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乡土教本》及其作者谭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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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孝水杂谭

《博山乡土教本》出版于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由新民书店铅石印刷社石印，博山第一小学合作社发售，定价大洋六角。全书共两编，分上下两册，六十个目次，四万余字。系统地记述了博山县的建制沿革、人口物产、山川河流、工商农林、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是一部颇有价值的乡土教材。书中附有插图若干副，如颜文姜墓、二女泉等，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博山乡土教本》又叫《博山乡土志》，虽使用志书的体例，但作为当时的儿童启蒙读本，其文字简洁，通俗易懂，已有简单的句读，接近于白话文，在当时那个时代，实属不易。

谭继熙（1880——1952）， 字景文，博山县七区西石门村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考中秀才，开始了教育生涯。

初在本村私塾，后在淄川王氏私立小学、博山报恩寺小学任教员达26年。1928年，他应博山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贾慕夷的聘请任该校史地教员，历10年，一面教学，一面搜集资料，写成《博山乡土教本》一书，受到山东省教育厅的通令嘉奖。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博山城后，他回家侍奉老母3年。1941年他重回博山城里在徐氏私立小学教书，后任博山矿业小学校长。1947年，他因病去青岛就医，后转重庆治疗，1952年返回故里病逝。时年73岁。曾在续修《博山县志》中担任第七区责任采访员。1987年9月出版的《博山教育志》第十二章《教育人物》仅收录两人传略，其一为和尚坊村写出《欧战华工日记》的孙干，其二就是谭景文。其内容与《博山区志》人物大同小异。

谭景文一生从事教育，又参与续修《博山县志》等地方资料的编纂工作，其驾驭、使用语言的能力老到简洁，避免了一般志书的枯燥无味，简洁生动，使人一目了然。

如其在描写琉璃时这样写到：“琉璃一物，半属自然，半属使然，无天生为琉璃的”，短短数语，便把琉璃的性质描述得清清楚楚。又如“石炭出井，大块叫（gong石共），细屑叫末。末再烧炼使坚叫做焦。焦火纯青，不烟不臭。”什么是（石共），什么是末，什么是焦，及焦碳的性状，仅用二十余字，便明明白白，无一赘字，可谓字字如金。

十年磨一剑。《博山乡土教本》正文加参考、注释虽仅4万余字，却系谭景文利用工作之余，在10年的时间内写就，许多细节，虽了了数语，却倾注着谭老先生诸多的考据和论证，为后人省去了许多考究之苦。“考博山的命名，含有两层意义：第一，为着县东南有博山，故以山名县。第二，为着县境尽山，博山具有多山之意。”博山地名的由来，一目了然，毫无拖泥带水之感。而在论述淄河源头方面，却又不惜拿出3个目次，旁征博引，设置疑问，直至得出“纵览各家记载，详察山水本源，既知今之禹山，确为淄水的滥觞”之结论，这其中，不知凝聚了其多少灯下考究之苦和实地勘测之累。

谭景文虽然是晚清的老秀才，但其思想开明，对待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抒发自己的见解。如在《武备（一）》中，他这样评述刘德培起义：

谈起德培的革命，很叫人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感想，且论人当原其心，成败待算了甚么？德培当称帝时，有一楹联如下：“仗一旅直捣幽燕。扫清灭洋，再睹尧天日月。藉片土暂安齐鲁。除残伐暴，重整汉室江山。”味此联的意义，德培之名，当时虽落得一个逆字，观其心迹，不很堪大白于天下后世吗？

而比《博山乡土教本》还晚二年出版的《续修博山县志》在记述同一事件时，则为“同治元年，淄川刘德培以抗漕事聚众，据淄城与清廷抗……”，相形之下，其语言中规中矩，枯燥无味，显然要逊色得多。

《博山乡土教本》又名《博山乡土志》。作为一部地方志，它与其他志书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其画龙点睛的议论。如其在写河流利害时尖锐地指出：“可惜凿井灌田之风，尚未十分通行，徒叫人发生人无进取，地未尽利的感想。提倡他，奖励他，职司建设的人，不知也顾念到这个地方没有？”作为一名吃公家饭的小学教员，能够在言论缺乏自由的时代向当政者提出如此直白的建议，没有十足的胆量，是难以下笔的。

