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星：明代广锅与辽东马市

内容提要：明代广锅贸易总与边事相联系，广锅因此在明朝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文 章考察了明代辽东马市的重要商品广锅的充市缘由、交易规模、角色特征和社会价值，认为广锅充市提升了辽东马市的商品价值，广锅成为明代朝贡体系的重要支撑，广锅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市场商品又是朝廷抚赏品) ，广锅是和平与文明的物质媒介。

关键词：广锅; 开原马市; 抚赏品; 锅貂互易; 清皇家祭器

铁锅是农耕文明的成果，是实现定居火食的重要器具。在古代，铁锅这一耐用消费品在提升生 活品质和稳定社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广锅非始于明朝，然作为铸铁炊具的代表商品，广锅在明代 始为天下所知。作为明廷的制边利器，广锅的“官锅”身份在辽东大地炙手可热; 作为隆庆和议的核心内容，“广锅互市”得到张居正和隆庆皇帝的支持，促成了俺答封贡的实现。终明一代，“广锅” 贸易总是与边事相联系，广锅也因此在明朝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拟对明代辽东马市的重要商品广锅的充市缘由、交易规模、角色特征和社会价值做一探 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代的辽东经略与开原马市

明朝洪武四年( 1371) 设置定辽都卫，洪武八年( 1375) 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领二十五卫，隶山东布政使司; 永乐七年( 1409) 复置安乐、自在二州; 构建了明朝在辽东的基本行政区和核心治理体系。明朝对归附的女真、东蒙古部落设立“外夷卫所”安置，“外夷卫所”的首领均授予都督、都指挥等官职，发给敕书印信，“各统其属，以时朝贡”，明朝限定发给女真各卫首领朝贡敕书共 1500 份。敕书印信是明朝权威的象征，是女真首领统制部族、入京朝贡的唯一凭证。明朝同时修筑辽阳、广宁、开原三城，完成了“辽阳按临，总会广宁，抚镇驻节开原，三面控夷，独当重地”的战略布局。

辽东马市的设立起始于对朝贡贸易的补充。永乐三年( 1405) ，明成祖体恤福余卫远赴京师贡马之劳，“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永乐四年( 1406) 即设立开原城南、开原城东、广宁三处马市。明成祖说: “中国非无马牛，而与为市，盖其服用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必生怨心。朝廷许其互市，亦是怀柔之仁也。”这是明廷在辽东设立马市的初衷。马市由官方主导市场，“凡马到市， 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从永乐到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沿辽东边墙先后开设了十四处马市或木 市，成为汉族与女真、蒙古等族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场所。其中尤以广宁、开原、抚顺三市规模较 大，存在时间较长，素有“辽东三大马市”之称。

开原地处大宁都司、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的冲要，有河道与海相通。通过开原，明朝能够有效地控制边外的外夷卫所。开原马市开市最早，且持续二百余年; 开原马市规模最大( 三关三市) ， 且交易频繁; 嘉靖时期已打破“月两次”的限制，万历时期开原三处马市均随来随市，连日开市。开原马市设置“马市官”一名，其主要职责是“抚待关防”，即给女真、蒙古入市买卖人发放抚赏银 两和抚赏品。官市的马价例由明朝政府订立，然后按马价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因此开原马市 在辽东一枝独秀，被女真人视为“金路”。万历时辽东巡抚李化龙评价开原马市称“其马市为夷货 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唯恐失之，而我亦借 此以为羁縻。”

设立外夷卫所、朝贡和马市，构成了明朝辽东经略的主要内容，而“官买官给”，则是官方主导 辽东马市的圭臬。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官买铁器充市以及允许民市交易铁器，就成为辽东经略的题 中之意。

二、明朝阻止女真向朝鲜易铁与辽东马市的弹性铁锅供给

明初辽东边外的蒙古、女真族聚居区以游牧射猎为主。游牧经济体生产出品为肉类皮革，既无 布帛粮米，更无锅釜犁铧等铁器，因此对农业经济体有强烈的依存关系。女真社会因农业发展、采 猎战争的需要，向“以铁物为贵”。其箭镞自古以兽骨为之，明代开始“贸大明铁自造”。蒙古族素 来所需“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菽之用，咸仰给汉。”明朝在洪武、永乐年间实行厚往薄来的怀柔政 策，永乐五犁北庭，女真诸卫也有随征者。因此明初对女真的铁器贸易较为宽松，即女真所言的 “往年受朝廷厚遇”。

