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王志民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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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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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齐鲁文化；文化重心；人文圣地

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各地的贡献均有差别，各个时代也有不同的重心所在。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尤其是被当代学者称作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独特贡献。有专家认为：“以孔子来代表枢轴时代的中国思想方式可谓事所当然”。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分析这一“重心”形成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史前夏商的孕育期；二是齐鲁立国的奠基期；三是春秋战国的形成期；四是秦汉时代的结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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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是奠基于山东这一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上的。自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发现龙山文化以来，大量考古挖掘发现，以泰山周围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是一个由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依次组成的自成序列、独立发展的高文化区，而最早发现的大汶口陶文及龙山文字陶片、大量规模不等的龙山文化城遗址以及传说中大量有关上古泰山宗教文化的记载，都证明：山东地区确是一个发展程度很高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

山东在夏商时代是邦国林立的东夷古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型贵族墓葬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随葬品，尤其是其中在全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的苏埠屯“亚醜”青铜钺和大辛庄大量刻有文字的卜骨证明：“墓主人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前者是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殉人最多的贵族葬地，后者则是自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104年后的第二次大发现。结合商末分别占据潍淄流域与汶泗流域的两个东方大国薄姑与商奄起兵反周的史实来看，齐、鲁被分封于商代两个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区域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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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重心”地位的形成，应始于齐、鲁的分封建国。周封天下，特重齐、鲁。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将姜太公与周公这两位灭商统帅和安邦首辅分封齐、鲁。

齐、鲁形成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之地，固然与其自古以来形成的深厚文化基础密切相关，而其发展的契机则与商周之际的巨大社会变革有直接关系。周灭商，从中国民族早期形成的关系角度看，是夷夏冲突中，处西方黄土高原的夏对东方夷的胜利；从社会变革看，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在这场变革中，作为殷商东方重镇的薄姑与商奄，因其对周政权的激烈抗争而使泰山南北这两个殷商旧势力之地更显出其极端的重要性。周公东征灭奄与薄姑的胜利，为齐鲁建国向“重心”地位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周王室分封齐鲁是富有远见的政治之举。大约他们已经感受到东方殷商势力的反抗是一场文化革命，周统治者为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有意在东方建一个文化据点，自然就选中了汶泗流域的鲁地。

从封主分析，周封齐鲁，在军事与文化两个方面用心深远。封姜太公于齐，意在建立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封周公于鲁，则意在承传发展周文化于东夷之地。周封齐之后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而封鲁之时，则特别将一些传世文物、典策、器物以及主持王室祭祀的职业官员配送于鲁，使仅供周王室使用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王礼”。这些做法都在立国之初为齐鲁奠定了成为东方文化重镇的深厚基础。

齐、鲁立国之后，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发挥各自的文化优势，大大提升了形成“重心”的文化基础。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奠定霸业基础；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礼义之邦。这都为春秋战国之世，齐、鲁成长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准备了条件。

春秋之世，王室衰微，列国争霸，这为区域文化发展和齐、鲁发展成中华文化“重心”带来了新机遇。齐、鲁两国一骋霸业，一兴礼乐，共同构筑起文化重心地位。

鲁之所以成为礼乐文化中心，首先在于它秉持周礼，以礼治国，各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齐桓公欲伐鲁，大夫仲孙湫劝止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因秉周礼而不可伐，清楚说明了鲁在当时列国中的文化地位；其次，鲁大量保存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礼乐典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乐工为其演奏诸侯各国俗乐十三《风》及《小雅》、《大雅》及《颂》乐，让季札甚为惊叹。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看了礼乐陈设及典章图志，盛赞“周礼尽在鲁”。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然后乐正”；孔子之时，鲁有存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整理，“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成三百篇之《诗经》。可见，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典籍器物保存、还是在文化人才的聚集上都是集大成之地。周代的礼乐文化确已集中到鲁国，鲁成为周礼文化的代表及重心所在。

与鲁国以发展礼乐文化、提升“重心”地位相映成辉，齐国以霸业成为当时诸侯各国政治、文化交往的中心。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于春秋前期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其对文化的提升在于：称霸是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要内容。正如孔子所赞许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其霸业成为一种备受称赞的“仁”举，主要靠的是诸侯会盟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战争。

