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别了，司徒雷登》，看清司徒雷登截然不同的双重角色

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人，他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曾是燕京大学的校长，积极投身反日斗争中，他还曾是美国驻华大使，极力阻挠中国和平进程。他的两段反差较大的人生经历，给他的历史评价带来不少争议。

1949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其作为推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代表人物，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

但是近年来，有人搬出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只讲其贡献，而掩盖他扶蒋反共的罪行，竟然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

难道我们真的欠他一个道歉吗？下面，我们区分不同阶段，梳理下司徒雷登在中国做了哪些事情。

1946年前的司徒雷登，既是学校校长，又是抗日先锋,他的贡献足以流芳千古。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他的父母都是定居在杭州的美国传教士。11岁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读书，28岁时他带上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跟随父亲在中国传教。

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很有感情，非常热衷于教育事业，1919年1月，他将两所即将倒闭的教会大学联合起来，组建燕京大学，成为第一任校长。学校组建之初，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面临着学生少、教师少、资金少的重重困难，他积极行动去改变困境。

在他的游说下，陈寅恪、郑振铎、冰心、钱玄同、张友渔、斯诺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都曾执教于燕京大学。

为解决经费问题，他将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到了校园建设，像一个乞丐一样，四处游说、筹集资金，并在15年时间内10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募集捐款，最多的一次竟然募集了150万美元。

他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他尊为校长，却不高高在上，而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平等对待所有师生，温暖着每一个学生。燕大本是教会学校，但他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认为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不必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他所拟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真正意义。

从1919年创办到1952年停办，因日本侵华中间停了几年，燕京大学仅仅存续33年，总共注册学生不到1万人，但是它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加上其他行业卓有建树者超过100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各个大城市的中国新闻特派官，90%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其中就有《红星闪耀中国》的作者斯诺。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期间，不仅积极培养中国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更看重学生的爱国情怀，他本人多次投身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活动中。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燕京大学师生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司徒雷登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北平各大学校反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日态度，组织学生到南京请愿，他坚决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罢课。司徒雷登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么，我这些年来的教育就完全失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为了避免遭受日军破坏，司徒雷登让学生在燕京大学悬挂美国国旗。因为在1941年之前，日本和美国关系走得很近，美国向日本出售了大量战争物资。日本人看到美国国旗，多多少少都会有所顾忌。

但是，还是会有学生因参与抗日运动，被日军逮捕。司徒雷登为了营救被捕学生，经常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虽然十分辛苦，但他总是以那些抗日的师生而骄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蓄谋已久的日本宪兵队，包围了燕京大学，逮捕了燕大师生。此时，司徒雷登正在天津募捐，3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逮捕押到北平。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重获自由，他在监狱度过了将近4年时间，出狱时已经70岁。

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积极投入中国抗日运动之中，就像一个天使一样，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

但是在1946年7月19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后，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我们的朋友，而变成了美国在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美国在华利益的实际维护者。由于他过度迷信蒋介石，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代表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和行动，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也从天使变成了魔鬼。

司徒雷登口口声声说热爱中国，却公开支持美国扶日反共政策。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按照最初的设想，美国要对日本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以达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后来，美国为对抗苏联，他们的对日政策很快由“限制削弱”转向“扶日反共”（备注：“共”指的是共产主义阵营），大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绞尽脑汁减少日本战争赔偿，让日本成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前卒”和“炮灰”。

1946年-1948年东京审判的期间，美国无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滔罪行，对许多战犯采取包容态度，日本天皇不但没有审判，还可以继续稳坐天皇宝座。美国扶日政策暴露无疑，遭到了中国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于194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游行。但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他竟然毫不避讳的说，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

对此，全国的知识分子、院校学生，纷纷罢课以示抗议。燕大学生高喊，司徒雷登辞职。一些燕大毕业的人士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司徒雷登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司徒雷登口口声声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对中国的主权视而不见。