而与女真相邻的朝鲜，是东亚除中国外也能铸造铁器的农业国。宣德年间，女真向朝鲜求易铁 器。朝鲜深知兹事乃大，向明朝报告。明宣宗立即制止，即对建州卫指挥女真首领李满住发出敕 谕:

朝鲜国王素守礼法，其事朝廷小心敬慎，不与外交于理为宜。尔等既受朝廷爵命，亦 当禁绝外交，毋纵下人侵越邻境。若欲市易，听于辽东境上，不尔禁也。

这则敕谕，明确制止建州卫与朝鲜开展外交。但作为回报，明廷对辽东马市的铁器贸易网开 一面。“不尔禁也”，就是指此。因此该敕谕是辽东马市允许铁器贸易的制度性文件。天顺三年 ( 1459) ，建州女真又欲与朝鲜李朝交易铁器，朝鲜李朝积极响应，公开与建州女真进行铁器贸易。明廷获知，英宗严厉斥责了李朝世祖李瑈这种破坏朝贡体制的所为，使得李瑈羞愧难当而断绝了与 女真的一切官方来往。

明朝宣宗、英宗两帝先后对女真与朝鲜铁器贸易的干预，逐渐加剧了女真对明朝的怨恨。而成化十二年( 1476) 明朝廷对“建州、海西、朵颜三卫夷人”实施“行人带领、通事伴送、沿途防禁”的措施，则直接激起了女真各部的强烈反抗。成化十三年( 1477) 十月，海西女真联合建州女真侵寇辽东清河、叆阳，声称“今无故添一官人，伴送我行，饮食之如犬豕，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 剪，因是入寇。”官人伴送的随行监视，刺激了女真贡使的不满情绪; 而禁止铁器自由贸易，则是导致女真外夷卫所第一次侵寇辽东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侵寇辽东事件发生后，明朝短暂关闭了辽东三个马市中的两个以示惩罚。成化十四年( 1478) 陈钺巡抚辽东，即复开三马市。“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 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复开辽东三马市后，允许民间交易铁锅，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十四年( 1478) 到弘治十六年( 1503) ，辽东马市 “许五人、十人共买一锅”。弘治十八年( 1505) 泰宁卫“乞以赏赐等物易牛只、犁铧、铁锅，许之”; 正德三年( 1508) ，“泰宁等三卫夷人入贡还，许市牛只、田器”。嘉靖四年 ( 1525) ，准泰宁卫“以赐物易牛及犁、釜等器以归”; 嘉靖十九年( 1540) ，泰宁部“将赏物沿途易置牛只、犁铧、铁锅等物”。在东三边的遵化马市，万历年间也准许朵颜三卫在当地马市“听令两平交 易，每人许收买牛一只、犁一副、锅一口”。明代对辽东的铁锅贸易虽时有数量上的限制，却允许铁锅在辽东马市、朝贡归途长期换易，并无禁止。以往论者每每把某条史料解读为明代铁板一块禁售 铁锅，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明代实行弹性的铁锅供给政策的例证。

明朝在强硬制止女真与朝鲜市铁的同时，又施以怀柔之策准许辽东马市的铁锅贸易。而辽东马市铁锅贸易的存在发展，为广锅入市提供了广阔市场。

三、广锅是辽东马市的充市商品

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在奏议隆庆互市时说，“及查得辽东开元( 原) 、建( 广) 宁之市，以广锅入市。盖广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巳久。此可仿行。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铁锅鲜至，亦多用广 锅。即当容照辽左三卫例，以广锅容入市易。商夷攸便也。”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张四维也说“昨部 覆已拟如开原例，市用广锅。”可知广锅在辽东入市是朝廷允许的成例，其它各边亦可仿行。