从会盟的内容看，虽有政治、军事的，但主要还是文化的。管仲认为：齐桓公是“以礼与信属诸侯，……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而《孟子·告天下》则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的一些具体条款，如要求诸侯“诛不孝”、“尊贤育才”、“尊老慈幼”等。这大致可以说，所谓齐桓公称霸主要是在文化上称霸了。所以，清代学者马骕总结齐桓霸业的盟会是“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亦仁义”。而他的征伐主要是针对“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的局面。南伐荆楚，北征戎狄，目的都主要在遏制南北方落后民族对中原文化的掠夺性破坏，“把当时中原的诸侯国组织起来，并逐渐消除诸侯国之间的界限，这是统一中华民族的一个步骤”。齐桓公之后，齐国国势的发展有起伏，但终春秋之世，始终为东方一霸，至齐景公有“复霸”之称，国力强盛，城市繁荣，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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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孔子的出现将齐鲁文化的“重心”地位提升到一个新阶段。而孔子一生的活动与贡献，又为其后战国时代齐鲁文化重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奠定了基础。

一是孔子开中国私学教育先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跟“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标志。他以“有教无类”授徒讲学，弟子多起微贱，开“平民以学术进身而预贵族之位”的先河。私学之风一开，有识之士大量涌现，为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兴起和礼贤下士之风的形成奠定了人才基础。二是孔子借重鲁国丰富的文献典籍，整理三代以来古文献，编定“六经”，打破了历史文献典籍被贵族垄断的局面，使之走向社会，传之后世。这就使齐鲁成为三代以来历史文献汇萃整理之地、传世经典产生之源，为战国诸子百家提供了文献基础和私家著述的典范。三是孔子为齐鲁之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史记》记载他有弟子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有72人之多，而孔子弟子中以鲁人与齐人为最多。据有关学者考定：仅传之后世而知其名者，就占70%以上。弟子又教弟子，有“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之盛况。可见，在齐鲁之地形成一个其他区域难与比及的人才培养基地。

战国以降，大国争雄，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此时期，随着齐、鲁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及列国纷争形势的造就，齐、鲁的文化“重心”地位进一步显现出来。其展现之一就是诸子多半出齐鲁，齐鲁成为诸子之源。

《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其学派主张传之后世、主要代表人物可考者，主要有六家：儒、道、法、墨、阴阳、名家。从其代表人物来看：儒之孔、孟，墨之墨翟，都是鲁人；阴阳家之邹衍、邹奭，都是齐人。儒家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久居30余年，实可作齐人看。其余三家，亦与齐鲁关系密不可分：老、庄，虽皆非齐、鲁之人(庄子一考为现今山东东明县人)，但《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类，列伊尹与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也将《管子》列入道家，这反映出在老、庄未出现前，道家思想萌芽与齐国有更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太公封齐，以道术治国，太公与道家关系渊源有自；同时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在齐国稷下学宫，齐人田骈、接予以及环渊等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甚为密切。佐齐桓称霸的管仲就是一位法家的先驱人物。齐国有一个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其思想大多集于《管子》一书中。荀子的思想及理论体系受齐国法家学说的影响相当大，其发展孔子之礼学，“隆礼而近法”。而正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成为法家集大成者。已知名家代表人物中，邓析是郑人，公孙龙子是赵人，另两位名家学者尹文和宋钘则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曾在齐国久居。可见，道、法、名三家与齐鲁文化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是说来，说百家诸子多出齐鲁，实为的论。

重心地位的展现之二为百家争鸣之中心在齐鲁。钱穆有《稷下通考》一文称：“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魏文侯为三家分晋始封之侯。其拜孔子弟子子夏为师，礼贤下士，开战国养士之风。曾有十多位贤人汇聚其门下。但其封侯三十八年，时当战国之初，诸子学派尚未形成，难于形成百家争鸣中心。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影响整个战国之世，人数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展开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汇聚了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稷下学宫被称为田齐政权官办的大学堂，其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百家学者之多、影响之深远，都远非魏文侯及以“四君子”为代表的私人养士者所能望其项背。稷下实际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术活动中心，也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郭沫若评价“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并认为“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战国诸子之中，儒墨并称“显学”，也是齐鲁“重心”地位的重要展现。这两家源于齐鲁、兴于齐鲁，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其共同特点，一是弟子众多，所谓“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二是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三是影响巨大，《吕氏春秋·当染》称赞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四是品次极高，儒家之中不仅产生出如孟子、荀子、子思、曾子等儒家大师，还产生出众多传播、发展孔子思想的“圣贤”之人，如七十二子等，墨家学派也产生出禽滑厘等著名学派领袖人物。

