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第一张身份证，竟是这样产生的

“1973年公安局刚恢复的时候，我被提拔为副科长，升官不发财，工资不动，仍然是35块5，全局就此一人。因为我爱好文艺，喜欢唱歌，所以市局的同志们，包括老局长们送给我一个雅号，叫‘咪嗦嗦’干部。”近日，在其位于新拱墅区青园小区的家中，82岁的陈宝泉与记者谈笑风生。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咪嗦嗦”干部依旧红光满面、精神抖擞。

陈宝泉年轻时工作照

“现在我打乒乓球，还能连打36板。”陈宝泉乐呵呵地说。

陈宝泉与妻子合影（近日）

1958年，还在杭高中读高二的陈宝泉被特招进了当时杭州市公安局的文保处（经文保支队前身）。

参加公安工作之后，他先后在市局文保处、办公室、政工组（政治处的前身）、农保处、治安处（治安支队前身），以及杭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等单位工作，直到2000年才光荣退休。

不过退休后，陈宝泉又回到市局治安支队，担任支队退休党支部书记，一直工作到2017年。

陈宝泉一家人合影

几十年的公安生涯，陈宝泉经历的风风雨雨有不少，有过侦破大案的欣喜，有过命悬一线的惊悚，仿佛都发生在昨天。

用他的话说，他流过汗、流过血、受过伤，公安工作的酸甜苦辣都尝过。

要说哪些年给他的印象最深刻，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

1984年，杭州开展首批颁发居民身份证试点工作。陈宝泉被杭州市公安局被任命为居民身份证科科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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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艰巨的任务

让他一度很头疼

“当时的老百姓，对居民身份证的态度，大多是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的。 有人觉得这多此一举，还有人将其与日本侵华时期的‘良民证’相提并论……”谈起当时的杭州市公安局局长黄子钧给他交办的任务，陈宝泉直呼头疼。

解放以来居民户口簿封面的演变

事实上，在1984年以前，要证明“我是我”依旧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虽然那个时候居民有户口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开具工作证、介绍信，但终归还是不方便的，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正常活动的需求。

基于这一背景，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草案）》。

同一年，全国先后有11座城市被纳入发证试点，杭州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陈宝泉手底下有40号人，均是从市属相关部门抽调的精干力量。可他们仍一度毫无头绪。

1986年6月，在通江街道召开发放首批居民身份证大会

“颁发居民身份证，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期工作就包括宣传发动、组织照相、核对户口、换算年龄、填写申请表、编码、填写底卡等，制证工作还包括扩印、翻拍、印刷、裁切、塑封等多道工序，这些工序环环相扣，不得有半点差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一张白纸。”经验的问题好解决，陈宝泉当机立断，让副科长张祖萌带队，安排几位同志专门赶到北京当时的二龙路派出所学习经验。但群众的思想工作，还得一家一家做。

上街宣传户证管理制度，为民服务（摄于1989年10月）

于是陈宝泉带着发证人员，一家一户上门走访，分发“致居民的一封信”。为了让老百姓消除对居民身份证的偏见，他几乎用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专门摄制了一部介绍身份证的纪录片，翻拍数百盘录像带分发给全杭州地区的所有街道、乡镇。

好在他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老百姓开始变得非常理解、十分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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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三四十斤的相机

走海拔1500米的山路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1985年3月，杭州市区终于在上城区清泰、下城区艮山、江干区通江、拱墅区米市巷、西湖区北山等五个街道和半山区康桥镇进行颁发居民身份证试点。5个月后，试点工作在市区范围内铺开。到1986年6月，市区97万余张居民身份证发放到居民手中。

市公安局口卡室的居民口卡与身份证底卡柜（摄于1986年12月）

在市区发证工作开展的同时，杭州下辖七县（市）也在1986年3月开始试点，到1987年底全面完成340余万人的发证任务。

如果说在杭州城区颁发身份证，难在做通群众工作，那么在农村地区，还要考虑到种种条件的制约，难度远远高于市区。

居民身份证样张（摄于1995年12月）

当时淳安的一位副局长就为这件事情很无奈，还急哭了好多次：上级部门要求他们的发证率达到90%以上，可任凭怎么努力当时发证率始终达不到80%，在这样下去，要拖整个杭州地区的后腿了。

这位副局长只好向陈宝泉求助。陈宝泉说“没问题”，当即就带着市里的发证工作人员进驻淳安。

原来，发证工作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拍照。但淳安县那些个偏远山区，海拔基本都在1500米以上，那里的很多老百姓一辈子都住在山里，连镇上都没来过，很多村子甚至连电灯泡都没有，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拍照的条件。所以应发证人员，从来没有拍过照的比比皆是。

陈宝泉想了办法，既然村里没有灯，我们能不能借助自然光，等白天天气晴好的时候，给他们都拍了。于是他们五六个人一组，住在镇子上，只要天晴出太阳，一早就出发上山。山路很崎岖，来回一趟至少要三四个小时，翻山越岭倒是还好，但头疼的是照相机，一台三四十斤，只能五六个人轮流背。

就这样，他们跑了小半个月，跑遍了淳安山区，硬是把当地的发证率提高到了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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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了很多第一”

这项经验曾在全国推广

那段时期，有很多事都让陈宝泉很骄傲：“我们杭州创造了很多第一。”

其中一个可以大说特说的“第一”，是杭州建成了当时全省唯一、全国不多的居民身份证制作所。

“居民身份证后期制作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翻拍、扩印、裁切、塑封，要求都很高。”当时杭州市政府专门拨款106万，从广东“淘”来一台翻拍机、一台扩印机和一台裁切机，又在西湖边的南山路上租了几栋楼，来制作身份证。

“这项工作是我科里的同事刘惠忠负责的，他当时为了安装调试这些设备，废寝忘食，在制证所闭门不出达几十个日日夜夜，直到机器自如运转、顺利出证。”陈宝泉回忆说，当时杭州的居民身份证制造所，名声在外，许多省市都会前来参观学习，当时他们还一次帮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培养了23名制证人员。在首批发证期间，还先后为全省各地及福建、江西、安徽、海南等部分地市制作居民身份证100余万张。后来，刘惠忠还被派去海南省建立居民身份证制作所。

陈宝泉与“居民身份科”同事合影

另一个“第一”是杭州率先在全市运用了印刷技术。

陈宝泉说，最早的身份证底卡都是手写的，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编号，加起来100多字，写完一张至少5分钟，忙的时候每人每天要写四五十张，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基层发证员素质参差不齐，写字难看不说，还老出错。

当时的半山区康桥镇，已经开始尝试用印刷方法替代人工操作，陈宝泉听说后专门跑出考察，还在全市推广，并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赞扬。当年公安部三局身份证管理处处长赵大斌和副处长张森还亲自来康桥镇视察，并总结“康桥经验”在全国推广。

最终，在全市发证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出色完成了第一次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任务，并位居全国第二。杭州市公安局因此被评为全国颁发居民身份证先进集体，陈宝泉也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

视 频 | 金 莹 文 字 | 杨云寒

编 辑 | 虞佳杰 责 编 | 庞振煦

核 发 | 胡早玲 来 源 | 杭州公安、一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