根据成书于正统八年( 1443) 的《辽东志》的记载，开原马市当时制定了“缎一疋银一钱。锅一口银一分。羊一只银一分，貂皮一张银二分”等 16 种货物抽分则例( 其中汉人 2 种，女真、蒙古人14 种) 。说明开原马市开办之初铁锅就是充市商品。随着马市发展交换范围逐渐扩大，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的《全辽志》记载的辽东马市抽分商品增加到 32 种，其中汉人有“缎一疋银一钱，袄子一件银五分，锅一口银三分，铧子一件银五厘，绢一疋银一分”等 5 种商品，女真、蒙古人有 “貂皮一张银二分，豹皮一张银一钱，水獭皮一张银二分”等 27 种商品。上述资料显示在此期间( 1443 年至1565 年) 女真贩来的貂皮抽分没有变化，仍是“貂皮一张银二分”; 而汉人贩来的铁锅抽分却提高了 200% ，从“锅一口银一分”增至“锅一口银三分”。这反映了当时辽东互市上“貂贱锅贵”的市场现状。铁锅抽分的提高对广锅这种高价值、多尺寸、多品种的品牌反而有利，因为无论 锅之大小均定量每锅抽三分税。万历年间《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有“广锅一口，用银六钱”的记载。笔者推论，这是在官办的抚赏品官锅临时缺货时，从民市购买“广锅”补充抚赏品。记录价格 是为了核销抚赏用银数目。仅以上述广锅每锅六钱之例计算，三分银占锅价 5% ; 而比广锅价贱一倍的铁锅，三分银占锅价 10% ; 显然，价格低的铁锅承担不起每锅三分银的高额税收，会逐渐退出市场，这也是广锅后来独步辽东大地的重要原因。明后期铁锅抽分的提高，成为辽东马市税额的重 要来源。《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收录了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万历三年、万历十一年九月、万历十二年 三月共 11 份马市抽分清册残件，其中存载了 28 条关于铁锅抽分的具体记录( 表格从略) 。

从这 28 条资料可解读出如下信息:

第一、从嘉靖二十九年( 1550) 至万历十二年( 1584) ，开原马市民间铁锅交易一直在官方税务管理下运行。万历以后互易铁锅次数明显增加，如嘉靖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女真都督歹答儿等与汉 族买卖人关堂等交易铁锅 3 口，抽分银九分; 而万历十二年，女真买卖人押卜刺等交易铁锅 73 口，抽分银二两一钱九分。万历十二年最多的一次交易铁锅达到 91 口。第二、开原马市民间互易铁锅的双方是女真、蒙古买卖人与汉族买卖人交易，如万历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女真买卖人山江卜落 木等与汉族买卖人程锐等交易铁锅 42 口，抽分银一两二钱六分。双方买卖关系比较稳定，有反复互易者。如女真都督仰加奴在万历十一年( 1583 ) 交易铁锅 20 口，抽分银六钱; 万历十二年( 1584) 又交易铁锅 11 口，抽分银三钱三分。第三、开原马市的入市铁锅品种有广锅和潞锅，抽分税率是一样的。这对于价贱质粗的潞锅显然不利。

关于开原马市的整体抽税数额，据《明代辽东档案资料》记载，万历十一年( 1583) 七月至九月一个季度，开原马市的抽分银高达二千七百六十二两余。明政府还确立了“以互市之税充抚赏”的 原则。“按马市，开原、抚顺、广宁三城俱有，其市税俱同，但市期无定额，故税银无定数，各因其买 卖多寡而为抽分数目。开原二市银两，附入循环，收贮卫库，遇有动用，呈请支销。”万历十一年 ( 1583) 秋季七月至九月，开原马市抚赏用银一千四百八十一两多。较之同期开原马市税银收入二千七百六十二两余，有 46% 的盈余。“以互市之税充抚赏”的原则，既体现了明朝“厚往薄来”的“怀柔之仁”，又是女真、蒙古贸易丰厚利润的来源。换句话说，大部分税银通过超值抚赏品返回给 女真和蒙古入市者，使辽东马市实际成为女真和蒙古方的免税边贸市场。

由此可见，广锅作为辽东马市的主要充市商品，成为辽东马市税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辽东马市的循环运作与发展。

四、辽东官府对广锅的采办

为满足马市对官锅的需求，“供给抚待夷人事”，有明一代，辽东官府都通过海运从山东临清 大量采购统一规格、数量保证、质量上乘的广锅，运回开原作为官方抚赏品储存发放。因为先行使 用了公帑官银，这部分广锅又称为“官锅”。官锅不进入市场交易，不标示价格，只作为朝廷抚赏品 在马市上对女真、蒙古人发放。