就儒、墨两家来看，其称“显学”，实为两大品次极高的智力集团：儒家重教育，主要培养思想家、教育家；墨家重实务，则主要培养科技实用型专家。前者为中国私人教育之先导，是当时中国人文科学的顶端；后者实开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之高峰。儒墨两大“显学”，俱出齐鲁，既是“重心”的产出，也是“重心”的硕果。

先秦齐鲁兵学的发达，是其“重心”地位的另一大展现。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百余年的诸侯争霸，列国纷争，从军事哲学及实践经验上进行理论总结而成丰硕之果，首推齐国军事家。先秦时代号称有六大兵书，即《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而著《吴子兵法》的吴起是卫国人，也曾在鲁国出仕多年。事实上，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种，《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晚子》一书，班固自注曰：“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大约也是一部现已失传的齐人兵书。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外，像姜太公、管仲、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是卓尔不群的军事家。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为“重心”的展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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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心”地位并未因秦的统一而黯然消亡，而是在新的大一统情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深深影响着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秦代，齐鲁文化是对秦始皇影响最大的区域文化。这可从齐鲁文化在秦的戏剧性遭遇中反映出来。前期秦始皇最重视齐鲁及其文化：一是最向往、重视齐鲁之地。他在统一后的11年中，四次东巡，三至齐鲁。不仅上峄山、泰山、琅琊及半岛海岸线，而且刻石勒功，特重文采。《史记·秦始皇本纪》共录秦石刻辞八处，有六处在齐鲁。二是最倚重信任齐鲁儒生与方士。秦始皇立儒生70人为博士，参议朝政，随时请教问询，“东至郡县”，专门向鲁地的儒生请教祭山川的礼仪。可见其对儒生的重视。他听信方士“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说教，“甘心于神仙之道”。他之重视方士，造成了“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盐铁论·散不足》)。后期的焚书、坑方士及儒生，酿成历史的惨剧，其原因固然有儒生在政治上固执的偏见和迂腐的“冒犯”以及方士的欺骗招来报复，而其实质则源于齐鲁自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强势与以攻战统天下的专制之秦的文化冲突。由此引发秦始皇这位刚愎自用的暴虐君主前恭而后倨了。

齐鲁文化在汉代政治、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影响之大，尤以汉初为最。在高祖至汉武帝时期的近百年间，齐鲁作为文化“重心”的优势进一步显露于世。

其一，汉初礼制多采儒礼，刘邦开封建帝王祭孔之先。汉家起于楚地，刘邦又是一个“谓读书无益”之人，素对儒生无好感，但是面对大一统帝国的创立和秦代二世速亡的教训，他还是虚心听取了儒道兼治的大学者陆贾等人的劝告，重用齐人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并接受其“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的建议，使汉家制度的基础多立于儒家礼制之上。并于高祖十二年在平淮返回途中，亲赴曲阜召见儒生，用太牢之礼隆祭孔子，成为历代帝王中第一个祭孔者。

其二，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思想。主要形成于齐国的稷下黄老之学，齐亡后一直在齐地的胶西一带传播发展。曹参以“黄老”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因而倡言“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的黄老之学成为颇受汉初统治者欢迎的人主之术、治国良方。据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其治尚清静无为”，而景帝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景帝本纪》)。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其治术多采黄老，而且一直延续到武帝“罢黜百家”之时，前后约半个多世纪。

其三，齐鲁之学居西汉经学主流地位。历经战国以迄秦汉的代代授传，在齐鲁之地形成儒学丰厚的社会根底和人才基础，在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初传经大师，五经八师，有六位是齐鲁之人。钱穆有《自秦焚书后至汉文景时代之博士》一文，考出汉初经学博士12人，其中8人是齐鲁之士，连同授齐学的董仲舒、晁错达10人之多。可见汉初经学齐鲁居主流。

