："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

邬吉成："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

在两个人的安排下，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1月16日晚上8点15分，安—2平稳地起飞后，分别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来的全部骨灰。每撒一处都有一定的含义，都能体现周恩来生前的博大胸怀。

第1把骨灰撒北京 与首都人民心连心

第2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第3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第4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亲水报母亲。（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是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祈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