明初官方海运军需品，“粮米由海运经登州趋旅顺，直抵开原。开原城西有老米湾，即其卸泊 处也。”这条海运通道，也是铁锅布匹的主要运道。马市官办货物的采购，往往远自临清，甚至江 南。辽东官府“例岁委一官、往苏杭等处易买缎布皮张以为市马之用。”而往临清采购广锅更成惯 例，万历年间辽东指挥吴应科等“比例请动官银……领往临清等处置买锅布段袄”，得到巡抚都御 史发放勘合，准许动支抽分银一千二百两。从“比例请动官银”看，“预买锅布段袄以备抚夷事”是 有例可循之事。连差旅费一百四十八两四钱一分五厘七毫，也是比例请动官银支用。

临清是在明朝定都北京后因漕粮运输和百货上供而兴起的中心市场，大宗铁锅在此转输辽东 和西北各市场。据许檀研究，铁锅是临清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其品种有广锅、无锡锅及西路铁 锅等。临清本地消费以广锅、无锡锅为多。而宣府、大同、辽东互市所用的铁锅及其他铁器也由临 清采买。临清城内最有名的街为“锅市街”，位于商业街区的主要干道。铁锅上市的商品量当属可 观。

临清锅市街上的广锅，原系民锅。自被辽东官员购买后，就视同官锅，进入官运体制，运输有递 运所运军，仓储俱入官库，一应水脚运费、保管费、专员差旅费均由官府支出，抚赏完成，呈报核销。 辽东官府还配置了专用锅车，接驳船运起岸后的陆路运输，万历五年( 1577) 六月十八日，有某递运所“付开原锅车一十九辆”记载; 又有初九日安排“锅车二十四辆”的记载。

辽东马市上的官锅，就是免除了运费、税费的超值商品。正是广锅作为官锅抚赏，满足了女真对铁锅的所有期待: 快热、坚韧，精美、多样化。因此，拥有广锅成为女真首领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

五、广锅是辽东马市的主要官办抚赏品

辽东马市自设立之初就制定了抚赏制度。《辽东志》抚赏条记载: “抚赏三卫买卖达子大头儿， 每名袄子一件，锅一口”; “零赏三卫达子，每名布一疋，米一斗，兀堵酥一双，靴一双，锅一口”，可知明初对朵颜、海西、建州三卫凡到马市互市者，无论是否头目每名均抚赏或零赏“锅一口”，成为 常例。《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收录了十四份《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档案残件，共存载了八十次 的开原互市抚赏官锅的具体情况，时间覆盖了嘉靖二十九年( 1550) 至万历十二年( 1584) ( 表格从略) 。根据清册记载整理出抚赏的共同特点如下:

第一，抚赏对象，官锅抚赏的对象主要是“买卖夷人”，他们多是各外夷卫所首领本人，如“买卖 夷人都督逞加奴、仰加奴”; “都督猛骨孛罗”等; 也有首领亲眷的，如“夷人已故都督王台下妻温姐差多”; 还有传事、通事等。第二，抚赏事由，资料显示主要是“互易”，少量是“告讨”。第三，进入关市，开原马市有新安关、镇北关和广顺关，即开原“三关”。第四，抚赏数量，抚赏官锅的数量没 有定数，前少后多。如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八月，“买卖夷人”八哈木等 95 人前来易换，仅抚赏官中锅 1 口; 而万历六年( 1578) 某日某次，曾抚赏官锅 828 口。笔者推断: 抚赏官锅数与易换商品数量和价值应有正比关系。这首先反映了明中叶后貂皮贸易的发展，其次反映了明中叶后女真家居火食的家庭大量增加。

广锅作为抚赏品究竟每年有多少数量? 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明制，开原马市所有抚赏物品的发放数量，每天由马市官登记在册。每季度清查抚赏品库存数量，制成《用银物清册》连同 呈报。《用银物清册》的呈报者均是辽东都司的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他们也是抚赏品发放、保管 的执行人。由于明代辽东档案损毁严重，保留下来的档案弥足珍贵。笔者从明代辽东档案残件中 整理出明代万历年间开原马市季度库存官锅等物件数目，详见表 1:

表 1 明代万历年间开原马市季度储存官锅等物件数目表

时间

平花锻

通袖袄子

妆花织

金袍

红布

蓝布

白中布

官锅

万历五年( 1577)