汉代经学，最重师法，经学宗师，又多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的昌明、极盛时期，实际也就是齐鲁之学弥漫的时代。汉代经学的繁盛，齐鲁之学实为主流。延至东汉今古文之争中所涉经学大师，如孔长彦、季彦、何休、马融等，俱为齐鲁之人，而郑玄则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又能融合古今、遍注群经，集今古文之大成的人。这是齐鲁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本身在大一统条件下与时俱进、不断演变的必然，也是齐鲁文化“重心”地位的结晶。

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作为公羊学大师，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正是一位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下能够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董氏儒学既推明孔子、阐扬仁学，又融合齐学之阴阳五行，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将儒学改铸成新学说。据《史记·儒林列传》：“兰陵王臧，受诗申公，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这说明，鲁诗大学者王臧是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汉武帝之好儒学，也是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董仲舒不能，非汉武帝不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分水岭。从此，儒学由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派上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同时山东之地也由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重心”进入了“圣地”时代。圣地文化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而发展，随圣人、圣迹、圣裔的不断加封而扩大，到明清时代达于巅峰。山东“圣地”也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众多圣人。孔子汉代封公，北魏时封“文圣尼父”，即有圣人之名；唐玄宗时封“文宣王”，北宋则封为“至圣文宣王”，自此圣人成为孔子的代称。非但如此，其弟子后学也因之称“圣”：颜回称“复圣”，曾子称“宗圣”，子思称“述圣”，孟子称“亚圣”，山东成为圣人们的故乡。二是涉圣者称圣迹。孔子的故居孔庙，称为“圣庙”；孔子的墓地孔林称为“至圣林”；孔子当年吃水井称“圣水井”；恭奉孔子五代先祖之地称“承圣门”、“崇圣祠”，祭孔子父母之地称“启圣殿”、“启圣王寝殿”等等。邹城孟子故居则建有亚圣庙、亚圣林及孟母林，还有复圣庙、宗圣庙等等。三是圣裔。孔子之后代嫡孙自汉代即袭封为侯，北宋仁宗时，将其嫡孙封为衍圣公，并另建官宅合一的府第孔府，称为圣府。孟氏亦建有亚圣府，世世袭封。孔、孟、颜、曾等圣裔随时代发展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山东为其故乡，孔氏嫡系后裔死后大都归葬孔林，现有10万坟冢之多。

以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为代表的圣人系统，以孔庙、孔林为代表的圣迹系统和以孔府为代表的圣裔系统，构成了山东以“三圣”为中心的圣地，形成由精神到物质传承不竭的圣地文化气象。

自西汉至清末的2000余年，以孔孟为代表，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物的圣地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达到的文化影响力。其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传统文明中的贡献，也是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具体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民族文化认同的标识。汉代以后，曾有数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经过金戈铁马的攻战和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那些在马上得天下而在人口数量及文化发展均处劣势的统治者，欲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多首先来到圣地，拜倒在孔子脚下。他们往往从这里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也往往从这里切入汉人的精神世界，加速了民族的思想文化融合，开始了政权的软实力建设。他们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氏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对中华主体文明的认同。而传统的中国人主体——汉人，也从他们对孔子的膜拜中，看到异族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一致性，从而接受统治现实，为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最终使国家的文化主体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下。例如：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北魏统治者孝文帝，不仅首封孔子为“圣人”，而且重置鲁郡，以太牢之礼祀孔子，定祭孔庙之制，封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在京师立孔庙，亲至阙里祭孔，并实行大规模“汉化”政策。由此缓和了与汉家世族的矛盾，巩固了政权，成为北朝16国中，延续时间最长、也最稳固的政权之一。金人入侵中原后，衍圣公随赵宋政权南迁浙江衢州，但金统治者仍于统治山东后的第二年始，采取一系列尊孔措施，在曲阜立孔氏后裔为衍圣公，形成了孔府南北二宗的局面。而元代统一中国后，不仅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且以加官晋爵之策，南北合宗，归于山东曲阜。采取在京师大建孔庙，扩建阙里孔庙，将庙、宅分开，扩建孔府，提升衍圣公为三品等措施，以此展示对孔子的崇敬和文化认同。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伊始，更对孔子的尊崇和“圣地”建设超越前代，达到2000年来登峰造极的程度。开国之初的顺治元年，即大赐衍圣公祭田2000余顷，孔林增21顷。在明代定一品基础上，又定衍圣公为“文官之首”，特赋予其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等位极人臣的尊荣。仅顺治十余年间，就两次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与“至圣先师”。康熙更亲临曲阜祭孔，题“万世师表”匾额，尊崇之至无以复加。大致可以说，孔子之“圣人”、山东之“圣地”地位步步跃升如此之高，是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意尊孔不无关系的。而正是孔子及孔子故乡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使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成为中华民族高度认同、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