尤其让人敬佩的是，该书出版时，虽在“七七事变”前六年，谭景文已充分认识到日本对中国民族手工业的巧取豪夺，压榨剥削。其在《蚕业（二）》中这样描述当博山养蚕业的情形：

无如日人资本雄厚，压迫有方。今铃木、钟渊各丝厂，又在车站一旁，设烘茧厂所，规模尤为宏大。不惟博山新茧，几被其全数吸收。就是新泰、莱芜等县之茧，十之八九，也是归其网罗。并且鬼蜮性成，才买时便昂其价格，称亦公平。待茧贩运到大宗时，忽又低落其价，称反高昂。茧贩迫于蛹将化蛾，只得任其盘剥，忍痛售给。和日人交易的，不多半是赔累不堪么？

谭景文不仅看到了日本人垄断、盘剥博山蚕农的现实，视日本人为“鬼蜮”，而且明智地指出了蚕业发展的出路，：“博人若从速组织烘茧炉与小框，自烘、自缫、自卖，庶不受日人的胁制和压迫。”其爱国之心，天地昭然。不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是否读过此书，又有何感想和对策。

而在《琉璃（一）》中，他的这种认识似乎更加深刻，其语言也更加直白，几近于呐喊：“外洋科学的昌明，就琉璃颜料说，已统统被其垄断。举一反三，我中华被其科学所征服的，仅此区区一颜料吗？猛醒！奋斗！庶有豸乎！”

书名的题写者国斯铭（1887——1956），字育东，晚号颜山老农，无挂碍等。博山县刘家台村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初毕业于博山县单级师范教员讲习所。执教乡里蜚声士林，旋提为劝学员，后又擢为县劝学所文牍。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在县教育局文教科任职达20余年。“七七”事变后，他奔走抗日，先后动员子侄五人参军。1939年秋博山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任县政委员、瓦泉抗日完小校长等职。建国后，虽年届古稀仍执教于北博山完小，被选为县人大代表。1955年遭诬告蒙冤入狱，次年元月获保释就医，当年含奋卒于故居。1984年得平反昭雪。国育东先生诗书文俱佳，曾与谭景文一起参与续修《博山县志》的编纂工作，被列为襄纂，实与谭景文等人为主要撰稿人。《河流志》、《山川志》等序文多出其笔下。其诗文著述经兵祸及文革之灾后，现存不足3万字。所存之作，多记述历史掌故、地方风情，为不可多得的地方文史资料。其书法功底厚实而自成一体，金牛山巨型摩崖石刻“云路”及马鞍山烈士碑等皆为其手迹。

该书编者之一王凤藻，字采如，博山人，清拔贡，高等学堂肄业，民国元年——十一年任劝学所长（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局长），在续修《博山县志》中担任分纂。校订者为张兰洲、李时安。张兰洲，名坊伦，博山县人，曾任博山及巨野建设局局长，在续修《博山县志》担任第七区名誉采访员。另一校订者李时安则因资料缺乏，不可考。编辑整理此书使用的版本，系我区文史学者马传政先生所珍藏，由谭景文手赠国育东先生，后由国育东先生赠予其学生马传政。正如马传政先生在1978年的题跋中所言：“故视如拱璧，冒险珍藏，不肯轻易示人。今两先生先后早归道山，抚此劫余之物，不无沧桑之感耳。”此书前面凡例部分有所遗失，第五十九目后半部分（参考：昭阳洞部分起）及六十目系已故原博山文管所副所长王延恕先生补抄。

马鞍山

谭景文先生的故乡是淄川区口头乡的西石门村。笔者曾怀着仰慕的心情，想到这里寻找谭老先生的些许履痕。然而，世易时移，诺大的村庄，连村里的长者对其都没有丝毫的记忆。感叹之余，一种令人欣慰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一部《博山乡土教本》，不正是一座根植于心的无字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