四月至六月止

100 匹

9 件

3 件

97 匹

59 匹

846 匹

4200 口

万历五年( 1577)

十月至十二月止

63 匹

8 件

93 匹

54 匹

744 匹

3994 口

万历六年( 1578)

正月至三月止

54 匹

8 件

139 匹

629 匹

3990 口

万历六年( 1578)

四月至六月止

4 件

4 件

282 匹

920 匹

1448 口

万历六年( 1578)

七月至九月止

73 件

9 件

2 件

97 匹

57 匹

774 匹

4131 口

万历十二年( 1584)

正月至三月止

红中布

57 匹

蓝中布

29 匹

14 匹

3 尺

大号锅 433 口，

二号锅 431 口

万历十二年( 1584 )

七月至九月止

4 件

红白布

149 匹

蓝中布

1 匹

206 匹

1 尺

大号锅 405 口，

二号锅 400

从上述开原马市库存清册数目可见，所有抚赏品中，官锅数量居于榜首，可见其极受欢迎。其中万历五年( 1577) 有二季度、四季度库存官锅数，平均季度库存官锅 4097 口; 万历六年( 1578) 有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库存官锅数，平均季度库存官锅 3189 口; 万历十二年( 1584) 有一季度、三季度库存官锅数，平均季度库存官锅( 大号、二号合计) 834 口。若以万历五年( 1577) 的季度库存数 4097 口概算，全年开原马市抚赏官锅约有 15000 口。这仅仅是官市抚赏用的广锅数量，若加上民市交易部分( 即每锅抽银三分者) ，广锅在开原马市每年充市数量应超过 20000 口。加上广宁、抚顺等十四处马市，万历年间广锅每年在辽东马市上充市数量不可小觑。上述说明，以广锅为主 的铁锅是辽东马市的主要互市商品。铁锅与缎布组成称为“锅布”的双宝，支撑着辽东马市二百余 年的长期运作。过往对辽东马市商品结构的研究，显然忽视了作为主要商品之一的铁锅的重要作用。

六、广锅是“锅貂互易”的主角之一

中国东北是貂皮的重要产地之一，史载: “貂皮自开原东北数千里而远，江上之夷贩之东北天山间，岁以秋七八九月一入中国，必取道海西，行夷遮道分其利，然后入中国。”从内陆通古斯诸部 族采集、运抵的貂皮，由海西女直商人在此聚集“分利”后，再运往开原。至今在辽宁省开原县以东 四十公里处的清河水库东端，还保留着“貂皮屯”的地名。这里东接广顺关，是海西女直进入开原 马市的一处较大的貂皮集散地。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军事频仍，开原马市互易商品结构以马匹换盐米为主。因此明代前期开原马市尚无大规模貂皮交易，貂皮输入主要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貂皮素以“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为上”。明初女真朝贡，“边臣以礼部定拟名数，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可知明初对貂皮贡品把关颇严。

貂蝉原是明代朝服梁冠上的尊贵饰品。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定文武官冠服。其中“加笼巾貂蝉”者只有公、侯、伯和驸马享有; 一品冠也“不用笼巾貂蝉”。成化年间明宫廷貂皮使用增加，开始放宽贡品标准。成化二年( 1466) 礼部请敕戒辽东守臣称，“自后夷人入贡，验数放入。不得过为拣择，以起边衅。”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貂皮在朝野上下流行，貂皮也作为皇上赏赐朝臣的礼品。《万历野获编》记载: “京师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酌中志》记载万历宫廷“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可见明朝廷内外 “贵貂”之风盛行。朝野上下对貂皮的巨大消费需求，推动着成化以后明朝与女真貂皮贸易的规模 化、常态化发展。为了换取好貂，并体现明朝厚往薄来的怀柔之仁，官府就要给予好锅，广锅就是能 让女真、蒙古及各少数民族满意的标的商品。

