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最后的日子

　　石鲁

　　（1919-1982）

　　长安画派创始人

　　一位旷世奇才

　　以“乱、黑、怪”而著称的国画大师

　　前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国际书画收藏家称石鲁乃中国的“凡·高”

　　他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

　　文/魏雅华

　　初识石鲁

　　说起石鲁，就想起“文革”那时我与石鲁真如鲁迅诗云：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那些日子令我刻骨铭心。

　　最初认识石鲁，是从他的《转战陕北》。1964年建国十五周年画展上初读此画，我便为此作的气势磅礴震撼不已。它在技巧的创新上，是中国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石鲁 《转战陕北》

　　233cm×216cm 1959年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接着，我又见到了石鲁的巨幅神品《东渡》，那是石鲁艺术作品的又一个高峰。在中国画的人物画上，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画既没有专门的院校，也没有专门的画院，更没有专业的人体模特，所以中国画在表现人体上，解剖不准，对骨骼、肌肉的表现扭曲浮浅，远不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画对人体的表现力相比。

　　石鲁 《东渡》

　　石鲁的《东渡》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画对人体的表现力，石鲁用中国画表现岩石的焦墨枯皴技巧，来表现人物的肌肉骨骼，表现力让人震撼不已。我对石鲁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如高山之仰止。

　　然而真正让我动情的，是在“文革”之初。

　　《王同志來了》 石鲁 1953年

　　120×100厘米 纸本设色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一次，我偶尔路过陕西美协，进到美协大院，在美协那破旧的院墙上，读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石鲁的大字报。那幅长达五六十米的大字报，抄录了石鲁的《旅埃日记》，文字之美使我只看了几行，便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了上万字的《旅埃日记》。

　　我的感觉是，石鲁不仅是大画家，还是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石鲁 埃及男人像

　　我见到石鲁是在他的家中。

　　那天，石鲁夫人闵力生约我到她的家中做客。

　　闵力生对我说，石鲁老了，老了！“文革”开始前，石鲁简直就是个小伙子。

　　她说这话，我信。

　　那一年，石鲁才不过48岁，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而已，可看上去已老态龙钟，仿佛七十多岁的人了，长得很长的头发，胡须花白，一脸病容。

　　闵力生对我说，石鲁老了，老了。一下子老得不像样子了。他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了。

　　石鲁 高山仰止

　　在“文革”中，“现行反革命”是天底下最大、最高、最重、最可怕的，可以杀头的大帽子。“文革”十年，那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是一个既标榜言论自由，又可以因几句话，便会招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的时代。那是一个建国已快二十年，却连一部《刑法》这样的国家二级大法都没有的时代，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时代。

　　我问：凭什么?

　　她说：《转战陕北》。人家说，他污蔑毛主席，说他是暗指“悬崖勒马”。他又出身大地主家庭。

　　那个时代，是个可以很坦然地指鹿为马的时代。难怪巴金会写出为不能讲真话深深的反省和自责的《随想录》。

　　石鲁 陕北秋色

　　她对我说，石鲁原名冯玉珩，又叫冯悭兰。因崇拜石涛和鲁迅，遂改名石鲁。她对我说，她与石鲁是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她在文工团，是个演员，演过歌剧《白毛女》中的杨二嫂。她说这话我信，到现在，她还保持着细柳腰身。

　　那天，天阴得很重，屋里很黑。石鲁拥被坐在床上，精神很不好，看看我，他那因被打而缺了许多颗牙的嘴，冲我笑笑，算作礼貌。那天，我们都很压抑。

　　我很难过。唉，石鲁啊石鲁，这就是我敬仰如斯、崇拜如斯的、不幸的石鲁！

　　石鲁小屋

　　我再次去探望石鲁，石鲁已搬到了对面的小屋。那仍是间民居土屋，狭长狭长，宽不过两三米，长却有二三十米，真的是间画廊了。屋子极整洁，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已布置成了画室，长长的粉墙上有许多镜框，里面有画。让我喜欢不已。那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了。

　　石鲁的气色好多了，他让我坐，我却遍视屋中，不敢落座。原来，所有的桌凳椅上，都摆着非常精美的端砚，我何敢落座?岂不有辱斯文？

　　石鲁却笑，说，坐呀，这石头上光滑冰冷，坐着不是很舒服吗?

　　我说，我还是站着吧，还是站着舒服。

　　我俩皆大笑。

　　我看墙上的画，那是石鲁的陕南写生组画，有二十多幅，山水人物花鸟，都极尽精美，若非先生落难，我何以能见如此神品?可惜，此后的四十多年来，至今石鲁的这批陕南写生画作，再也没有出现，人间蒸发了。

　　奇怪的是，石鲁在这些画中的飞白留白之处，不仅写了许多字，还有些英文。从当时看，这些字似乎写得不是地方，且莫名其妙。中国画中的飞白留白是极讲究章法的，是中国画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透气孔般，是不可随便填堵的。并且，在中国画上用毛笔写英文，也有点不伦不类。我怀疑当时石鲁的“精神”已有些不大对头。

　　当然，也很可能，石鲁便是石鲁，石鲁有他的变异，如同毕加索一般。非常人所能看透看懂，若非如此，便不是石鲁了。可惜的是，这批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也无法研究那一时期的石鲁画作，和那一时期石鲁的思维之谜了。

　　《暴风雨中的雄鹰》

　　我曾看过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片头打出的编剧，居然是画家石鲁。六十年代中国每年出不了几部电影，所以，能有一部电影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我问石鲁：你怎么会写电影剧本?