其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崇孔尊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刘邦亲赴曲阜，开帝王祭孔之先；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看到了孔子与儒学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巨大文化影响力，这对后代统一王朝具有重大影响。如果说，马上可以夺天下，那么，孔子及其学说则可以治天下，维护天下的统一、防止一统的分裂。后世统一王朝都以尊孔崇圣作为文化上实现和维护统一的手段，以尊孔读经实现对一统天下的教化意义，以尊孔崇圣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为维护统一做贡献，也以尊崇孔子显示自己维护传承文明、仁爱天下的明君形象。一代代帝王推尊孔子，在形象上就成为孔子思想的维护者、传承者、推广者，就同孔子站在了一起，为拥护者筑起精神的圭臬，从而使孔子及圣地成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思想支柱。汉后，唐贞观之世升孔子为“先圣”，尊之为“先父”，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代真宗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明代永乐时加封衍圣公为正一品，清之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亲拜孔子，一生八次亲临曲阜，并将女儿嫁与孔门。历代统一王朝的盛世，无不在尊孔上大做文章，成为孔子地位提升最快、“三孔”地位大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其三，历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孔子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授弟子。一个传道授业之师，后代统治者却加封晋爵，封公封王，位极尊显，称至圣先师，将“师”与“圣”结合在一起，有力推动了中国两千余年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孔子又是一个中华传统道德的理论创始者与实践者。千百年来，一代代上至帝王下至黎庶百姓的中国人以朝圣心态被吸引到以“三孔”为代表的圣地，拜孔子，崇圣人，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历览千秋风云变幻，钦慕孔子的伟大与永恒，无不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使孔子的故乡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灵魂的安抚之地。作为孔子故乡的文化圣地，这里留存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印迹以及历代先贤哲人留下的石刻墨宝和尊孔祭孔的遗迹，就是认识和领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集中展示之地，以此追思怀古幽情，引发民族的自豪感；寄托对孔子的敬仰和倾慕，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力量，成为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洗礼之地。

其四，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作为孔子故乡的圣地文化，有其特殊优渥的文化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历代的孔子故乡人，齐鲁之地的山东人，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传承发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的示范群体。一是形成了以孔府、孟府为中心的孔、孟后裔的道德示范之家。清人纪昀所题孔府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既是对孔府社会地位的真实表述，也是对孔氏后裔道德律条的概括。自汉代始，孔氏后裔封爵，往往兼曲阜县令，其职份之一即兼管理圣人后裔。宋代封孔子嫡裔为衍圣公，元代以后，官宅合一，孔府其主要职能之一即是管理、教育庞大的圣裔家族。即使至明、清两朝，衍圣公位至一品，孔府官署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教育、管理圣人后裔。为提升道德文化水准，魏晋时期，孔子后裔即设立孔府家学；宋代则更在孔庙之侧设庙学，专收孔氏子孙入学；明代将孔氏、孟氏、颜氏、曾氏子孙设学教育，称“四氏学”。圣裔子孙都以慎终追远，尊承祖训为人生之一大追求与律条。孔府中为使孔氏后裔遵承祖训，代代以道德诗书传家，特立严格家规族训，以训戒圣裔子孙，这就在孔子故乡形成了以圣裔家族为庞大群体的道德示范之家。二是作为孔子同乡的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自豪感，也有礼义之邦的自律。特别明清设省以后，山东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长期沐其风浴其俗，形成圣地特殊的道德风气，山东人在总体上成为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有特殊人格修养之人。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崇德之风。特重道德修养，以德传家，以德为尚，成为道德模范之乡；二是重教之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应是山东人传承不息的社会共识；三是尊老之风。所谓“孝为百行之元”，山东人特重孝敬父母，由此也形成山东人浓重的乡土观念和恋乡情怀。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第六讲《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中说过：“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暨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大概就是说的山东人的这种道德示范性吧!

文章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