在开原马市，随成化以后貂皮贸易的兴起，商品结构也从“马匹－ 粮食”转到“貂参－ 锅布”为主。万历年间，开原马市的官锅抚赏与貂皮入市同时增加。官锅方面: 据辽东档案清册记载，嘉靖二十九年抚赏官锅每次一口、两口，最多一次不过 26 口。但到万历四年十二月，一次就抚赏“买卖夷人都督猛骨孛罗”官锅 218 口。万历六年( 1578) 正月初十日，“买卖夷人狗儿扯镇等”1520 人前来易换，抚赏官锅 543 口; 又如万历六年某日，“买卖夷人往吉那等”650 人前来易换，抚赏官锅404 口; 最多的万历六年某日某次，一次抚赏“买卖夷人( 缺名) ”官锅达 828 口。貂参方面: 仅据万历十二年( 1584) 三月《马市抽分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的不完全记载，该月有“买卖夷人”十八批次进入开原马市，共易换貂皮 5128 张，参2094 斤。其中最多的一次易换貂皮 1803 张，参 169斤。

“锅貂互易”是在万历年间 ( 1573 －1619) 开原三关三市形成之后繁荣起来的。开原马市的繁荣，逐渐取代了京城的朝贡贸易规模，使开原马市由永乐时期朝贡贸易体系的补充，变成为万历时 期貂皮贸易的中心所在。马市贸易比朝贡贸易更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生活，因而具有更重要的经济 意义。至此，一个以开原为中心市场，覆盖女真深处、连接蒙古草原、旁及朝鲜的贸易网络已然形成。

七、广锅成为清朝的皇家祭器

广锅与清代皇室的连结，与努尔哈赤家族的推崇有极大关系。努尔哈赤家族三代从商。祖父 觉昌安，又名叫场，是开原和抚顺马市的常客。据明代辽东档案所载，万历六年四月、五月和七月叫 场均率领夷人在开原马市换易猪牛粮布等物，最多一次带了 45 人到市。

叫场是建州都指挥使王杲的部属，王杲是在锅貂互易中垄断商路起家的女真首领。叫场负责 为王杲打理马市换易事宜，是带领女真部属出入马市、并在马市官方登记的头目。叫场对广锅的商 品价值自然了若指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失曾为指挥使，是祖父叫场的帮手，努尔哈赤自幼生长 在马市互易之家。万历十七年( 1589) 获都督佥事之职，并于万历十八年( 1590) 四月第一次进京朝贡，以后每两三年朝贡一次，积累了贡事和互易商品的经验。继而垄断部落内的贸易，“一貂一雉 一兔一珠一参，部落诸酋私攘私市者殊死，而奴( 尔哈赤) 只以一人专其利”。并逐步将建州女真所属的 500 道敕书集中于己，一举夺得抚顺马市的貂皮贸易控制权。最后灭亡叶赫部，将明政府颁发给女真各部的 1499 道敕书全部归入囊中。“太祖( 努尔哈赤) 自吞南关，尽并乌龙江上诸部，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

广锅在辽东各马市上的靓丽表现，使广锅在努尔哈赤心中占据了较高位置。万历三十七年 ( 1609) 清室筹建三陵( 关外的永陵、福陵和昭陵) ，即规定祭祀用的祭器采用广锅。皇太极于崇祯二年( 清天聪三年，1629) 始建清宁宫，在清宁宫建造神堂，其灶台即安放两口大的“煮肉接口广锅”，合清宫萨满教祭祀常献二牲之礼。清宁宫内还有“蒸糕广锅”“蒸稷米饭广锅”和“炒豆广锅”。另有双耳广锅用于清宁宫院中祭天时杀牲煮小肉饭之吊锅。崇祯四年( 清天聪五年，1631)开始在清宁宫祭祀。

清三陵和清宁宫祭祀礼制是清皇家祭祀走向正规化的标志。入关后，广锅更成为清廷指定御 用祭器，不仅关外三陵和清宁宫长期使用，更将明坤宁宫改建为萨满祭祀神堂，坤宁宫内的祭器也 一体采用广锅。清朝内务府每若干年就会在广东佛山镇采办广锅，用以更新清三陵和清宁宫、坤 宁宫的广锅。此外广锅也作为公主、驸马成家时的赏赐品。清朝皇太子大婚也指定广锅为祭祀用 祭器，用于煮牲。有清一代，内务府采办广锅制度严格执行了 260 年。( 另文论述)