　　他说，那是去青海采风，遇到大雨，道路被冲毁了，被困在一个小旅店，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无事可做，便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边的事，便不知道了。

　　他问我：拍了吗?上演了吗?

　　我说，我都看了。

　　他惊讶地说：是吗?

　　他又说，后来，电影厂把修改后的本子寄给他看，他看了，改得一塌糊涂。他说，那不是我的本子，我不承认那是我的本子，跟我没关系。

　　我看过那部电影，的确不怎么样，是部很平庸的片子，难怪石鲁不认。

　　我问：片酬拿到了吗？

　　他说，拿到了，给了1万块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万块钱是一笔巨大得让人不敢企盼的财富。我那年一个月工资才拿42块钱，可就这42块钱，我一个人的日子还过得蛮滋润。

　　石鲁说：我拿了那1万块钱。当即用8000元买了宣纸，剩下的，请美协的同事们吃了顿饭，便差不多花完了。

　　买了8000元的宣纸？那年头儿的宣纸，8000元几乎能买一卡车了。石鲁让我看他摆在柜子下面的宣纸，的确很多人文石鲁作品很多，而且都是质地很好的、很厚很薄的高档宣纸。我不曾见过的那么好的宣纸。“文革”当中，不仅中国画被连根铲除，连宣纸都买不到了。

　　过了几天，我去了另一位西安的大画家蔡鹤汀处，闲谈中谈及宣纸，我说我在石鲁处看到石鲁藏了许多很好的宣纸，蔡先生便说，代我问一下石鲁，看能不能让一点给他。我对石鲁说了，不想，石鲁竟回答说，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再说吧。此话便到此打住了。

　　宝石戒指

　　“文革”的年头，人们的穿衣戴帽都得当心，稍不留心，都会招来灾难。

　　可石鲁的形象却依旧那么卓尔不群。一头雄狮般的长发不说，手上还常戴着枚很爽气、很豪华的大号宝石戒指，他见我看得很稀奇，便对我说，这戒指是假的。那块很像祖母绿的大宝石，不过是个玻璃弹球，而有点发乌的金架，是他用铜丝弯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简直能以假乱真。

　　美协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单位，如果没有外人来捣乱，总是风平浪静。1967、1968年那阵儿，红卫兵造反派为了“保皇”和“造反”打得死去活来，顾不上美协了，倒也清闲。

　　石鲁的画室里有许多罕见的物件。

　　石鲁用的毛笔，造型怪异，大都不是在商店里能见得到的。石鲁说，我用的笔都是我自己到毛笔厂亲自定制的笔。

　　石鲁用的大号提笔很奇怪，杆很细，笔头却很大。他说，你知道这枝用来勾勒线条的笔，用的是什么毛吗?是狮子的胡须。世界上最好的用来勾勒线条的叶筋笔，是用非洲狮子的胡须作成的。看来，我这辈子难以用上了。

　　石鲁画章

　　石鲁的遗作最让后人大惑不解的是，石鲁画上的用章，竟然不是盖上的印鉴，用的也不是油泥，而是用笔和国画颜料画上去的，在非常讲究篆刻艺术的中国画上，书画印合一的中国画上，画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石鲁的破格成为石鲁画真伪鉴定的一大难点。

　　可我亲眼看着石鲁在他的画上画章。画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石鲁还边画边说，拿个戳儿盖上，岂不是跟收挂号信似的，谁都能朝上盖，怎么能保证画是真的？

　　最后的日子

　　1968年后，石鲁的健康每况愈下，几次住进精神病院。

　　我每次去，石鲁总是希望我能多呆一会儿，多陪他一会儿，像是全世界都抛弃他了，满世界他就我这么一个敬爱他的，可以倾诉衷肠的人。我觉得老人的确很孤单很寂寞很脆弱，于是，我便常常一屁股坐下，与石鲁聊到深夜，谈艺术谈绘画谈文学谈美学谈哲学。我们俩像约好似的，绝口不谈政治。

　　到七十年代末，石鲁已不能吃饭，一吃就便血，我却并不知道他已患上了癌症。那时人们似乎对癌症也所知甚少。他对我说，我现在就靠啤酒过日子，不吃饭，喝啤酒。他说，啤酒挺好，液体面包。他招待我，也是啤酒。我们俩酒量都不大，两瓶啤酒对饮到深夜。

　　在畅谈中我常发现，这位旷世奇才的确精神常出问题，他问我，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达·芬奇，列宾就是拉斐尔，列宾就是毕加索。那是他在国外流浪时所用的化名。他又问，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康生，就是江青。说着说着，思维逻辑便出岔了。

　　连续的批斗、毒打、游街、挂黑牌，残酷的身心摧残，石鲁的精神完全垮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976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石鲁的家中又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让石鲁不胜其烦了。

　　此后，我便绝少去石鲁先生处了。1982年，石鲁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终年63岁。和石鲁交往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