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理斯曼丨性格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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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孤独的人群》

社会性格和社会有何关系？每一社会如何得到它所需要的社会性格？爱利克森在研究佑洛克部落的印第安人时写道：“…… 子女的培养体制……表示为纯洁无瑕的人创立态度结构的无意识努力，这种态度结构最适于部落特殊的自然条件及其经济和历史的必然性” 。

从“经济、历史的必然性”到“子女培养的体制”尚有一段距离。 许多研究社会性格的著作都努力缩短两者的距离，并指出社会最大需要的满足如何间接地通过最适于自己的活动得以实现。 弗洛姆简明地指出了一条联合社会和性格塑造的途径： “为了使社会正常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社会成员必须获得某种性格，从而使他们愿意按照社会成员或社会中特定阶层所必须遵奉的行为方式去行动。 他们必须愿望客观必然性为其准备好的事情。 外部的力量由内部的强制所取代，被人的导向性格特征的特殊力量所取代。 ” 可见，性格与社会的联系——当然不是唯一的一点，而是我在讨论中所重视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应当从社会促使个体与自己保持一致的过程中去寻找。 在每一社会中，这种确保顺从的方式都可追溯到人的童年，后来在成年经验中顺从的方式或得到鼓励或受到阻碍（没有哪一社会看上去有足够的预见性以确保难以预测的顺从方式能满足那些在生命各个阶段顺从社会的人）。 顺从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性格，例如创造方式是社会性格的重要部分，如果没有创造性，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将很枯燥，然而却能生存下去，但没有顺从的方式（即使以反面的形式出现）人们则不能生存下去。 虽然了解了这点，但我仍把顺从方式与社会性格一词交替使用。

在本书里，我们要讨论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两次革命以及这两次革命与西方人的“顺从方式”或“社会性格”的关系。 第一次革命在最近的4百年间荡涤了统治人类大部分历史的以家族或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 这次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政治革命等。 当然，这次革命仍在进行着，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次革命正让位于另一种革命——即随着从生产时代转向消费时代而产生的全面的社会演变。

我们对于第一次革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述语中对之有了许多的介绍，我们在此不打算对之进行新的描述，只打算进行一些新的评价。 第二次革命业已刚刚开始，它已经引起许多当代观察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及评论家们的极大兴趣。 对之的描述和评论仍然是众说纷纭，确实，许多人仍执着于第一次革命，尚没有为讨论第二次革命发明各种概念。 在本书里，我将就深受第二次革命影响的某些社会阶层的性格和处境与第一次革命中类似阶层的处境和性格进行一番比较。 从这一观点来看，可以简明地说，第一次革命摧毁传统的封建社会的过程与现在的革命颇有些类似。

我所采用的范畴之一取自人口学。 人口学是一门研究出生率、死亡率、社会中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目，以及按年龄、性别和其他变量所规定的人口分配情形的学科。 我们试图探讨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口变化与某些社会和性格演变的关系，研究两者的因果联系。

尽管缺乏中世纪人口的可靠数据，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曲线呈特殊的S型（越是接近西方文明的国家，其人口发展也就越趋近于 S 型）。S 曲线下端的水平线表示整个人口增长很慢或根本不增长，出生的人数等于死亡的人数，两者都非常高。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年轻人占据总人口的很大比例，而平均预期寿命也很低，所以世代转换异常快。 人们称这一社会处于“高度增长潜力”的阶段，一旦有某种因素降低了非常高的死亡率（如粮食增产、卫生设施改善、对于疾病原因的认识等），必然导致人口的快速增加，产生人口爆炸。 西方社会自十七世纪开始出现这一现象。 人口剧增以欧洲最具典型，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居住的国家也很常见。 这一人口剧增现象可以用S曲线的垂直 线来表示。 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阶段为“过渡时期” , 因为出生率随着死亡率的降低而波动，然后，人口增长率也降低。 人口统计学家开始从人口中中年和老年人的比率增加考察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 早期人口减少。 这一阶段的社会特点可以由S曲线上端的水平线来表示，在此，曲线同样表明了第一阶段那样的整个人口增长的减少，但这一现象是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的缘故。

人口曲线不是某种人口增长的理论，而是对西方社会以及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地区所发生的人口变化情况的经验描述。 如果曲线继续延伸下去，情况如何？ 近些年来，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口的变化似乎不象上述总结得那样简单、明白，“初期人口减少”并没促进人口本身的减少，出生率又呈现重新上升的不稳定状态，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如果说生育、生活、生存机会、人类的需求与供应，人类的生活空间、市场的规模、儿童的作用、人们对生命力和衰老的社会感受以及其他无数基本条件的改变不能影响人的性格，那简直令人吃惊。 事实上，我认为，人口曲线中的三个不同阶段显然反映着依照各种方式塑造社会性格和促进顺从性的社会条件。

在“人口高度增长潜力”的社会，其典型成员的社会性格表现为： 顺从性来自遵重传统的内心倾向。 我用“传统引导”这一述语表示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因为这种人生活于一个依赖传统引导的社会中。

在人口增长过渡时期的社会，社会成员的社会性格表现为： 其顺从性来自早年生活的内化目的。 我把这种人称之为“内部引导”型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依赖内部引导的社会。

最后，在初期人口下降阶段的社会，社会成员的典型社会性格表现为：某顺从性来自对他人的喜爱的敏感。我称这种人为“他人引导型”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依赖他人引导的社会。

在开始描述这三种性格和社会的“理想类型”之前，请允许我指出，我们不打算详细讨论上述划分，当然，在一个人能够证实人口阶段和性格类型之间的联系之前进行详细分析是必要的。上述人口曲线理论不过为我们探索无数制度上的因素提供了一种速记，这些因素或原理通常通过“工业主义”、“市俗社会”、“垄断资本主义”、“都市化”、“理性化”等词汇强烈地表现出来，因此，当我把人口增长过渡期和初期人口下降期与性格、顺从的转变联系起来讨论时，我并没把这些阶段看作神奇的和详尽清楚的解释。

我上述指出的各种制度因素既与复杂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因素有关，也与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事实本身有关。从我的设想来看，根据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社会是非常可取的。因此，克拉克（按照经济发展把社会划分为“原始时期的”、“第二时期的”、“第三时期的”（第一阶段是指农业、畜牧、渔业、采矿时期，第二期是指加工制造业时期，第三期指贸易、交通、福利设施阶段），这种划分与人口统计学所划分的三个阶段正好相互对应。在高度增长潜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时期”占主导（如印度）；增长过渡期社会则对应于第二经济时期（如苏联），初期人口降低阶段则对应于第三经济时期（如美国）。当然，各个国家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特点上并非这样一致。不同的团体和不同的地区反映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社会性格则反映着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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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秦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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