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免于世界的残害，这位母亲「温柔淹死」她的三个孩子！

这两天有则新闻，看得我心里很难受。

这则新闻的主角是加州的一位妈妈，莉莉安娜·卡里略。

在她的三个孩子，三岁的乔安娜，两岁的特里和六个月的塞拉，被人发现死在家里后，这位妈妈在案发后第二天被逮捕，因为她是唯一的嫌疑人。

此后，她在接受当地新闻机构KGET的采访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她表示：这是为了让她们免遭世界的残害，杀死他们，是我爱孩子的方式。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淹死了他们，我做的很温柔，我拥抱了他们，我亲吻了他们，我一直在道歉。

卡里略相信孩子的父亲，埃里克·丹顿，参与了人口贩运活动。她认为杀害孩子是保护他们免遭贩运的一种方式。

「我不希望他们以后受到虐待，我答应保护他们。」

在淹死几个孩子后，她盗取了一辆车，打算开车跳进悬崖，但还未成功就被警察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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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相关报道后，简单梳理一下背景：这家人一开始共同居住在波特维尔，2月25日，卡里略带着孩子搬了出来，夫妻感情破裂，此后卡里略和丹顿，一直因为孩子抚养权问题在打官司。

3月12日，卡里略向当地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以丈夫丹顿有骚扰，威胁，暴力行为为由，要求限制他接近孩子。

而丹顿，则以妻子卡里略精神状况恶化为由，提出儿童监护紧急请求。

当然，法庭显然没有怎么重视，毕竟国外争夺孩子抚养权时，女的说男的有暴力倾向，男的说女的精神有问题，基本是惯用的手段。

但孩子的抚养权，最终还是判给了男方。

据他的丈夫说，她原本应该在2021年4月11日，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交给自己。

然后4月10日，就发生了这起悲剧。

若说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怎么也说不过去。

可以说，失去孩子抚养权，是压死卡里略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母亲杀死孩子，无论如何都罪不可恕，但卡里略的经历，格外让人心酸。

悲剧发生以后，卡里略在社交平台的过往发言和经历，也被完整梳理出来。

简单来说，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母亲。

她在2018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乔安娜。

在2019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特里之后，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这一点，被杀害儿童的教母，布里埃拉·戈麦斯也可以佐证。

她表示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卡里略是典型的溺爱型母亲。第二次怀孕后，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很多文章，称自己正在经历产后抑郁症，并且似乎“一直很疲倦”。

但即便这种情况下，2020年10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塞拉。

当她的三个孩子去世时，她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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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卡里略的一生足迹，我们会发现她先是一位破碎的女性，后成为一位破碎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个破碎的社会人。

童年时代，她经历过严重的家庭虐待，虽然新闻中没有提及究竟是什么虐待，但是病历上确实记录了她长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切在生完第二个孩子患上产后抑郁症后，好像进一步恶化了。

其次，从她在社交平台的发言来看，她并不愿意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至于为何不愿生还要生的理由，新闻里没有出示。

在被删除的Instagram帐户中，她将自己描述为企业家，舞蹈家，厨师，自由博客和时尚达人。

但现实生活中，她显然是被三个孩子捆绑的母亲，似乎和这些光鲜的标签，没有任何关联。

从这点来看，卡里略在生活中也是破碎的。

童年的创伤，产后抑郁症，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显然都在折磨卡里略，而她的丈夫，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反而在感情破碎后，以她曾经在社交平台的一些牢骚，作为她不爱孩子的表现，并且将妻子发给自己的短信，作为妻子情绪不稳定，无力抚养的证据。

在他出示证明妻子有精神问题的短信里，卡里略在短信中是这么说的：我爱你埃里克，对不起，我一直在跟你和孩子们聊天。我真的很爱你，我只是感到恐惧和悲伤，这一次又一次地压倒了一切。

