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问题的哲学分析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比如：金钱买得到房子和车子，却买不到健康，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假如有健康、100万和多活一天的两种选择，对生活充满憧憬的人会选择健康和多活一天，而对生活感到消极厌世的人会选择疾病、死亡和100万，但100万买不到多活一天的生命。在市场经济和货币交换的现代社会，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却是万万不能的，市场和货币符合经济哲学交换论的等效原理。人们都懂得金钱买不来健康的道理，但为何“血统高贵”的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没有科学技术的社会却是万万不能的？比如：美国医科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无论是应用医学的外科手术、牙科和眼科，还是理论医学的分子遗传学、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是如此，但发达的美国医学并不能阻止新冠病毒的扩散，目前的感染人数趋近3000万，死亡人数达到了50多万，为何美国成为全球抗疫表现最差的国家？这只能说明具备“火星救援”实力的美国在社会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响应和社会动员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
科学家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说词，经过反复论证的事实才能成为主要的科学证据。科学家和科研人员也有“犯迷糊”、信口开河的时候，比如：香港响当当的医学家袁国勇发表过一种观点：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的说法绝无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袁国勇既没有个人“单刀赴会”、也没有随世卫组织的专家赴美，在美国实地调查与病毒相关的病例和传染源，如何得出美国“绝对可靠”的结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数量多、分布广、生物安全防范存在漏洞，已发生过多起生物灾难的病毒泄露事件，特朗普和拜登当局一直拒绝世卫组织专家赴美的调查取证工作，不能不令人产生“心里有鬼”的疑问。目前美国疫情仍呈扩散态势，袁国勇也不敢冒被感染的风险，实地调查后以证实自己的说法。
提出将武汉“封城”解禁日定立为抗疫战胜利日、在武汉建一座抗疫战胜利纪念碑的建议，这反映了一部分网民的心愿，但一些平台内容的编审人员可能认为讨论“胜利日”和“纪念碑”的话题过于敏感，凡是敏感的话题最好拒绝在网媒平台上“露面”。很早就有一部分网民不赞成筹建战“疫”情纪念馆的提议，原因很多，诸如：疫情是灾难性的悲剧，怎么能当成喜剧性纪念和庆祝胜利？一些外国媒体和偏见人士“找茬子”，一直都在把疫情的责任往中国推，收集纪念馆的“原件”可能成为不怀好意外国人士指责的“证据”。武汉人民在1954年战胜了一场波涛汹涌的洪水，在武汉关建了一座雄伟的抗洪胜利纪念碑，洪水爆发是一场自然灾害，新冠病毒终归是一种自然灾难。一些外国偏见和敌意人士发表的看法不是我们决策的依据和出发点。中国人民在艰巨的抗疫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最终取得了抗击新冠病毒自然灾难的伟大胜利，无论是逝去的同胞、还是抗疫群英谱，我们都难以忘怀，抗疫事迹值得铭记！

“狡猾”有时表现了某种聪明的智慧，西方文化有一种“狡猾现象”，无论是把国内政治的失误不遗余力地推向国外和国际政治，还是不同政治派别围绕着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话题争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言论表达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不会因为时局的紧张而动用特别的管制和“崩紧”民众大脑的“弦”，也不会因为时局的宽松而减轻法制的法码和“放纵”民众社会行为的自由。文化的宽松和宽容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激励民众创新意识的“法宝”，这是他们从近代社会以来涌现无数发明创造和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屡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早日建成创新型的国家，我们的思想可以再解放一点，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毕竟我们是在全方位地赶超工业化、信息化的西方国家。
有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出了英语考试“取消论”的议案，理由是英语教学成果应用率低，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软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翻译技术。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课，不将英语和其它语种设为高考的必考科目，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非官方的外语考试。取消英语作为高考的必考科目，相应地也会取消英语作为中考的必修课，取消英语必考科目容易，组织英语和其它语种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素质教育”会非常困难。取消英语和其它语种的主科地位，确实能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未必能纠正应试教育“从早忙到晚”的本质问题。英语考试“取消论”是好消息，但到了新东方和新航道、猿辅导、作业帮和学而思等教培机构就变成了“坏消息”，流失一大批生源意味着损失一大块收入。
假如得到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参加全国“两会”的机会，那么我最想提出的议案是什么？也许我会提出在某些城市开展取消商品房“限价”的试点工作，为何建议从房地产的“三限”——限购、限贷、限价改为“两限”——限购、限贷、不限价？这是因为限价新房、不限价二手房产生了新市场经济时期的“价格双轨制”，在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出现了热点新盘“万人摇”的奇观，买到即赚到的购房心态在大城市居民中蔓延，散漫的购房消费被集中起来，正常行为的购房消费被非正常地提前释放。楼市限价必然带来土地限拍，土地限价不利于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的“财政吃紧”状况，地方政府“缺钱”，城市建设、民主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教师涨工资等各项开支难以维持。“限购”考虑了无房户和人才户的需求，“限贷”化解了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而“限价”却扭曲了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弊端包括信号不灵和各种“投资取巧”，比如：假离婚骗“房票”，开发商觉得亏了，不是减配，就是偷工减料。

透明售房网显示，杭州的二手房存量达到了13万套，新房的热销和二手房的冷清形成了很大反差，杭州的房源并不紧张，放开价格管制只会导致“双轨制”的消失，价格机制回归正常的轨道，不会产生“无房可卖”的极端稀缺市场。买不起高价房的居民“限价”后还是买不起，何不让买得起的居民多付出新房和二手房的差价？这不失为一种调节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差距的手段，“限价”不见得为低收入者带来“看的见”利益，限地价使地方政府损失了土地收入，限房价使地方政府损失了税费收入，而不是所有大城市都达到了深圳财政主要依靠科技产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