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对我党破坏最大的叛徒，做过敌人特务头子，临死前也知道怕了

提起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由于掌握大量核心机密，致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受巨大破坏，包括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内的多名党员遇害，连周恩来也差点落入敌人的手中。

但是由于我党“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提前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所以周恩来能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善后。周恩来把中央所有的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人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由于处置及时得当，敌人一无所获，十分沮丧。

郭潜

顾顺章的叛变对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其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很快被蒋介石处以极刑，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用。其实这也是叛徒们通常的下场。就是张国焘、项乃光这样级别的叛徒，叛变后也没有被敌人重用。在我党历史上，只有一个叛徒在叛变后得到重用，做到了敌人特务机关的首脑，给我党特别是南方的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个人就是郭潜。

郭潜叛变，给我党南方工委领导南方地下组织带来了没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大批党员与进步群众被枪杀，党组织几乎瘫痪。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郭潜的叛变给党带来的损失不亚于一次“皖南事变”。当时的中共南方局被迫停止南方工委的一切行动，党员隐蔽埋伏，上下级不发生组织关系，直到1944年以后，南方各地党组织才陆续恢复活动。而曾任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潜，后来也进入了敌人特务机关的最高层，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人物，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例。

郭潜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30 年代初回国后，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2 年初，深受王明、博古欣赏的郭潜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来被派到四方面军工作，很受张国焘的赏识。

到达延安后，郭潜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1937 年7 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后，中央派他南下，担任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分局秘书长，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共党组织，抓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也提出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领导。

1941 年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郭潜担任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

1942年4月，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叛变，包括省委书记谢育才在内的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江西省委下属的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遭破坏，2000 多名党员被捕。由于敌人的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使得“南委”对这个严重情况全然不知。

敌人破坏江西省委机关后，利用江西省委的电台与“南委”取得联系，称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时受伤”，要求“南委”派人来指导工作。于是，“南委”决定派郭潜来检查江西的工作，并同时给江西省委发去电文，要求他们派人到曲江接应郭潜。

“南委”的这封回电，让敌人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抓住了郭潜，就掌握了破坏我党的整个“南委”的钥匙。

5 月 26 日，郭潜一到曲江，便被特务逮捕。审讯时，敌人刚说出要郭潜“效法张国焘走三民主义道路”，郭潜便答应了。他提出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便愿意叛变。这三个条件是：给他一万大洋、不公开叛徒身份、保证人身安全。国民党知道一旦郭潜变节，将会给中共南方地下党组织带来重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郭潜叛变后，马上提出要特务们跟他去驻地取文件。在郭潜的住所拿到重要文件后，郭潜还叫老婆弄了几个菜， 和随同前去的几个特务喝起了酒。在酒桌上，郭潜主动提出抓紧时间，扩大战果，并在当晚带着特务破坏了“南委”在曲江的交通站，还带着特务驱车来到粤北省委机关， 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 在返回的路上， 郭潜又带着特务折到粤北省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住处，将两位部长一并逮捕。

第二天一早，郭潜又主动向特务献媚，说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现在就在曲江附近的乐昌，建议马上逮捕。 特们喜出望外，让郭潜约出廖承志，说是有重要情况汇报，趁机逮捕了廖承志。

恬不知耻的郭潜，还想亲自劝降廖承志。没想到他刚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廖承志便愤怒地冲着他说：“叛徒，滚！”郭潜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廖承志被敌人关押了 3 年多， 直到 1946 年 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时，在我党的一再坚决要求下， 蒋介石才无可奈何地同意释放。

第二天，郭潜又带着大批特务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企图破坏南委机关。虽然“南委”已于头一天得到郭潜叛变的报告，并组织了一批人撤离；但由于时间太过仓促，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周恩来不得不作出决定：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由于郭潜的叛变，我党在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国民党特务头徐恩曾得意地说：“这是我和共产党战斗中的最大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叛变后的郭潜，改名“郭乾辉”，加入了中统。徐恩曾为郭潜在中统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并让郭潜做了负责人。郭潜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地为国民党卖命了。

郭潜挖空心思地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制造出我党分裂的假象，企图造成我党内部的混乱。但是这个“委员会”毫无影响力，不只是我党不予理睬，就是在社会上也没有带来什么反应。

郭潜，为了能做出“成绩”，又编写了几本攻击诬蔑我党的小册子，俨然成了中统的“中共问题专家”，职务也不断提升。

1948 年 7 月，郭潜担任了党通局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天津特务的头头。为了向主子献媚，他在天津大肆抓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但仍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台湾省，又在台湾省卖力的反起攻来。

1950 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吴石、朱枫、夏曦等潜伏的地下党员被杀，台湾的党组织遭到重创。我党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活动。之后，郭潜精心策划，收买了一个叛徒，让这个叛徒打入新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慢慢地得到了台湾省工委领导的信任。郭潜在掌握了台湾省工委的全部情况后，将我党在台湾省的地下党组织一举破坏。这也是国民党在台湾破获的最大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案。

朱枫烈士

由于郭潜破获了所谓的“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此后深受蒋氏信任，很快便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与郑介民、唐纵平起平坐，并一度有望成为毛人凤的接班人。郭潜也成为唯一一个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坐到如此高位的叛徒。

毛人凤去世后，郭潜原以为自己能接班，没想到蒋介石还是把局长宝座给了沈之岳。郭潜这才明白，像自己这样的叛徒，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此后，蒋经国将郭潜安排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摇身一变成为“学者”，从事一些史料的研究工作。

夏曦烈士

即使在蒋氏父子那里失宠了，郭潜反共的本质还是没变。郭潜在这里写下了《中共史论》、《中共人名录》、《中国问题论集》等多部著作，虽然其中谬误很多，但还是成了台湾省的“中共党史权威”。

成为“中共党史权威”后，郭潜也得到了不少出国交流的机会。但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都不忘攻击我党，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党叛徒。1973 年，他在巴黎第 29 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说：“中共连’一大‘的召开时间都搞错了，实在可笑。”然后，他抛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胡说中共一大是 192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

我们都知道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郭潜这种毫无根据的胡扯，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但是郭潜的名头，在海外一些反华圈子中倒是越来越大了。

郭潜的反共立场，让他不可能静下心来去研究中共党史，去搜集党史资料。为了博人眼球，他甚至将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手写小报上的内容，也当成第一手重要资料去使用，怎能不差之千里？

晚年的郭潜

这个顽固的叛徒，在生命即将结束前，看到了我党改革开放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美好生活时，虽然嘴上死硬，其实心里也有点后悔了。在他临咽气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放不下时，他苦笑了一下说：“将来要是有一天五星红旗插遍台湾时，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安睡”。

1984年8月4日，郭潜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走完了极不光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