这则道歉短信，确实能够说明卡里略长期情绪不稳定，但同为女性，却也能从中听到她的痛苦和求救。

2019年12月，登顿说自己辞去工作以照顾孩子，因为卡里略表示她想自杀。

丹顿在法庭记录中写道，在接受治疗后，卡里略突然退出，拒绝服用处方的精神科药物，并开始大量使用大麻进行自我药物治疗。

登顿写道：她的病情恶化了，她没有照顾好自己，与现实失去了联系。她极度偏执，举止冲动而且失常。

卡里略失常到什么地步呢，她因为看新闻报道说加州有性贩卖和儿童贩运，然后就陷入严重的妄想症，觉得丈夫也参与其中，整个城市都充满了灾难。

她后来解释说：我不知道何时成为目标，但我知道波特维尔现在是所有邪恶的根源。我不能看着孩子陷入恋童癖者的性虐待。

她坚信孩子继续活着，就会遭受更多痛苦：我正在把自己和我的孩子送离这个世界，因为所有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一切都回不去了。

她坚信自己在拯救孩子：我把他们淹死了，但我做得很温柔，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抱了他们，也亲吻了他们，我一直在跟他们说对不起，我爱我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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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过很多新闻，母亲在绝望之中带着孩子离开，但很少听过母亲带孩子离开，是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变得不再宜居开始。

那卡里略为何会相信呢？

从内在因素来说，她精神状况不稳定，大隔离加剧了她的孤独感，和丈夫感情破碎又火上浇油，她始终处于情绪脆弱的状态。

而从外在环境来说，「加州儿童卖淫合法」的假新闻，一直在社交平台广为流传，身为母亲的卡里略非常关注这些，并且坚信整个城市已经被大型的儿童性贩卖集团控制。

最后，脆弱的精神状态，和不安的环境使然，患上被迫害妄想症，居然显得水到渠成。

据她的亲人说，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就身体不好，生第三个孩子刚好赶上新冠病毒爆发，所以她坚持认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不再安全，受到性贩卖团伙的控制，很多城市参与其中，她的孩子也极有可能被拉进去。

这种想法看起来很荒唐，但是当我听到她的说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论调好熟悉啊！我好像也经常这样想。

十个妈妈里，就有九个觉得周围环境太不安全了。

环境污染，儿童贩卖，性侵，校园霸凌，升学压力，似乎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适合孩子生存。

所以，在卡里略事件中，我不想去评判她和丈夫的情感是非，我感到最难过的是她的被迫害妄想症，看起来那么荒唐，却能让我产生共鸣。

我居然非常非常理解她的恐慌，以及我居然大多数时候也会在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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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吧，前一段时间，我在楼下陪宝宝玩。

只是接个快递电话查单号的功夫，孩子突然不见了，其实只是因为小广场上人很多，孩子窜进人堆里我一时没有看到，但就是那个瞬间，我大脑一片空白，胸口憋闷，感到无法呼吸。

后来看到她和其他小朋友在玩，我连走过去找她的力气都没有，连续好几分钟手脚瘫软。

毫不夸张，看到她毫发无损，玩得正嗨的时候，我泪如雨下。

这还是就在我楼下小区的小广场玩，如果是去人更多的公众场所，我觉得如果一时找不到孩子，估计能当场心脏病爆发，虽然我没有心脏病。

为何这么恐惧？

因为身为父母，我们在社交平台看过太多人贩子，丢孩子的新闻了。

不但我自己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平台还会因为我关注然后就不停的给我推，以至于最后，一不留神看不到孩子会恐慌，就连遇到不熟悉的大妈逗孩子，和我家娃娃套近乎，我都能立刻警惕起来，她要干嘛，她要趁我不注意抢孩子吗？

我甚至在脑子里模拟了上百遍，如果遇到人贩子抢孩子，我该怎么做？

但是，今天的儿童贩卖，真的比我们父母那个年代更猖獗吗？

其实不是的，只是因为今天的资讯比那个时代更透明而已。

今天的妈妈们，在全自动时代，做家务或许轻松很多，但带娃承受的精神压力，绝对倍量熵增。

妄想症的卡里略，身上有太多妈妈们的影子了。

这种压力，不仅源于生活，很多程度上还源于负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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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女人都知道，在这个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时代，出门需要涂水乳隔离防晒，不能让皮肤裸行。

但很多时候，在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负面新闻里裸奔。

为何我要把资讯爆炸，和负面新闻直接等同呢？

因为我们生活中接触的新闻，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Quora的一项调查显示，所有媒体新闻中，约有75％是负面新闻。