八、结语 : 广锅的历史角色和社会价值

1. 广锅充市提升了辽东马市的商品价值

明代广锅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税商品( 每锅抽分三分) ，成为辽东马市有效的交换手段，成就了东北沿边墙十四个重要马市的长期运作，丰富了各族人民的商品生活，使辽东马市成为汉族与 女真、蒙古等族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场所，史称“当是之时，从开原而抚河、宽甸，皆有关市，诸夷颇 称宁懿。”而辽东马市二百余年间的存在发展，则成为明王朝在东北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正如 张心斋所言，“盖彼以贡市利于内者十之三四，辽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且赏费取诸市税， 既不请及帑银，赏数限有定名; 又不增诸额外，于怀柔之中，寓羁縻之术。各边之御属夷，未有善于 此者。”从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嘉靖以后辽东马市形成的“锅布－ 貂参”商品结构，组成了明代辽东马市最富价值的商品部分。

2. 广锅是明代朝贡体系的重要支撑

广锅与江南丝帛共同组成了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两大官物内容，是代表着明朝官府最高制作 水准的国家商品。为此各女真、蒙古首领把求贡市、易锅布作为长期目标来争取，终生不懈。明朝 拥有了广锅，就拥有了边关话语权: 臣服于我，广锅可稍市之; 犯边抢掠，则停贡闭市。明人早就指出女真虽众，但“各自为部，不相统一。又皆利我市赏，便我市易。我若闭关不与通，我布帛锅口田 器等项皆彼夷日用所需，彼何从得? 彼之牛马羊及参貂榛松等货，又何所售? 以此论之，弹丸开原， 实诸虏所资以为生，不但开原不当轻与虏绝，即虏亦不敢轻与开原绝。此事之机也。”明初永乐帝 曾称赞黄淮建议的“分而治之”的边疆政策“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而在“分而市之”的辽东经略 中，广锅作为羁縻政策的利器，嵌入到明代朝贡体制的母体中运作，广锅也因此成为明代朝贡体系 的重要支撑。

3. 广锅具有双重角色: 既是市场商品又是朝廷抚赏品

广锅本身是民营企业的产品，靠质量在市场竞争中上立于不败之地。在市场体系里，广锅具有 所有商品属性。价格随运输成本不断提升，万里行程之外，价贵于它锅两倍以上。然而，广锅也依 托明代朝贡体制确立的官锅优势地位，完成了市场销售的最后里程，成为明代铁锅中最有竞争力的 品牌。开原、广宁的广锅互市经验，也成为隆庆和议后明朝廷和各边镇积极效仿推行的“成例”，在 中三边和西三边开花结果。( 另文论述)

然而，作为抚赏品的广锅，部分运输成本来源于官府军费的补贴。广锅作为抚赏品到达女真、 蒙古贵族家庭里的实际成本，远高于其市场价格。因为官府介入后的许多实际支出成本，如广锅从 临清到辽东的船只海运、锅车陆运及运军费用，还有派出军队维护市场秩序的开支等; 均应包括在实际成本之内。抚赏品承担着服务于明朝国家体制的功能，因此，广锅被明朝廷赋予了更多的社会 价值。

4. 广锅是和平与文明的物质媒介

铁锅曾是女真、蒙古部落抢夺的对象，所谓“一锅端”，就是指与锅中食物一起抢夺的行为。“不市则抢”，曾是蒙古、女真对明朝限制市锅政策的反抗。然而，一旦停战开市，以广锅充市并做 抚赏，双方就专注于贡事和市事。诗云: “夷货即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赅。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隆万年间东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民族间的和平友好也成为主流。史称“东自海 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既贡且市，则无征战矣。”可见广锅充市乃是实现辽东息 戎的重要原因和物质基础。

广锅的价值还在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层面。作为明代最好的商品之一，广锅的充分供应，能提升女真族和蒙古族社会文明和家庭生活的水准。有了广锅，使得“胡中衣食居室悉如汉制”; 有了广锅，遑论煎炒烹炸，就是米粟“和肉煮糜”，都带来了无穷的饮食乐趣和健康生活; 有了广锅，还完善了清朝宫廷烹猪蒸糕的祭天祭祖文化。

所有这些，都推进了东北边区少数民族的文明进程，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和平带来福祉。广锅的 出现和销流，总是伴随着和平与互市。因此，广锅是消弭掠夺和战争的有效工具，是和平生活和文 明进步的物质媒介。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一九年第一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