1947年初，台湾爆发旨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有人趁机鼓吹“台湾独立”。美驻台总领馆建议对台湾局势予以干预。

随后，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发送密电中，竟然说“从法律上讲，日本目前仍对台湾拥有主权”。这为后来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埋下了伏笔。

司徒雷登口口声声要调整国共内战，却对一直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司徒雷登虽然多次调整国共内战，争取“和平”建国，但他一点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地位，在他眼中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调停失败后，他非常坚决地执行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他的一些举动甚至超出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掺杂着他个人的反共倾向，因为他始终认为：只要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只要由蒋介石这位民主领袖来领导，中国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内战期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军需品。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军队曾经和人民解放军多次接触，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

1948年7月3日，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大笔一挥援华4亿美元，为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权强行输血。

1948年10月23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换帅”的建议：“我们可以劝说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比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与的共和政府，并且更加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

1949年春，在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司徒雷登仍幻想在中国打造划江而治的“南北中国”，不惜分裂中国以达成美国的在华利益。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提议：“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信件，本来都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在美国1949年8月发表的对华关系白皮书中，将其公开于众，一时间让司徒雷登推向了风口浪尖。

1949年3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3天后攻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搬迁到广州，几乎所有国家的驻国民党大使都跟着走了，但司徒雷登却坚持留在南京。就像毛泽东说的“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代表着美国利益的司徒雷登已经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但他不甘心失败，他仍然幻想以基督教的救世情怀，凭借他他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他准备警告中共不得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制度，因为那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否则美国“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

司徒雷登找到中共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学生），谈及他的政治主张，被黄华严词驳斥。后来，他又准备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面谈。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美国国务卿召回美国，因为美国国务卿对司徒雷登失败行动的过激行为感到不满。

固执的司徒雷登仍想最后一搏，他在临走之前，通过中间人士向中共转交了四份文件，警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得搞“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等等，表现出他一贯的对共产主义的错误偏见和对中共的蔑视。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这时司徒雷登正在返回美国的路上。

此后，从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深刻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原因，同时还善意批评了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别了，司徒雷登》就是五篇社论中的一篇。

司徒雷登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却极力主张扼杀封锁新中国

司徒雷登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但他没有从本质上真正认清中国国情，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他所认知的共产党，估计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在司徒雷登眼中，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依靠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一直存在偏见，这是植入其骨子里的认知，和他担任美国大使的职务没有多大关系，就算1946年之前，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当时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没有过多的参与政治而已。

回到美国后，他曾感到疑惑：“国民党实际上真正建立了一个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权”，为什么对蒋介石的“反对声越来越高涨”。他不得不承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治中国。但是，他的反共反华的主张，一直没有改变。他强烈主张美国在全球围堵新中国，坚决不能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要和台湾一起担负起反共大业。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是因为赢得了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如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使中国老百姓继续处于穷困潦倒之中，那么新的政府就会自动倒台。他的这些主张，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明确的记载，只不过此时他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也不是美国政客。

美国政府偏偏也是这么做的，对刚成立的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军事威慑、经济封锁等打压措施。同时，还加快日本复兴，不惜发动朝鲜战争，构筑北至南朝鲜，南至南亚次大陆的新月形的反华包围圈。

但是，这一切都未能阻挡住中国前进的步伐。毛泽东写道：“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民族华夏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抗争，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抗美援朝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打得铩羽而归，抗美援越迫使没有捞到任何便宜的美国狼狈撤军，研制两弹一星大大增加了国际话语权，一次又一次的还击帝国主义的反动阻扰，一次又一次的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也赢得了美国的尊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主动与中国恢复关系，宣布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和调整！

最后结论：

1946年前，作为天使的司徒雷登，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道一声感谢。

1946年后，魔鬼化的司徒雷登，代表着美国政府和美国利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采取的打压措施，并且还强烈呼吁，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封锁行动，我们要坚决批判。

文章写到这里，还有人会认为我们欠司徒雷登一个道歉吗？