这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大众传播新闻，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是民主制的核心和关键组成部分，媒体在权贵和公民之间提供了信息流，而民主问责制是重要的新闻机制，所以问责，负面语气，就是新闻的一个基本特征。

你会听到记者用遗憾，或者义愤填膺的语气报道说，这里发生了战争，恐怖主义和犯罪，但你听过记者报道说，真好啊，阿富汗今天没有发生爆炸？

好消息，在新闻界基本等同于没新闻的代名词。

这种机制基本确立了在新闻报道中，好消息和负面消息是极不对称的。

而无形中，这种负面的报道，又会扭曲人们的认知。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害怕坐飞机，觉得飞机特别不安全，但你知道吗，飞机坠机发生的概率，远比车祸要少多了，但人们自己开车也好，出门打车也好，不会有这种严重的恐慌心理，坐飞机就会特别担心坠机，因为飞机只要发生坠毁事件，都会上新闻。

我自己就是一坐飞机，就会想到坠毁，但坐车的时候我就很坦然，可以睡觉可以玩手机。

而从观众层面来说，他们自身也更加青睐负面新闻。

虽然他们说自己喜欢好消息，他们或许喜欢听自己的好消息，但他们一定更喜欢听别人的坏消息。

因为听到别人活在水深火热中，自己的日子就突然没有那么苦了，这是世界新闻界惯用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以及背后的大数据支持。

其次，人们偏爱负面新闻，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因素，从进化心理来说，负面信息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提醒，人们自觉可以通过负面新闻，提供自身「诊断性」，和提升自身「警惕性」。

而根据PNAS上发布的数据说明，读者对负面新闻，从生理到心理的反应都会更强，这种注意力和唤醒感，是流量至上的时代，媒体急需抢夺的资源。

于是，信息越来越透明的时代，负面新闻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却很难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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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有消极偏见，本身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然后媒体为了流量就不断的推，最后，你会获得双倍剂量的负面消息。

其次，人类大脑还有可用性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负面新闻后，会高估它的严重性，比如，你听说有人贩子抢孩子，本来是因为这种情况少才会上新闻，结果你就会觉得身边好像时刻潜伏着人贩子。

而且媒体往往还会夸大报道，比如说我曾经看过有报道说孩子吃坚果被呛死，那篇文章说这个隐患杀死了多么多的孩子，并且一旦被呛，基本很难抢救回来，导致我现在喂孩子吃坚果都如临大敌。

最后，人类的确认偏差，意味着我们会致力于寻找支持这一切的证据。而大数据时代，新闻平台更是致力于帮助我们确认。

比如，你看了一个抢孩子的新闻，你就忍不住去搜相关的新闻，过去，你需要自己动手，现在就不用了，平台自己给你推，接二连三的，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断发生抢孩子的世界，这就是确认性偏差带来的后果。

我看过抢孩子的新闻后，只要有类似新闻，平台就会给我推，只要有孩子受伤的新闻，平台就会给我推。

所以，我知道坚果很危险，游泳呛水很严重，家用淋浴喷头很危险，泳池的排水口很危险，儿童自行车很危险，家里的书架很危险，阳台很危险，推孩子出去遇到突然停下来的车很危险，路边的游乐设施很危险，就连突然要来帮你的大妈都很危险.......

大量负面新闻的后果就是，妈妈们确实会提高警惕，但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心理。

因为人的大脑在遇到危险时，哪怕只是新闻里的危险，都会激活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而频繁激活交感神经系统，频繁的释放压力激素，例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长期的后果就是让人感到疲劳，焦虑，抑郁，入睡困难。

今天带孩子，真的很累吗？

确实很累！心累！

后来，我自觉远离这些新闻，虽然和其他妈妈相比，显得神经大条很多，娃也变成糙养着长大，但确实心理轻松很多。

卡里略在2013年的一则博客中写道：她和姐姐在吃晚饭时，一起观看《青少年妈妈2决赛》，姐姐看得津津有味，她却觉得节目很无聊，但她很清楚为何这种节目会受到欢迎，因为人们喜欢看别人奋斗，并克服生活的障碍。

很可惜，卡里略没能最终克服障碍。

是非对错不去评说，或许，她的悲剧会提醒其他妈妈们，在大数据时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情感生活，还是单纯看新闻，都记得不要裸行，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